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第83期陸家嘴讀書會於7月12日在交大高金陸家嘴校區舉行，中國銀行前副行長王永利受邀分享新著《穿越危機：世界劇變的中國選擇》。王永利擁有國有大行豐富實踐經驗和學院派紮實理論功底，於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二年，後加入中國銀行，2008年期間直接負責中行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應對。
2018年全球金融危機10週年之際，王永利作為親歷者，總結穿越危機的經驗、分析中國面臨的挑戰並提出建議。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作為嘉賓出席講座並點評。（本文由講座速錄整理而成，已由作者本人審閱。）
穿透表象把握危機根源
應對危機，首要的就是必須準確把握危機的根源是什麼，進而才能準確把握危機將如何發展。
今年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機10週年，關於危機大家也在做重新思考，從次貸危機到金融危機，它的根源是什麼？我們回顧一下，當時很多人總結原因，歸納起來主要要：第一，創新過度。金融產品不斷衍生，層層嵌套，最後都不知道底層資產是什麼，監管沒有跟上來。第二，過於貪婪。金融機構貪婪，投資人貪婪，金融機構把這樣的複雜產品推出來，沒有很好地控制風險；投資人也不顧風險，只要收益高就去投。第三，會計制度有漏洞，評級公司不負責任。第四，大而不能倒，釀成系統性金融風險等等。
但是大家仔細琢磨一下，剛剛講的這一系列的東西，它能是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根源嗎？所以從一開始我就不服這個東西，我認為這些都是原因，但都是表層原因，解釋不了一個全球性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產生的真正根源，所以必須要穿透表象，進一步探究根源。
首先要明確的是，這些次貸產品的底層基礎是什麼？是住房按揭貸款。按揭貸款質量走勢最大的影響因素是什麼？是住房價格走勢。在住房價格穩中有升的情況下，銀行所有貸款當中，最穩定最安全的貸款就是按揭貸款。
但它有一個分水嶺，一旦住房價格向下走，住房按揭的風險就會急速暴露，次貸危機就是這樣引爆的。當然，次貸危機不是指次級住房按揭貸款本身產生大量壞賬形成的貸款危機，而是指在次貸基礎上衍生出很多金融產品出現大規模違約造成的危機。次貸危機的全稱應該是次級按揭貸款支持的金融衍生品暴露風險引發的金融市場危機，所以大家講次貸危機，是在2007年7月份，大量次貸衍生品在金融市場上被評級公司大幅度降低評級之後，引爆了。
所以很多人只是盯著市場的衍生產品的表現，而忘了它們最底層的產品是什麼，忘了去關注房產價格走勢變化。這是今天我們在總結這場危機時，必須要關注到的。同時，還要結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對比分析今天我們面臨什麼樣的風險？我們是不是也很大程度上走上了美國次貸這條路。我們的房地產急速擴大，房價不斷上升，金融機構貸款越來越多和房地產掛鉤，大家是不是也在心裡認為住房按揭貸款不會出問題，房地產價格只會上升不會下降？如果是這樣我們會不會也爆發次貸危機？
第二，造成房地產價格波動還有很深刻的因素，我們還要去找。
這個時候就會延伸到最後的結果：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最根本性的影響因素是全球化發展造成大規模的產能和流動性轉移，因為信息不對稱、不充分的客觀存在，必然造成大量的過剩，大量的過剩必然造成嚴重的危機。
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全球金融危機是否已經走出來了？在危機爆發之後，本來就是產能過剩、流動性過剩，為救市，主要經濟體又大量的投放產能，投流動性，確實有效遏制了危機的急速惡化和猛烈衝擊，但危機的根源並沒有消除，反而積累的更多更嚴重了，我們真的從危機走出來了嗎？這是必須慎重思索和認知對待的。
真正的考驗正在到來
從次貸危機、全球金融危機不斷總結過程當中，我突然認識到，世界格局正在劇烈變化，金融危機爆發後，已經從量變進入到質變的關鍵時期了。而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從1978、79年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已經穿透了幾次大的危機，然而今天真正的考驗來了，真正對中國的考驗，對全球的考驗，我認為現在真正到來了。
