導語：暴力事件如幽靈一般浮現而出，在聲嘶力竭的呼籲嚴懲兇手之外，社會頑疾與客觀暴力值得審視。以打亂社會秩序的面貌出現的殺人者，社會的冷漠將他們逼到“人間不值得”“生命不值得”的境地之中。而生產了變態人格的冷漠社會並非是一個單獨出現的怪獸，它根植於上下分明的等級結構。等級結構越是深入，社會裂痕越是拉大，承擔了“客觀暴力”的底層，成為社會邊緣的“異鬼”。
為何極端暴力事件頻頻發生？
上個月，上海市浦北路一男子持刀砍傷四個孩子，其中兩個男孩救治無效死亡。上海警方發佈的案情說明提到：“犯罪嫌疑人黃某，男，29歲，無業，今年六月初來滬，其交代因生活無著產生報復社會念頭，進而行兇。”案件的慘烈性質和這段暗示性極強的文字引發了對犯罪嫌疑人黃一川的激烈爭論。
黃一川揮刀向弱小的孩子，而且是無差別殺人，讓整個社會深感驚悚和困惑。但更為驚悚的是，這樣的暴力事件對中國社會而言並不陌生。在過去十多年時間裡，類似事件像幽靈一樣一次次浮現而出。
僅僅是無差別殺人事件，從2004年以來，國內就發生了十多起。而對於類似難以理解的極端暴力事件，更是每年都有多起發生。最近兩年，就先後發生了甘肅楊改蘭殺死了自己的四個孩子後自殺，陝西張扣扣大年三十晚上殺死了同村三人，中科院大學的碩士研究生被高中同學捅死，廣州大學院長砍殺了上級領導，還有雪宮少年殺人事件等等。
很多討論黃一川殺人案的文章，聲嘶力竭要嚴懲兇手，指責黃一川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殺人魔頭。但對於這種極端的殺人事件，問題並不在於如何懲治殺人兇手，而在於追問殺人者的殺人緣由，追問塑造殺人者的社會環境，從而有針對性地建立起保護機制，有效阻止新的黃一川的出現。
借用齊澤克的話來說，暴力並非只有我們看到的，打亂了正常秩序的暴力。他區分了主觀暴力和客觀暴力，“主觀暴力被視為對事物‘正常’和平狀態的擾亂。然而，客觀暴力則正是內在於事物的‘正常’狀態裡的暴力”。在齊澤克看來，“如果我們要理解那些看似主觀暴力的‘非理性’爆發的事物時，我們就必須要考察這種客觀暴力。”
這起殺人案，甚至許多類似的殺人案，看似是由一些變態人格所製造，但這些變態人格實際上不過是整個社會等級結構的一種扭曲投射。理解這些變態人格，需要先理解正在生成的社會等級結構。阻擊變態人格的繼續生成，首先就要阻擊社會等級結構的在整個社會的全方位滲透。
精明計算的冷漠社會里，“人間不值得”？
黃一川向警方交代稱：“因生活無著產生報復社會念頭，進而行兇。”這句話招致幾十篇文章的唾罵：這世界上生活無著的人多了去了，別的人都在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打工，憑藉自己的力氣去掙飯吃，憑什麼你黃一川要選擇報復社會？
這樣的反駁和唾罵或許沒有錯，畢竟他們指責的對象是一個殺人者。但在齊澤克看來，這樣的人道主義的指責，不過是“道德憤怒的偽批判情緒”。類似的文章除了洩憤外，無論對於理解黃一川的動機，還是對於暴露社會的頑疾，都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
黃一川這樣的殺人者，明明知道死刑的存在，還蓄意謀劃惡性殺人事件，可見他們早已做好了尋死的準備。無差別殺人，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一種病態形式的自殺而已。社會學家迪爾凱姆也曾指出，“反常自殺”很容易與殺人結合一起，造成悲劇後果。而這意味著，社會沒有辦法用死刑、法律、道德譴責去約束他們的行為。決意尋死之人，會有多在乎法律制裁、道德審判呢？
與黃一川的案件相比，楊改蘭和張扣扣的案件更是直接表現出殺人者的自殺動機。楊改蘭用農藥毒殺了自己的四個孩子後，自己又喝農藥自殺身亡。張扣扣在大年三十反覆計算，殘忍殺害了同村的父子三人，卻沒有對逃跑多做規劃。
