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知道該怎樣表達我對淮北的感情。我不是淮北人，可是，我愛她。人這種東西就是奇怪，要說起一個“愛”來，可以愛得完全不需要理由。有一次坐火車，一路上跟身邊的人聊得很投緣，可是，當她突然問我：“你這麼一個有品位的人，怎麼能在淮北那個鬼地方生活下去？”我立馬跟她翻臉。另一次是在上海進修，所在學校的老師很是關懷地問我：“你從淮北來，那裡條件艱苦，有什麼困難你儘管提。”我一聽心裡就彆扭，不為別的，就因為我不能容忍別人用如此輕蔑的眼光看待淮北。幾年前，畢業多年的同學歡聚一堂，也有好朋友挽著我的手悄悄兒地問：“真想不明白，你怎麼一猛子扎到淮北就不出來了？淮北有什麼好？”
是啊，淮北有什麼好？我也說不清。論繁華，自然難比北京、上海，論美麗，絕對超不過蘇州、杭州，可是，我還是莫名其妙地熱愛淮北。每一次從合肥回到淮北，不，只要汽車踏上淮河以北的道路，我的感覺就不一樣：一種莽莽蒼蒼的浩然之氣漸漸從心底升騰而起，眼看著“君王”、“符離”、“古城”這樣一個個飽含歷史底蘊的地名從眼前掠過，我就會有一種抑制不住的衝動：眼前每一個鬱鬱蔥蔥的村莊，似乎都深藏著不肯輕易言說的歷史的機緣；路邊的每一條河流，彷彿都流淌著千年積聚的文化精華；腳下的每一寸土地，分明都飽含難以名狀的天地靈氣。它們都在等待我們的探尋，等待著我們找出那深埋多年的歷史奧秘。
不瞭解淮北的人都說淮北是一座因煤而興的皖北新城，言外之意也就是，離開黑漆漆的煤炭，淮北再也沒有什麼了。初到淮北的日子，我也這麼想。那時候，下了課常常揣著兩隻手，百無聊賴地在淮北僅有的兩條大馬路上閒逛，怎麼也想不明白這麼一座建立不過十幾年的小城市，為什麼要將二馬路命名為“古城路”？古城何在？該不是想要歷史想出了魔怔？直到現在，我還能想象出自己當時送給淮北的那撇著嘴的淺薄嗤笑。可淮北是寬容的，寬容得就像我的母親，默默無言間，她擁抱著我，擁抱著我的一家。巍巍相山，就像母親的胸膛，也許並不寬厚，但它實實在在是我們的依靠；潺潺濉河，有如母親的乳汁，也許算不得名貴，可那歷經千年的河水，還是無怨無悔地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華夏兒女。
好像是一個秋天的傍晚，我正坐在沙發上給女兒織毛衣，下班的丈夫將一本小冊子悄悄放在我的懷中。我漫不經心地用一根毛衣針挑開一頁，沒想到只這一挑，我就立刻被它抓住了，再也掙脫不開——天哪，真沒想到，原來看著挺不起眼兒的淮北，竟然擁有如此悠久的歷史，竟然走出過如此眾多的華夏名人！人常說“大美無言”，我覺得自己在那一刻突然懂得，飽滿也是無言的，心中裝著千丘萬壑的大山，總是靜靜地矗立，不須炫耀，不用誇飾，默默地任人評說，擁有本身就是事實，無須別人承認的事實，淮北，不就是黃淮大地上這樣一座素樸而深沉的、默默無言的城市麼？
那本小書，是黃汝鑑老先生的《相城初探》。
隨著黃老先生的指點，我小心翼翼地走進淮北歷史深處。漸漸地，開始了自己的摸索。於是，古老的相城一點一點地向我撩起她神秘的面紗，讓我看到一個曾經鼎盛一時，曾經美若天仙，又曾經經歷了生活殘酷的折磨，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漸漸老去的城池。
相傳公元前21世紀，商王朝的創立者商湯的十一世祖相土向東部開拓疆土，建城於相山南麓，相山、相城由此得名，這就是最早的淮北城池了。這年代古老得令我感到自己的想象力都有了問題，因為我實在想象不出當時的相土是怎樣來到腳下這片土地，也想象不出這片土地是以什麼模樣、什麼姿態迎接這位遠來的貴人。至於人們經常提到的《詩經》裡面“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描述，也使我感到有些茫然。——我喜歡實實在在的記載，要麼用文字，要麼用祖先埋藏在地下的種種物事。
這其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沒多久，我就在《春秋左傳註疏》裡找到如下記載：魯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97年）冬十一月，魯公與宋公、衛侯、陳侯會盟於袤，共商攻打鄭國，未克而返。當年的“袲”，就是與今天的相山近在咫尺的渠溝鎮，《春秋釋例》明明白白注出：“袲，沛國相縣西南，有侈亭莊。”不知道這是不是淮北歷史有明確紀年的開始，但從此而後，只要從渠溝走過，我就忍不住會放慢腳步，將這個鎮子多打量幾眼：想一想，兩千七百年前的某一天，這裡已經聚集四國諸侯，旌旗翻動，鼓樂齊鳴，該是何等壯觀的景象！據說一直到明清時期，渠溝還有土城，有東西南北四門，城門上有譙樓，城內有十字大街，城外四周有護城壕，城內外有七十二座廟、七十二座井，人煙之繁盛足可想見。