面對著世界劇變這樣一個特殊時期，中國做出什麼樣的選擇，不僅對中國至關重要，還將影響著全球未來的命運。所以我把這本書的名字叫《穿越危機：世界劇變的中國選擇》。我把我十幾年的所思所想與書的編輯及幾位朋友進行交流，大家抓住了幾個關鍵詞：金融危機、危機應對、世界劇變、中國選擇，最後組合起來就成了這本書的名字。書名也包含了兩層意思，一個是我們前面穿越了危機，一個是真正可能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改革開放以來，甚至是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有沒有經歷過一次像樣的系統性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都是外來的危機，只有那些有國際業務的機構才會受到影響。中國本土金融機構在1998年海南發展銀行倒閉之後，還沒有一家銀行倒閉過，更沒有引起所謂的系統性風險。如果現在真的爆發一次危機，我們不再由國家保證絕對的剛兌，我們可能要允許金融機構有退出機制，如果說產生一個系統性的波動，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信心，那麼大的能力應對危機嗎？我在中國銀行經歷過這一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應對，對照觀察現在中國金融的實際情況，我對此存在深深的擔憂，可以說，因為我們長時間沒有真正經歷過金融危機的洗禮和歷練，現在下至金融機構，上至整個國家，嚴重缺乏應對金融危機的經驗和能力。
回頭去看，2013年的錢荒就造成那麼多大的波動，如果我們提前有認知，提前就有利率走廊和應對預案，我認為不會發生那麼大的問題。2015年的股災，在其爆發的時候，很多部門都認為是證監會的事，和我沒有關係。國務院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是有應急領導小組的，但是這個時候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呢？是否能及時協調相關部門，緊密配合，形成合力，全力以赴應對危機呢？相關部門是否對問題的根源有準確把握，並能夠切中要害，採取有效措施儘快遏制局勢惡化呢？
今天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反思，包括我們的住房問題，大資管問題，背後隱藏的問題和風險，你對照一下次貸危機和全球危機，有多少是非常相似的？我們可能已經走上了次貸這條路，只是說現在房價還是穩中有升，風險沒有爆發的情況下，你還能平安無事。但如果繼續高枕無憂，而不能居安思危的話，恐怕就危險了。這裡我要提醒，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確實是穿越了大大小小的危機，但是真正的挑戰，真正的危機，真正的考驗正在走來。而在這樣一個劇變的時代，在經濟增長換擋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如何選擇，如何選擇對了，對中國，對全世界至關重要。接下來我給大傢俱體分析一下：
東南亞金融危機與中國金融改革
1996年經濟加快發展之後，由於中國也是靠招商引資，靠開放，也是兩頭在外，加大出口。中國經濟發展起來，除了房地產以外，大量也是靠出口拉動的，就對東南亞構成了一個競爭關係。而東南亞在這之前吸引了全球大量的產能和資本，在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四小龍、四小虎在快速起飛的時候，泡沫在快速聚集，風險也在積累，到了96年中國經濟一起來，出口競爭力一強，就對他們造成很大影響。再加上美國網絡產業興起，開始吸引大量國際資本注入，以及索羅斯等國際資本炒家，看到東南亞國家的泡沫非常大，完全有炒作的可能，就開展了強力的攻擊。幾個因素一起，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就爆發了。