正是兩人的殺人過程顯得太過理性，使兩人的行為顯得極端恐怖。而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這些人喪失了生活的希望，要用如此極端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們這些擾亂和平狀態的“主觀暴力”，是被何種內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客觀暴力”所孕育？
日常生活日趨冷漠化，是一批一批變態人格的直接製造者。這裡所說的“冷漠”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人與人之間難以交流的關係，面對他人時高度工具理性的考量，階層鴻溝帶來的身份歧視。
人是情感動物，即使在所有傳統社會賦予人生的神聖追求都煙消雲散後，人依舊可以依靠堅實的感情建構起生活意義來。但是，冷漠社會卻高度壓抑了人的感情需求，使得許多人，特別是被社會文化定義為失敗者的人，無法得到感情支持。他們必須直接面對冷冰冰的社會高牆，並且時刻都要面對冷冰冰的社會高牆。
在現在的大眾文化中，黃一川被定義為一個失敗者。上海這個商業都市並沒有給失敗者建構任何的生活意義，“變得有錢”是一個純粹的商業社會唯一的價值追求。但作為失敗者的黃一川，甚至是絕大部分勞動者，都不可能真正變得有錢。無法變得有錢的失敗者，本還可以通過親密關係維持生活意義，但冷漠社會毀滅了親密關係，給了他們最後一擊。
武漢大學的劉燕舞老師曾分析過農村老人自殺的原因，讓我十分震驚的一個原因是，農村老人會對自己進行“估值”，這種“估值”導致了老人的自殺。有一些老人覺得自己成為了家庭很大的負擔，但卻沒有辦法給家庭帶來貨幣收入，如果他們死了，家庭就能節約一筆錢。為此，他們甘願放棄自己的生命。當然，這樣的想法或多或少來自於他們的子女和其他人。正是身處在人人都在精明計算的，純粹工具理性的社會里，老人們才會冷酷地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與這些老人的處境頗為相似的，像黃一川這樣的人，恐怕也處在對自我價值的懷疑之中。正是完全以金錢來評判人的邏輯，奉行絕對工具理性的社會氛圍，使他們產生了自我懷疑。與此同時，其他人不會給失敗者以溫暖和關愛。他們面對的始終只有冷漠。社會的冷漠，終於將他們逼到“人間不值得”、“生命不值得”的境地之中。
在對生活徹底絕望的人面前，道德、法律、輿論這些文明社會苦心經營的約束網絡都失效了。理性變為了恐怖的冷血，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他們眼中變成了和他們自己一樣的行屍走肉。
要想遏制極端暴力事件的發生，需要重建一個溫情的社會。要給失敗者以尊嚴，給弱小者以生命價值。要滿足貧困者的物質需求，安頓弱者的精神生活，讓所有人有建立親密關係的可能。
但問題在於，生產了變態人格的冷漠社會，並非是一個單獨出現的怪獸，它根植於上下分明的等級結構。只要森嚴的社會等級不被摧毀，社會就會一如既往的冷漠和無情。
等級社會里，一個不值一提的失敗者
每一次極端暴力事件發生後，處在社會中上層的人們，總是像看一個怪物一樣來看待殺人者。在一個等級社會之中，不同階層的人之間很難理解對方的生活和思想，往往將其他階層設想為一個另類的甚至是恐怖的存在。在這種氛圍和文化想象之中，不同階層之間只有獵奇、排擠和不信任，怎麼可能會有溫情產生呢？
幾乎所有城市中生活的中產，都習慣性忽視在他們身邊工作的建築工人。作為暴發戶的企業家，幾乎不可能對工人的苦難報以同情和理解。當黃一川殺害孩子前一個月，有任何人關心過他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條件嗎？大約是沒有的，因為他已經被人們看成是一個不值一提的失敗者。