當然，那還是相城的外圍。行進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我終於明白“古城路”的命名，是沒有一點誇飾的事實。早在兩千六百年前那個遙遠的時代，相城已經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宋共公為避水患，經睢陽遷都於相。作為都城，當時的“相”絕對不容小視。若干年後被人視為荒蠻之地的淮北，當年肯定是個風景幽雅的去處，至今存留在相山上的一條條溝壑，還有那溝壑底部大大小小、隱隱約約能辨認出流水沖刷痕跡的石塊證明，清清河水在千百年前是怎樣唱著歌，從山腳下歡快地流過。於是，春來榴花似火，秋至滿目丹林，景色的精妙怕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言說的，否則宋共公也不會遷都於此。正是在這座山清水秀的臨時都城，共公迎娶了魯成公的妹妹伯姬。我不是學歷史的，一下子弄不清伯姬的年齡，不過據《左傳》記載，魯成公幼年執政，成公九年，出嫁的伯姬最多不過十五、六歲。跟隨黃汝鑑老先生的指點，站在昔日的黃堂、今天的淮北二中門前，看著歡天喜地進進出出的妙齡學子，我想象著當年伯姬“歸宋”的壯觀場面。如林的儀仗、龐大的車隊翻山越嶺而來，陪嫁的衛女、晉女、齊女接踵而至，夾道歡迎的相城百姓擠滿東北方向的大路邊。如願以償的宋共公肯定是志滿意得，有了魯伯姬就有了強大的魯國作後盾，有了與宿敵楚國抗衡的重要依憑，豈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至於伯姬漂亮與否，溫柔與否，實在並不重要，此時的共公已經不年輕了，他看重的只是能否重振祖宗基業。
花季的共姬是否也曾在我們今日留連忘返的地方綻開過微笑？我不知道，不過即便有過，也肯定十分短暫，因為她過門不足七年，共公就辭別人世。宋共公死了，魯成公長大了，共姬作為**工具的使命已經基本結束。據《括地誌》載：“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那末，共公去世後，相城肯定已經不是宋都了。然而共姬仍然執著地生活在這片山水之間。最後，孤獨而又寂寞的共姬終於迎來那一場被諸多歷史典籍記載的大火，——無情的大火大口大口吞噬宋宮的時候，黃堂之上顯然沒有掙扎，也沒有躲避。當宮人焦急地呼喚共姬避火的時候，即將擺脫生之苦悶的共姬正在快樂地為自己的解放尋找理由：“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傅至矣，眾人又呼，共姬大聲回答：“婦人之義，保姆不在，宵不下堂”，她終於如願以償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共姬去世以後，葬於王姬山南坡，也就是今天電廠山坡下。八十年代中期，我和丈夫曾經專門跑去尋找，可惜沒有找到，後來經人指點，才知道此墓覆土成阜，儼如崗巒，墓地周長324米，坡高60米，佔地面積10餘畝，若干年前曾發現“周宋共姬之神道”和“宋共姬墓”碑，只是這碑立於何年何代，還沒有來得及考證，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砸壞了。不過，共姬的傳說卻砸不壞。她的故事被男人們寫進《左傳》、《列女傳》，一個不幸的女人死後成為一代代女性的貞烈楷模，真不知道九泉之下的共姬如若有知，會哭還是會笑？
許多歷史的真實情狀都已無法想象，所幸的是祖先還給我們留下了事實。今日的相山一片繁華，城區面積以飛一般的速度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擴展。我並沒有特別仔細地調查什麼，可是，建設工地發現古墓、發現古城牆、發現古代下水道的的消息還是紛紛傳來。據說人們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能看見古相城殘存的城牆，而且曾有楚國貨幣、戰國銅短劍、銅碳等文物出土。這些年代久遠的古代物件默默地將自己的身軀展現在後人面前，無言地訴說了一個古老城市的沿革：她曾經是春秋宋土、戰國楚地、秦之泗水郡治、漢代沛國治所。魏晉以前，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她都是華夏大地上一處重鎮。