這個時候中國面臨一個問題，因為我們也是出口導向的，我們要不要實施人民幣貶值？人民幣貶值，其他國家的貨幣也要貶值，大家就陷在螺旋式貶值的窘境當中。所以當時中國宣佈，人民幣不貶值。這使我們的出口受到很大影響，經濟發展受到很大壓力，但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相像增強了，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明顯提升了，因為東南亞的危機不僅是東南亞國家的危機，對日本包括韓國的衝擊也是最大的，因為大量的是日本、韓國的投資。日本這個時候根本不管他們，中國這個時候站出來說，我們人民幣不貶值。這對整個東南亞經濟的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隨即人民幣在周邊國家開始流通。
除此之外，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中國的金融改革幫了很大的忙。中國金融要推動改革早就啟動了，但是非常難，因為整個經濟社會的改革成本最後會壓到金融身上。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中央銀行法》《商業銀行法》都出臺了，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就是無法落地。一直到東南亞危機之後，大家才意識到金融的重要性。以前在中國，金融的概念就是出納，沒有太大影響力。當時我們的金融問題太多了，大量的不良資產，大量的案件都在暴露和淤積，如果再不改革肯定不行，所以必須要改革。
朱鎔基總理在1998年抓住這個機遇進行了非常深入的金融改革。做了哪些事情？一是成立中央金融工委，把國有金融機構的組織關係從地方脫離出來，實施垂直管理，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對銀行貸款的干預。第二，發行2700億專項國債，對口補充四大銀行的資本金。第三，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對口剝離四大銀行不良資產，剝離了1.39萬億。這裡提醒大家想想，當時我們的貨幣總量是多少呢？1999年底我們的貨幣總量才11.76萬億，我們居然一下子剝離1.39萬億不良資產。我想我們現在要不要做好這樣的準備？第四，剝離商業銀行的附屬業務，實施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商業銀行只能做專業的事情，把信託、租賃、房地產、酒店都脫離掉。另外還掀起了一輪清理三角債的運動。
可以說，沒有98年的金融改革，我們中國的金融是達不到今天的水平的。而沒有東南亞金融危機，我自己的判斷，98年金融改革也很難推出來。
東南亞危機，我們正在應對的過程當中，還沒有結束，1998年南方大水爆發了。這一次的南方大水非常厲害。即在改革開放第二個十年的時候，我們又迎來一輪重大沖擊。
三大改革與新世紀的崛起
這個時候國家開始發動全國尋找新的增長點。1999年我們找到了增長點，就是全面深化住房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醫療體制改革。這三大改革把原來國家要往裡貼錢的三個半公益事業或者說公益事業，變成了一個產業來開發。以前房子是分配的，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教育是義務的，醫療是公費的，都是政府或單位要貼錢，沒有回報的，結果越做越差，最後根本承受不了。最後把關係民生最重要的三大領域變成產業來開發，唯一的供給方是政府，政府可以用各種方式不斷的刺激其發展。
三大改革的實施，就把資源變資本，資本再加槓桿，推動我們後面進入2000年之後，中國進入了一個不差錢的年代。我認為如果說沒有這三大改革，中國的經濟到不了今天，特別是如果沒有這三大改革，我們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都很難。這是第二個“十年”，經過三大改革的推動，到2000的下半年，中國經濟明顯企穩回升，而且勢頭還是不錯的。
在中國三大改革推動中國經濟企穩回升的過程中，全球經濟形勢卻發生一個重大變化。
東南亞危機之後，聚集在東南亞的規模龐大的國際資本，急於尋找新的投資地。當時東南亞包括日本、韓國這些地方都受到嚴重的影響，中國金融基本上完全封閉無法進出。與此同時，1998年俄羅斯爆發債務危機，拉美本來就動盪的金融又劇烈動盪，老歐洲還是在走下坡路，非洲幾乎看不到希望。放眼全球，資本往哪裡去呢？非常清楚的一個出口就是北美。
