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脱贫”题材纪录片扎堆出现，但它们的关键词也从记录带有俯视色彩的“扶贫”，变成了更为积极主动的“脱贫”，但如何在宣传色彩浓厚的要求下，寻得更具传播力的表达线索？还需更为深度的探索。
文 | JHR001
从“扶贫”到“脱贫”的语态变化
目前，国内纪录片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用纪录片记录和表现“脱贫攻坚”工作也成为一个惯常的方式方法。
事实上，除了纪录片，“脱贫攻坚”也成为各种形态电视节目的常客，如河南卫视《脱贫大决战》，东方卫视《我们在行动》等。在几天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举办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暨展播活动的通知。其目的也在于“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成就，分享交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经验，助力营造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浓厚社会氛围”。
能够看到，在这样严肃的政治宣传语境下，要创作出既符合宣传要求，又鲜活生动的纪录片并不是一件易事。
但纵观这两年推出较有影响的几部纪录片，他们的主题词都从带有俯视色彩的“扶贫”，变成了更为积极主动的“脱贫”，它们的创作者长期扎根拍摄地，多从各种辛酸苦辣的故事展开，突破了前几年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落地生根》，就是以福贡县匹河乡沙瓦村的故事为主体，讲述了福贡县委政府为沙瓦村民精准扶贫的故事。纪录片中的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沙瓦村是碧罗雪山深处唯一一个怒族自然村，这里有29户村民，基本都是建档立卡户，人均年收入不足3050元，贫困问题突出，是云南扶贫攻坚的一块硬骨头。
《出山记》以石朝乡大漆村的脱贫攻坚、乡村道路建设、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为主线，真实记录了大漆村党总支书记申修军，村民申学科、申周等为代表的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走出大山的故事。
《王梁纪事》则属于典型的“线性”结构表现方法，用了大半年时间去跟踪记录当地农民从买种子一直到销售完毕，致富路上所经历的种种甜酸苦辣。
而正在拍摄的《养驴记》是新疆电视台何明、贾正华两位导演今年三月在和田地区皮山县开机拍摄的纪录片作品。作品以皮山县木吉镇的小村兰干为切口，以发展养驴产业为主线，计划用一年的时间跟踪拍摄皮山县精准扶贫、产业脱贫的发展之路，用时间堆砌、用光影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欢笑与泪水。
2018年7月，已经有几头小驴驹出生了，村里的四户村民喜迁安居房，合作社的磨合期还没有过，分散在各家的远道而来的关中驴是否已适应这片遥远的土地？ 2018年8月到9月，南疆气温越来越高，村民为保证怀孕的母驴顺利渡过炎夏想出了各种各样的主意，气温渐渐转凉时，这一批关中驴就算是在他乡站住了脚。
这些纪录片都是有厚重的时间做铺垫的，它们浓缩着中国扶贫攻坚的全过程，更承载着中国如何实现从开发扶贫到“精准扶贫”、又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的时代进程。
“30 年也好，10 年也好，1年也好，1 天也好，在我看来，纪录片始终记录的是故事的发展进程，故事永远在进行着，我们能截取的只是一个片段。”焦波曾感慨地说。
平视，必不可少
这些纪录片在见证时代进程时，其实也体现了创作中从“领导活动”视角向“百姓生产”视角的转变。
在之前，国内许多扶贫题材纪录片所做的观察大多居高临下，或许因为一般制片方和纪录人本身比其记录对象的生活处境好过许多，而且多为政府行为或是潜藏着各种利益的企业行为。譬如某卫视有一档互换体验类的纪实节目，意在通过城市人的种种乡村生活体验来增进两者之间的沟通，进而间接地推广扶贫行动。
没有真实的“平视”成了其最大的弊病。
对创作者来说，是以扶贫者所做的居高临下而冷静的观察，还是以普通人所做的平视而平实的观察，是以亲近者所做的近距离而带主观的观察，还是以上几种观察兼而有之，每一次观察的角度、层面、距离以至心态的不同，所产生的实际记录效果会大相径庭。
很多脱贫纪录片也可能有较为客观、冷静的记录，实际却多流于形式、自叹自唱，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甚至强迫式的“扶贫”倾向，很难从情感上打动被记录者和观众。
在这方面，《出山记》的平衡就把握得很好。它在片中仍保留人们一些有趣得小玩笑，像主人公申修军的口头禅“党的阳光照射大地”就让现场观众捧腹，说到捧腹，虽然"脱贫攻坚"是个沉重议题，但村民朴实自然的日常对话，却让人莞尔，有人还做了统计，90分钟的电影，观众笑了28次。这无疑是一次有益得尝试。