當然，淮北所擁有的不僅僅是相山。
從相山向北，杜集區石臺鎮有個“學田地”村。說起“學田地”，就不能不提到孔子的高足顓孫師——顓孫子張。透過《論語》簡短的述說，我們可以看到子張是一個有些魯莽的人。他大概不太注重禮儀，說話隨便，連頭上的帽子也往往戴不端正，又好勇尚武。這些都不符合孔子“仁”的要求，但他在孔門弟子中仍然是比較知名的一位，與子游、子夏齊名。子張的後代自漢代起就世襲了博士官銜，他家種的三百畝地享有不納皇糧的特權，供子孫讀書之用，故稱之為“學田地”，於是，淮北大地上也就有了一個“學田地”村。自漢代以來，顓孫子張的地位隨著老師一起不斷提高，北齊天保二年封為蕭伯，存奉祀；北周武帝改封為陳伯；宋真宗追封他為宛丘侯，賜墓地、祭田；清雍正時，子張又被加封為陳國公，配享孔廟，位列孔子之左，西位東向，塑像頭戴九毓冕，身穿九章服，頗為神氣。這是子張所受到的最高敕封。我走過不少地方的孔廟，都看到了我們這位熟悉的鄉親，有的時候，真希望他能開口說一句話，聽一聽有沒有今天淮北人的鄉音？
此外，淮北還有孔子的另一高徒閔損，也就是閔子騫。讀過魯迅的《朝花夕拾》，我一直不能接受二十四孝的故事，但閔子騫的故事應當是一個例外。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騫少時為後母虐待，冬天，後母以蘆花衣損，以棉絮衣已所生二子。子騫寒冷不禁，父不知情，反斥之為惰，笞之，見衣綻處蘆花飛出，複查後母之子衣皆厚絮，愧忿之極，欲出後母。子騫跪求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覺有理，遂罷。後母為此感悟，深悔往事所非，後待諸子如一。孔子對子騫這一行為讚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後人根據這一歷史故事，改編了一齣戲叫“鞭打蘆花”，而淮北濉河之濱，也因此有了一個地名特長的村子，這就是“鞭打蘆花車牛返”。當然，作為孔子的學生，閔子騫的德行不僅僅在一個“孝”字。我更喜歡《論語·雍也》中關於他的一段記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顯然，閔損先生沒有一點兒當官的願望，不僅沒有，甚至把當官看成一件極可怕的事，所以，他才會對來者說， “如果再派人來找我，我一定逃到汶水北岸去了”。說不清為什麼，那時候身處大淮北這片土地上的名士似乎都更熱衷於迢迢水旁山間自由自在的生活。仔細看看，《呂氏春秋》記載了堯曾在沛澤之中拜見許由，並以帝位讓許由，許由於是逃向“穎川之陽”，而“沛澤”傳說就是漢高祖斬白蛇之處，據今天的相山不過百里之遙。再者，《列仙傳》等書記載了和孔子同時的老萊子，曾躬耕於蒙山之陽，楚王召他做官，他謝絕了楚王的好意，夫妻雙雙隱居。而“蒙山之陽”，應當就是我們抬腿就到的山東地界吧？此外，還有蒙城走出的莊周，也曾謝絕楚莊王“許以為相”的邀請，這些一向被人們稱為“高蹈風塵外”的名士，今天固然分屬於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城市，可如果放到漢代，他們都是下轄三十七個縣的“沛國”的子民，這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當然，提起淮北的古人、古地，臨渙鎮是不能不去看看的。從今日相城之西穿過隧道，沿著濉河直直地向南，就是去臨渙的路。我喜歡臨渙，而且相信所有的人都會喜歡這個至今仍然充滿活力的淮北古鎮。現在的人們去臨渙，一是要看文昌宮，——淮海戰役總前指所在地，這永遠是臨渙人的驕傲；二就是要去品臨渙棒棒茶。說起來臨渙的茶也真是奇特，明明地處不產茶的皖北，大街小巷卻滿是茶館，滿是喝茶的人，滿是與茶相關的文化。那茶其實是茶梗，只是用臨渙獨有的泉水泡了，味道就不一樣：暗紅暗紅的顏色，喝到肚裡，春生津、夏消暑、秋提神、冬生暖。有人說，研究臨渙的茶文化，應當從棒棒茶的“棒棒”說起，我卻一直認為，那茶能有如此功效，最重要的未必在茶，而是在水。臨渙的棒棒茶不過幾百年的歷史，臨渙鎮的年齡，卻長達四千餘年，就是把沒有文字記載的新石器時代除卻在外，春秋“銍城”已經名傳遐邇。