流向北美的國際資本，除了一小部分去了加拿大，絕大部分去了美國。去了美國的資金除了一小部分去了房地產，絕大部分去了本來就火熱的網絡產業上去了，推動美國網絡經濟迅猛發展。為了抑制網絡泡沫，美聯儲不斷提高基準利率，到2000年底，聯邦基準利率提高到年利率6.5%。但是，一進入2000年，網絡泡沫一破滅，對美國經濟社會影響很大，因為網絡產業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美國將日本快速上升勢頭按下去的支柱產業。所以為了穩定經濟社會，小布什政府一上臺就出臺了一系列的法案刺激房地產發展。大家知道，房地產是帶動產業最多的支柱產業。要刺激經濟，基本首選都是刺激房地產，中國也不例外。
跟著美聯儲大幅度降低基準利率，到2003年6月降到1%。經濟形勢剛剛有所好轉，2001年911恐怖襲擊又爆發了。這一下造成美國的反恐局勢迅速惡化，並迅速發動阿富汗戰爭，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美國經濟開始下行，特別是投資環境不好，逼著很多資金向外流。
這個時候，放眼世界經濟的格局，東南亞危機之後，基本上是美國獨好。結果美國網絡泡沫破滅，911的衝擊，他也不行了。所以這個時候，全球經濟低迷，急需尋找新的增長點。
放眼全球，結果發現一個巨大的亮點，這個亮點就是中國。
三大改革使中國經濟企穩回升，良好的發展態勢使國際組織希望將中國拉入WTO，併發揮其拉大作用。
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就一直希望加入WTO，當時叫關貿總協定，但是他們的條件非常苛刻，比如說市場要開放，外匯不能管制，人民幣要自由兌換等等，我們根本做不到。到2000年已經談了13年，還是加不進去。2001年，世界格局發生了劇變，全球需要中國來拉動。所以世貿組織做了一些讓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包括金融、農業領域都有5年的過渡期，而且到今天為止，大家會看到人民幣並沒有做到自由兌換，還是有控制的浮動利率體系等等。
中國不僅渡過了98、99年的危機，我們邁入新世紀的第一年就正式加入了WTO，然後大量產能和資本湧到中國來，在三大改革基礎上，中國迅速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從2001年開始，全球經濟新增總量當中中國已經佔了大頭。推動中國經濟在2011年之後快速發展，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說，進入2001年之後，中國用15、16年時間的發展，走過了很多國家150、160年的歷史，超過了全世界的現象，包括我們自己的想像。
可以說，沒有三大改革，沒有世界經濟形勢的深刻變化，中國可能依然加入不了WTO。不能加入WTO，就難以有效融入全球化大潮，實現之後的高速發展。
多重因素引爆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
中國加入WTO之後，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帶動了全球化發展的小高峰。在全球進一步發展過程當中，產能過剩、流動性過剩也更加嚴重。
大家看到大量國際資本從美國外流，首選中國，中國不僅經濟發展好，回報率高，人民幣還有升值空間等等，都有好處。中國的快速發展帶動了能源、礦產、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升，帶動金磚國家快速啟動，更加帶動資本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流動。
大宗商品起來之後，到了2004年6月的時候，美國低利率政策難以為繼，他不得不開始加息，在加息過程當中，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你前面不斷降息的時候，房貸還款成本不斷降低，而且跟著房價不斷向上走，住房按揭貸款就越來越安全。所以很多人認為，我們原來是不是把住房按揭貸款卡得太嚴了。美國不像中國，他老早就一個個人徵信體系，什麼人可以拿按揭貸款是有信用評分標準的。在房價不斷上漲的情況下，有人嘗試將標準放低一點，在這一過程當中，次級貸款這個東西就出來了，因為你不是標準化的。而且試了一下也沒有問題，就推動次級按揭貸款加快發展。但這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放貸一多之後，放貸公司的監管，比如說資本充足率比例受到了影響，需要資產證券化，要推動出表。所以MBS就出來了。
投行投得多了之後他們壓力也大了，說能不能再分散出去？所以CDO就出來了，CDO又不斷的CDO。然後大家說能不能把保險公司也引進來，然後CDS也出來了。分散風險成為了當時非常大的熱點話題，而且相關人員的模型和理論曾經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隨著發展，大家忘了這個東西的底層基礎在哪裡，甚至有人忘了，房地產價格會下降。