而且好的脱贫题材纪录片，是能让被拍摄对象也产生共鸣的。
比如沙瓦村的村民们就比任何人都期待着《落地生根》的播出，这不仅仅是想让全国的观众看到自己美丽的家乡，更多的是要让大家看到他们是如何想要尽早的摆脱贫困，让大家知道“中国人的活法”有多努力。
但即使有领导干部，这些纪录片也应该有基本的人味儿。因为让每一个奋斗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干部也好、群众也好，能够直观的看到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以及今后美好的小康生活，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激励和肯定。
“重大主题”也要努力传播
一位《人民日报》记者曾说，“摘帽不是终点，整体脱贫、稳定脱贫才是底线，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要确保脱贫退出成果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贫困县退出后，还需要继续努力，既要持续巩固已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又要加大对未脱贫户的帮扶力度，帮助他们如期脱贫。”
纪录片的长处就在于可用情感搭建宽阔的沟通平台，如果通过这一平台能让人们获得对对口帮扶地区社会、经济、民生状况的深入了解，通过既直观又形象的声画语言使人深切体会到对口帮扶的那种社会责任感和人性化诉求的力量，从而激发更多的人参与到扶贫行动中来，无疑是纪录人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一体化的又一契机。
但此类题材纪录片因为承担了太多功能，在创作时反而容易顾手顾脚。而且，同时我们会思考，这些纪录片的传播度真的高吗？
如果以宣传“脱贫攻坚”作为重大主题的话，那么宣传必定有一定的对象。整个题材的创作还是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大框架下面，但中国故事的关键必须要有好的讲法，注重细节，还要进一步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猫眼的数据能看到，《出山记》的总票房是585万，在现在商业电影依然动辄过亿的当下，此成绩还是有点令人遗憾。
相比单向地宣传宏大的主题与理念，在国际传播中介绍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展现老百姓的生活才是最好的切入点，更能吸引更多观众形成良性互动，产生更多共鸣。只有愿意听、愿意看、听得清、看得明，才能高质量地传达出中国声音。
纵使这类纪录片带有明显的主题宣传色彩，但近两年他们也出现了明显的语态转向。在以前，这类纪录片必然需要采访权威部门、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用口述传达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理解。
有人说，“纪录片不单应当是纪实的，而且应该是历史的。
围绕“脱贫攻坚”而作的纪录片承载着宣传的立场、价值观、国家意志，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但随之而来在传播中的困难也摆在创作者面前。不同于人们容易理解的美食、旅游、文化等软话题，他们涉及历史、政治等相对枯燥的领域，和绝大多数重大题材纪录片一样，他们都面临“如何真实让大多数人信服？”“如何就政策情怀进行电视化表达和呈现？”等困境。
所以“国际表达”在记录脱贫的纪录片中依然非常适用，比如用个体叙事展现宏大主题，或者熟悉故事的陌生化叙述等方式。
《出山记》里有三条线：一是村支书申学军扶贫工作的酸甜苦辣；二是村里的孝子申学科爸爸的病是否能治好、路是否能修好；三是急于搬到城里结婚的申周和执意留守大山的父母两代人的思想能否合拍，全家能否顺利迁出大山搬到城里。
它塑造了有个性、敢打敢拼的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大漆村村支书形象，表现了基层扶贫干部的精神信念，通过一个个小人物、小家庭、小故事，客观记录村民生活中的喜悦、摩擦、争吵等，呈现出真实复杂的乡村扶贫图景。
政策的方向和乡村巨大的素材库，着实给纪录片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确实横亘在前。同样是创作过“扶贫”题材纪录片《落地生根》的导演柴红芳认为，现实类题材的纪录片，中国乡村有着纪录片人取之不尽的素材。“纪录片人‘进山’，是为了更多的人‘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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