不說別的，單是她家門口的城牆就夠牛的，別看那城牆如今不算高，不是很引人注目，可它的份量卻實在是重，那是我國延續時代較長、跨越朝代較多、沒有發生過大的變遷的古城垣，也是安徽省目前唯一保存完好、規模最大的先秦古遺址。站在那塊“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面前，“臨渙”兩個字顯得格外凝重。想一想，如此悠久的歷史，足以使此鎮之水在地下積聚起千年能量，並因此而分外甘冽醇厚。這樣的水，不要說泡茶，單是那麼輕輕地抿一口，怕也要汲取不少歷史精華。古來有言：“濉渙文章地，兩岸多奇才”。從臨渙走出來的華夏名人，成群結隊。春秋時期，秦穆公的使者就曾千里迢迢，在這裡找到蹇叔，我不知道蹇叔和他的兩個兒子西乞術、白乙丙離別銍城的時候有沒有傷感，只知道他們從此一路奔向西北，幫助秦國成就了霸業。
此外，跟在蹇叔身後走出的臨渙名人還有嵇康、嵇紹、嵇含、戴逵、戴勃、戴顒、武亢、武禎、桓伊、徐防……，這是一長串名字，每一個提起來都是光彩四射。只是讓我一直大惑不解的是，淮北的名人（自然包括臨渙），似乎藝術人才特多，從古至今，沒有大的改變，也許，這就叫“地氣”，或者說得高雅一些，就是“山嶽秀氣所鍾靈也”。
比如嵇康。提起嵇康，人們立刻就能想到《廣陵散》。說不準嵇康當年是不是光著膀子在臨渙街頭打過鐵，可臨渙的水土養育了這位“竹林七賢”的領軍人物確是不爭的事實。這位被司馬氏殺害、死時方四十歲的倔強男兒，臨刑前竟有三千太學生為其求情。那浩浩然的場面，那悲聲動地的哀哭，該是對一代才子最真誠的讚美。夕陽西下，死神臨近，嵇康從容地索琴彈奏了《廣陵散》，繚繞於天際的樂聲含著千古悲愴，至今迴響在我們耳邊。
臨渙歷史上長於音律的還有桓伊。這是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歷史人物。比如，談起“淝水之戰”，人們第一個想起來的就是謝玄，其實桓伊才是當時的淮南太守。再比如，凡是對中國古典音樂稍稍知道一點兒的人都喜歡《梅花三弄》，可就是常常想不起這支令人陶醉的古曲與淮北、與臨渙有什麼關係。可《晉書》上明明白白地記載：“（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他最擅長的是吹笛，據說他使用的竹笛，就是東漢著名作家兼音樂家蔡邕親手製作的“柯亭笛”。伏滔《長笛賦序》有：“餘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名柯亭”，可引為證。據《世說新語》記載，王徽之進京時，泊舟於清溪側，正值桓伊從岸上經過，二人素不相識，恰好船中有人認出他就是野王，王徽之立即請人對桓伊說：“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此時桓伊已是有地位的顯貴人物，但仍然十分豁達大度，即刻下車，蹲在胡床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關於桓伊與《梅花三弄》，唐代詩人杜牧《潤州》詩中有“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宋代蘇軾有詞“誰作桓伊三弄，驚破綠窗春夢”，而明代朱權《神奇秘譜》中則輯有《梅花三弄》琴曲，曲前小序雲：“桓伊出笛作《梅花三弄》之調，後人以琴為三弄焉。”
同樣精通樂理的還有戴逵——戴安道。《晉書·隱逸傳》載有戴逵“碎琴不為王門伶”的故事，說的是武陵王司馬晞聽說戴逵擅鼓琴，一次，請他到王府演奏，戴逵素來厭惡司馬晞的為人，不願前往，司馬晞就派了戴逵的一個朋友再次請他，並附上厚禮，戴逵深覺受侮，取出心愛的琴，當著朋友的面摔得粉碎，並大聲說道：“我戴安道非王門藝人，休得再來糾纏。”朋友當下震住，面帶慚色，帶著禮品灰溜溜地走了。其實，戴逵不僅善鼓琴，而且善鑄佛像、擅長雕刻，唐代張彥遠認為漢魏以來的佛像，皆由於“形制古樸，未足瞻敬”，直到戴逵出現，才有進一步的發展，開啟了後來曹仲達、張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畫風。