結果這個事真的發生了。2004年開始美聯儲不斷在加息，到2006年6月份，基準利率加到5.25%，這時問題就開始暴露了，因為原來人們是基於1%、2%的基準利率去貸款的，結果利率上漲之後，他還不起了。再加上新興國家的崛起，帶動大量資本外流，美國住房新增需求也在減弱，兩個東西一疊加，到了2006年9月份，美國住房價格進入波動狀態。
到今天我們來看是見頂回落，但是在事中的時候這個東西是很難判斷的，因為任何事情都不是直線走的，都是階段性的波動的。所以當時大家也認為那是一個階段性波動，但是實際上到06年底，很多發放次貸多的機構，大量不良資產暴露出來，甚至有的宣佈破產。
但是這個時候，很多人還是認為，這是美國次貸機構的問題，不是全球金融市場的問題。一直到2007年，房地產價格開始明顯下降，最後傳染到了證券市場。所以07年，次貸支持證券違約開始上升。07年7月份，國際評級公司大幅度降低債券評級之後，引發了次貸危機。當時投這些產品是國際化的，所以逼著一些主要國家的央行實施了很大力度的救市。但是這在美國也是充滿爭議的，包括貝爾斯通這樣的機構要不要救，研究的結果是不救，不救就倒下去了。一倒下去又引發連鎖反應，迫使美國加大救市力度。到了2008年2季度，證券市場明顯回暖，很多人認為危機過去了。
是不是真的過去了？當時我在中國銀行，我們通過穿透它的基礎資產，觀察美國房地產價格走勢，發現根本沒有回彈，而是繼續呈現下滑態勢。所以我們的判斷，這個回暖是全球救市階段性的成果，一個是迴光返照的良好時機，必須抓住機遇加快處置不良資產。當時我們形成一個報告，要集中處理次貸相關產品，第一目標80億美元，第二目標100億，第三目標120億美元。報告上去之後，決策層還是有爭議，很多人認為危機已經過去了，為什麼現在要處理？我們力陳理由最後得到批准，之後我們加快實施。因為大家知道，集中處置是要打折的，這當中涉及到很多具體的券，平均下來大概是86折賣掉了。這當中要損失多少呢？11億多美元。
這個結果一出來，引起很大震動。當然11億美金，在當時國際大銀行來說損失是很小的，他們基本上都是幾百億美元的損失，但是在中國，大家受不了，上下都產生巨大爭議。當時我要求部門馬上籤報，我上面批的是：我們的判斷是準確的，行動是果斷的，取得的成績是值得肯定的，要再接再厲，儘快實現第二目標，力爭實現第三目標。當然這個報告上去以後，主要領導認為這個市場已經變了，不要再做了。簽報回來之後，馬上雷曼兄弟倒閉，市場劇烈波動。同樣的券多少錢呢？不到15塊錢。80億美元的財產，要是危機之後再處理的話，你要損失多少，至少減少損失50多億，但是很多人看到的是你損失了11億，而沒有看到我們這個舉動減少了更大的損失。而且這個舉動是在全球同業當中是獨一無二的。
所有這些舉措都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的判斷。當時我跟方方面面的人交流時，沒有人談到次貸證券底層次級貸款資產的價格走勢，你認為這個是不是非常的奇怪？而我們恰恰就是因為實施穿透式分析，關注到房地產價格走勢才做出的這樣決定。這個是我們在危機應對過程當中取得的一些成果，積累的一個重要經驗。
隨著美國住房價格持續走低，2008年9月越來越多的的相關機構陷入困境難以自拔，著名投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美林公司被接管，美國爆發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進而迅速蔓延成為全球金融危機。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加入了世貿組織，深刻融入全球化大潮之中了，全球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就非常大了，當然也會對金融產生很大沖擊。這就在改革開放第三個十年時，中國再次遭遇重大沖擊。
危機之後，中國迅速調整宏觀政策導向，本來2007年科學發展觀出來，宏觀調控是收緊的，尤其是08年大幅度收緊。我們1998年取消了貸款額度的管理，2008年又重新回來了，實施嚴厲的宏觀調控。但金融危機爆發後，11月宏觀政策就有一個很大的逆轉，要求銀行趕緊放貸款，很快國家推出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儘管至今爭議都很大，但是確實使中國在當時全球經濟迅速下跌的時候，率先止跌回升，而且迅速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量產能和資本更快向中國匯聚，我們的外匯儲備不斷上升，我們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從今天來看，應該說中國穿越了2008、09年的危機。