這是社會等級結構帶來的後果。社會等級越是鮮明，社會就越冷漠，人的生命就越不受到尊重。很多美劇裡會出現一個無法理解的邪惡對象，像《權力的遊戲》裡的異鬼，《血族》裡的寄生蟲。對於這些無法理解的對象，人類採取徹底冷漠的態度。面對等級制度產生的巨大隔閡，人們並不嘗試去消弭隔閡，而是用類似對待異鬼的態度對待其他階層的人，從而製造了極度的社會冷漠。這是一種內在於日常生活的“客觀暴力”。
只有當另一階層的人偶爾以打亂社會秩序的面貌出現時，人們才嘗試將其看成和自己一樣的人。當然有的人依舊激烈反對將黃一川看成正常人，即使面對這麼震驚的事件，他們也拒絕反思。
冷漠不僅是在不同階層之間產生。在等級結構裡，階層內部面臨著無休止的競爭，為了往上攀登，人與人之間同樣形成了高度的競爭關係。雪宮少年殺人事件，中科院大學研究生被殺事件，大約可以看成是階層競爭中產生的冷漠後果。社會等級制度的猙獰面孔，從孩子們出生起就威脅著他們往上攀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想象成了絕對的競爭關係，甚至是主奴關係，孩子們甚至越來越不能理解“同志”、“朋友”究竟意味著什麼，從而也持續塑造著自己的扭曲人格。
底層承受的 “客觀暴力”
毋庸諱言，中國當下正在確立和加固等級結構。80年代以來，社會等級結構從財富之間的等級，向政治權力的等級和文化身份上的等級演變。
社會等級結構越是深入，社會裂痕越是拉大，社會就越是冷漠。一個人從未走出過自己的社會圈層，他們如何能夠理解別人的日常生活和暴力行為？他們又如何去熱愛其他人，給予其他人特別是社會底層以溫情和尊重？當一個地方上的暴發戶，在徵地時暴力拆遷逼死了一個農民，卻只被判刑兩年時，還有多少人會認真尊重人的生命？
回顧80年代以來社會等級建立的歷史，那些齊澤克所言的“客觀暴力”充斥其中。而大多數的“客觀暴力”都是社會上層對下層發動的。更準確的說，正是由於發動了客觀暴力，上層才成為上層，正是由於承受了客觀暴力，下層才成為下層。
在這個意義上，現如今底層的暴力是失敗的示威，它以無意義的殺戮，來自我表達，來挑戰社會結構。正因為如此，以暴制暴並不能阻擊這些殺戮，只有回應底層的訴求，幫助底層以正常的狀態表達自我，有效遏制社會等級結構的自我加固，才能減少類似事件的產生。
換句話說，“讓所有人共享發展成果”，是摧毀等級結構的辦法，也是遏制社會冷漠，阻擊極端暴力事件的辦法。
但問題在於，這麼多年來，之所以大部分人不能享受到發展成果，甚至還有一部分人在發展過程中被拋出，並不在於沒有提出這樣的口號，而在於社會一直在支持私有制度的復活和壯大。任何一個鼓勵私有制度發展的社會，一定是一個等級結構不斷加固的社會。
在做社會分層研究時，一些人傾向於把中產階級看得至關重要。但實際上，塑造等級結構的，並非是這些和工人一樣靠工資為生的中產們，而是正在有產的那些人。在發展過程中，這些有產者將發展成果收入囊中，甚至於社會越是發展，有產者所得比例越大。一句話，是什麼在生產等級結構？是私有制度在生產等級結構。甚至可以說，植根於日常生活的私有制度，才是對於社會底層的最大的“客觀暴力”。
齊澤克說，“任何一個被媒體大肆報道的具體危機，永遠是一種複雜鬥爭的產物。”極端暴力事件，日常生活之中的“客觀暴力”，以及社會等級結構的建立與鞏固，私有制度的全面掌權，何嘗不是複雜鬥爭的產物呢？
參考文獻：
[1]章羅儲林：《重建利維坦就能避免“上海悲劇”嗎？》，原載於《南都觀察》，2018年7月2日。
[2]齊澤克：《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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