話說到這裡，我突然想起我必須還得回到相城，千萬不能遺忘那裡走出的另一位大音樂家，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桓譚。《後漢書·桓譚傳》說：“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這段話讓我們看到桓譚的經學成就，也讓我們看到他的作風——喜歡向“俗儒”挑戰，“簡易不修威儀”，此外，也知道他的父親在漢成帝時為太樂令，——那正是趙飛燕姐妹日日宮中歌舞的日子。桓譚自幼通音律，擅彈琴，對音樂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劉秀即位後，廣納賢才，當時的大司空宋弘舉薦了桓譚，桓譚面見光武帝時彈奏的竟然不是“雅樂”，而是幾支民間琴曲，光武帝也居然龍心大悅，讓他做了掌樂大夫。但是，因為桓譚“頗離雅操而更為新弄”，最終還是遭到了當時保守勢力的攻擊，被扣上“非聖無法”的罪名，罷官流放，死於途中。史籍記載桓譚著有《新論》一書，其中的《琴道篇》是琴學專著，可惜原書已經失傳，我們再也無法見到。明崇禎年間，一位熱心鄉土文化整理與傳播的書生任文石在今天的火車站南廣場立了一塊碑，上題“桓君山藏書處”。據說，那裡就是一千九百多年前桓譚起居講學的地方。
文行至此，已經是深夜了。我突然感到有些無奈：淮北，你的名人，你的歷史，我要怎樣寫才能寫出千萬分之一？恍惚之間，我覺得面前有一支長長的隊列，裡面站著劉姓、丁姓、陳姓、薛姓、徐姓……許許多多淮北姓氏中走出的為中國歷史所不能忘卻名家。他們中間，有著有《五經論》，矜嚴守法、謹儉守節、好學知書的東漢第一代沛王劉輔；有以正直、敢諫名傳後世的西漢御史大夫薛廣德；有有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但自己到死都“家無擔石”的東漢廉吏範遷；有號稱“一門三尚書”、“三代法學家”，硬骨錚錚的陳咸和他的子孫；有“少有才姿，博學洽問”、卻因為是曹植的好友，被曹丕無端陷害而死的三國時期魏國著名文學家、**家丁儀、丁廙兄弟；有同一時期單馬赴合肥建立州治，引來數萬流民歸順的揚州刺史劉馥；有“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褲衣”，日日醉酒，無視傳統“禮法”的竹林七賢之一劉伶；有南朝學者、“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的“貞簡先生”劉瓛；有時人呼為“漢聖”的隋代經學家、音韻學家劉瑧……
時至隋唐，相城已經不再繁華。歷經春秋、戰國，又在東西兩漢輝煌至極千年的古城，在曹丕廢漢自立為帝之時，隨著規模浩大的“沛國”的消亡，歷史地位不再那麼重要。走過刀光血影不斷、世家大族紛紛南遷的戰爭歲月，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與黃河水、黃河泥沙的搏鬥，古老的相城終於在北齊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廢為相城鄉，併入符離縣，此後，相城無縣以上建置。然而，此時相城西南方向，一條人工開鑿的運河通濟渠送來的滾滾清波，使得淮北大地上又一個新的城鎮因此振興，那就是柳孜。通濟渠溝連了黃河與淮河，貫通了西安和揚州，作為中華帝國最鼎盛時期的交通大動脈，它“樞紐天下、臨制四海，舳艫相會、贍給公私”，歷經隋、唐、五代、宋、遼、西夏、金、元八個朝代，通航七百餘年，就像一條跳動的血管，繼續為淮北大地輸送營養。
記得老一輩來淮北創業的礦務局職工對我說過，上一世紀50年代末，他們住在今天淮海路西頭的某一個地方，早上起來，膠鞋裡居然能跳出大大小小一群蛤蟆！這大概就是復興前的相山。而今，看著淮海路、古城路、孟山路、惠黎路……數不清的馬路上燦如群星的燈火，潮水一樣來來往往上班、購物、散步的人流，眺望這座美麗城市裡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走進一座座流光溢彩的商場、酒家、賓館、洗浴中心，看著那些忘情地在城市廣場上歡唱著、舞蹈著的淮北人，一種滄海桑田之感油然而生。
我陶醉了，為淮北的歷史，更為淮北的今天。
黃汝鑑：
字士均 ，生於1905年，自小聰慧，19歲入東南大學，26歲就任南京江浦縣縣長，抗日戰爭爆發後，投筆從戎，積極為國效力。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淮北礦務局直至離休。先生一生自強不息，老當益壯，平居喜詩詞，考文據，精書法。80歲時著《相城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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