中國進入一個非常關鍵的轉型調整期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個全新階段無論是從國際局勢來講還是從中國國內來講，都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我們前面40年走過的路、運行的方式、發展的模式很難繼續走下去了，甚至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沒有新一輪更加深刻、廣泛的改革開放，中國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走不出來。
從國際上來看，國際上原來我們改革開放初期蘇美尖銳對抗，我們作為一個大國，我們不是頭，我們有巨大的國際套利空間的國際大環境發生了變化。今天蘇聯已經解體，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差距還在不斷縮小。不管你今天要不要韜光養晦，實際上你已經開始挑戰美國的老大地位了。大家知道，在國際上有一個“修昔底德陷阱”，有人統計過，老二挑戰老大地位，在歷史上有16次，其中12次是靠戰爭解決問題的。上世紀到50年代以前，世界上兩次大的戰爭，一次大的蕭條，可能戰爭都是從歐洲爆發的，但是都和美國崛起打破了世界的平衡，激化了原來強國之間的矛盾是有絕對的關係的。所以如果說真的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領先的話，註定這個世紀的上半葉一樣是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也會面臨劇烈的矛盾和挑戰。甚至要做好最壞的打算，這是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
從中國自己的形勢來看也是一樣。從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不斷暴露。現在已經進入換擋轉型的關鍵時期。從2012年開始到2017年底十九大召開，我們下行了六年。如果十九大再不能明確我們的發展方向、目標、路徑，大家想像一下，國內人民的信心能不能穩得住。這個挑戰是很明顯的，如果再不明確這個東西，有可能散掉。因為高速發展的時候，大家是包容式的增長，哪怕有人得益大，有人得益小，但是總體是向上走的，會包容很多矛盾。但是一旦進入下行階段，原來積累的矛盾就暴露出來了。這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很大問題，必須要把發展方向、目標和路徑明確出來。
毫無疑問，中國必須推出新一輪更加深刻的改革開放。但是改革談何容易？怎麼改？改什麼？怎麼走？這是要做出非常多的選擇、探索和鬥爭，最終才能落地的。我們一開始的10年是激烈鬥爭的10年，沒有全球格局變化我們可能還是穩定不下來。今天也是一樣，我們知道任何時候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所以最大的阻力一定是來自於既得利益者的反抗。
今天我們和改革開放初期不一樣，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高度公有、高度計劃這種體制運行了很長時間之後，把階級、階層、利益集團幾乎消滅殆盡，而今天這些東西都出來了，特別是利益集團。這個格局如果不打破，大家要設身處地的想一想，我們的重大改革能不能推出來？所以今天我們會有很多的焦慮和顧慮，因為改著改著，又開始強調核心和權威了。
但是也可能這是一個必要階段，因為沒有這個東西，我們重大改革根本無法形成統一意識和統一行動，根本推不出去。當然還要不斷總結我們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防止出現所謂的系統性顛覆式的重大差錯。這些都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從這些角度來看，十九大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決定，新時代、新思想、新方略，特別激發人心、堅定信心。包括我們發展的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等等，太重要了。做出這樣的決定，對我們凝聚人心提升戰鬥力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帶來一個問題，大家看到美國今天和我們的矛盾非常尖銳。因為美國從80年代末就開始做全球經濟佈局。把他的普通加工業大量向外遷移，聚焦在高科技、軍工和金融三個高端領域。依靠這些高回報的東西，來維持國內的運行。把普通加工業搬到中國，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原材料、環境保護成本，再運回去都比他本國生產便宜很多，大大降低他們本國消費成本，保護了他們的生態環境。另外遷出去之後，美國勞工的話語權大大削弱，美國藍領工人的工資基本上從80年代末到現在沒有怎麼增長，增長的都是硅谷或者是華爾街的人。
今天大家一定要知道，美國這樣做最重要的基礎是什麼？是高科技。所有的基礎都是高科技。一旦他的高科技被動搖，其他東西很快都變了。而今天中國改革開放聚集了全世界最全的工業體系，而且在很多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們已經是越來越領先了。你今天會看到美國現在要“再工業化”，要製造業迴歸。因為他意識到，如果說不迴歸的話，大量研發的東西不到中國去落地很多東西找不到落地的地方，其價值會大打折扣，而且研發生產長期不在本土，高科技的研發也會受影響，所以他要再回去。
那麼憑什麼再回去？資本是有選擇的，你要給好處他才會回去，所以要減稅。美國的優惠政策不會像中國，美國是小政府，他只有減稅這一條選擇，沒有其他的。但是，減稅容易，一減稅很快就下去了，就像我們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叫放權讓利，大家很高興。但是沒有幾天壞了，財政收不上錢，國家行政要停擺，必須調整。所以很快中國就推動利改稅、撥改貸等，想盡一切辦法往上收。
美國也是如此，政府的負債，僅聯邦政府已經是21萬億美元的債務了。從危機爆發時13萬億現在達到了21萬億，你還能繼續擴大負債嗎？同時，要再工業化回去，基礎設施必須要跟上來，就像我們說要想富先修路一樣，大規模物流轉移和人流轉移，沒有交通、通訊跟上，你怎麼發展？而美國交通等設施在80年代末之後，幾乎沒有再投入。它的公路鐵路，尤其是鐵路很多都生鏽了。公路還可以，但是很多橋樑已經三四十年沒翻修，港口也都好多都不行了，航空還稍微好一點，因為人流比較多。所以這個還需要繼續投入。這些都需要政府開支。這個東西是一個坎，如果不能迅速解決這個問題，你可能連這個坎都邁不過去，政府可能停擺，特朗普可能要下臺了。所以矛盾必須往外轉移，最好的選擇必然是提高關稅，因為美國是全球最大逆差國，一加關稅，很快稅收就可以收回來，而且要增加出口國的成本，可謂一舉兩得。當然是不是這麼簡單，這會不會延伸影響到國內消費水平的提高，也很難說。
80年代之後，美國中產階級財富規模是縮水的，不是說增長速度下降，或者在整個社會財富當中的比重下降，而是說他的資產規模是縮水的。從90年到現在，30年的時間，社會貨幣總量的擴張，財富的增長，居然中產階級的財富規模還是在縮水的，你就可以想想，他們中產階級的生活壓力如何？今天歐美中產階級的生活壓力是非常大的，也造成了他們的社會矛盾非常尖銳，說社會財富被1%的人瓜分了，甚至有人說是1%當中的1%的人給瓜分了。所以也促進了所謂民粹主義的興起。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當選，就是因為他說我要代表勞工，代表普通人，我要反對你們這些精英。
那麼，現在可能有一個問題，全球化之後，包括記賬清算的使用，使得中美兩國利益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和收益是巨大的，我們的外匯儲備絕大部分放在美國，這樣，中美兩國爆發貿易摩擦，對大家都是不好的，實際上會兩敗俱傷，並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傷害。
但是，美國鷹派可能不這樣看。美國作為世界老大，無論是誰，你一旦挑戰他的老大地位，他都會往下死按的。日本要迅速上升，他照樣給你按下去。歐元區成立也是衝著他美元地位去的，你會看到美國同樣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壓制。
但是我依然認為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方向，美國想逆潮流而行，放棄世界領袖應有的全球胸懷和負責任大國形象，一味強調美國優先，強調美國利益，把全球都不放在眼裡，這樣做他就會失道，就會失去信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國這種逆全球化潮流的舉動越強烈，就越會推動世界格局加快變革。
我堅定認為，儘管中國現在面臨很多的問題，甚至是非常嚴峻的挑戰，但是放在全球去看，中國依然有很大的調整空間和迴旋餘地。我們還處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發展過程當中，我們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改革的餘地和紅利還是非常大的。
當我們講互聯網發展的時候，為什麼電商的業務引到中國來，短短几年時間，我們的電商交易量就相當於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當然你人口多，還有快遞特殊條件，這些因素都有。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傳統的商業物流領域環節多、效率差、成本高，各種吃拿卡要太多了。當互聯網這個東西一上去之後，很多線下的東西沒有跟上去，甚至連合法的稅、監管都沒有跟上去，成本大幅度降低。同樣一個東西到線上一賣，便宜20%、30%很正常，50%都可能。大家想像一下，在日本、歐洲等開放市場裡，同樣一個東西，線上便宜5%就差不多了，便宜10%是很難的。這說明我們的改革空間很大，一旦推出之後，你再想退回去也不可能了，你必須要在這上面改革、提升。
沿著這些東西你去看，不僅是物流領域，我們的金融是不是這樣，我們其他的很多領域是不是這樣？其實有巨大的改革空間，我們必須要深化改革，而且要擴大開放。包括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你僅僅是引進來設機構，走出去設機構，機構多，金融增加值在GDP當中的比重高就是國際金融中心嗎？國際金融中心最重要的你能聚集全球金融資源，而且你這個地方有國際影響力那才是國際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是金融交易市場，而且這個市場一定要開放，讓全球參與進來，形成我們這個市場的國際影響力。
比如說上海石油期貨，這是基於我們亞太這個地方的供求定的價，而不是將歐洲的定價，或者是美國的定價搬到亞太來，而是基於我們這個地方的定價慢慢形成影響力，這樣才可以。
不僅是石油，很多大宗商品中國都是最大的進口國、消費國，在全球產能過剩的情況下，買方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又是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還在上升，所以天時地利人和，中國完全具備加快這方面發展的機會。
從直接的宏觀政策來看，中國現在還有3億美元外匯儲備，這是我們抵禦外部衝擊非常大的利器。第二我們的利率不是歷史性的低利率，到目前為止，一年期國債利率還有3.5%左右，也就是說無風險收益率還有3.5%左右，這個太高了，完全有調整的餘地。同時，我們在保持14%-15%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基礎上我們又推出了存款的保險制度，存款雙保險加大商業銀行的成本，再進一步提升社會融資成本，我們有沒有調整的餘地？太有了。存款準備金率可以大幅度降低，這會調整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調整整個金融資產結構，降低社會的融資成本。
從中央政府負債來說，在主要經濟體當中我們還是很低的，中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還是有的。
中國今天面臨很大的挑戰，可能2018、2019年才是真正挑戰的開始。這是中國發展非常重要的階段。十九大之後，到2020年，中國如果說可以穩定渡過的話，未來將一片光明，我自己還是充滿信心的。正是因為如此，我認為我們要總結前面穿越危機的經驗，同時要面對世界劇烈變化有可能激化世界矛盾和國內矛盾，形成新的更大挑戰的狀況，做好充分準備。特別是在金融方面，我們面對和應對危機的經驗和能力非常欠缺，怎麼辦？要加快準備。這可能是我寫這本書，特別是命名為《穿越危機，世界劇變的中國選擇》的基本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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