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初春。
這注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春天。三大戰役的硝煙漸漸散去，人民解放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基本掃清了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解放戰爭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許多人也來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江南的一些工商業者開始抽資金、拆設備，準備遷往港澳臺或東南亞；更多的人則在猶豫、彷徨，舉棋不定：畢竟故土難離啊！他們的廬墓、基業都在這裡，遷往海外，會不會遭到俄國十月革命後外逃白俄同樣的命運呢？而留下來，共產黨又會不會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剝奪他們的一切呢？他們不由將探詢的目光投向了素有中國“棉紗大王”、“麵粉大王”之稱的榮氏集團標誌性人物榮德生身上，他的行止具有馬首是瞻的效應。然而，到底出路何在？此時的榮德生自己也在迷惘之中。
一次不尋常的會見
1月的某一天，一位神秘的客人造訪了無錫城內學前街41號這幢三開間門面、兩造三層進深、一色清水磚外牆的氣派公館。公館的底層是江蘇省工業會的會址，樓上是公館主人薛明劍的居所。
這是一次不尋常的會見。來訪者是無錫地下黨領導人、中共無錫工作委員會書記高山；主人薛明劍則是國民黨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同時又是江蘇省工業會理事長，榮氏集團在錫最大企業申新三廠近三十年的總管理處長。在軍警密佈、警車不時呼嘯而過的鬧市區，進行這樣一場會見，對高山來說，是冒有巨大風險的，然而憑著對薛明劍以往的瞭解，高山坦然而往。
會見安排在樓上一間僻靜的書房內。寒暄過後，高山就直陳來意：“從令愛那裡得知，先生近來憂心於局勢的發展，我或可代表北邊的朋友向先生提供一點參考意見。”高山所說的“令愛”，就是薛明劍的長女薛禹谷，其時在江南大學擔任化學助教，真實身份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至於“北邊的朋友”，薛明劍當然知道，指的是共產黨。所以他誠懇地說：“願先生有以教我。”
在來訪之前，高山早已從薛禹谷那裡充分了解了薛明劍以及榮德生等人的思想狀況，談話就先從解除其顧慮入手。高山說：“先生為人，盡人皆知，雖也涉足政界，實際不過是工商界的代表，所言所行，無非為工商界吐心聲，為地方上謀實利。況且先生還曾為北邊辦過一些好事，那邊是把先生作為朋友看待的。”
幾句話，說得薛明劍心中泛出陣陣暖意。他肚裡明白，客人所說為“北邊”辦過的好事，主要指兩件：一件是1947年7月，他曾應四弟的函囑，幫助徐雪寒在上海紗布交易所開設了一個紗號，自己並掛名當了個董事。他的四弟就是孫冶方，原名薛萼果，曾是1925年初成立的無錫第一個黨組織的書記，後來去過蘇聯，到過延安和東北解放區，現在就在江北的蘇皖解放區擔任中共華東局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而徐雪寒，雖然當時薛明劍不知其身份，但估計也是個共產黨。所以薛明劍知道，那個紗號實際上是共產黨的一個秘密經濟機構，四弟要自己擔任董事，就是要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來作掩護。另一件事是1948年冬，中共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揚帆的一個部下方士林在蘇州被捕，薛明劍受託營救，他轉託蘇州的立法委員嚴慶琪保釋了。這兩件事知道的人很少，現在高山卻提到了，說明共產黨並沒有忘記，確是把自己當作朋友的，這使薛明劍深為感動。
接著高山詳細分析了當前的時局，指出了國民黨即將失敗、人民革命很快就將勝利的大勢所趨，同時著重介紹了共產黨將要實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大經濟綱領之一“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有關政策，以及“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還介紹了這些方針、政策在老解放區的實施情況，高山並建議薛明劍不妨通過四弟多瞭解一些有關情況。最後高山提出，解放軍即將渡江，希望薛明劍運用自己的影響，動員無錫的工商業者，特別是榮德生先生留在無錫，保護工廠，維持生產，穩定社會，迎接解放。高山語重心長地說：“北邊的朋友對先生是抱有期望的，希望先生當此關鍵時刻能有所作為。”薛明劍聽後，連連拱手感謝信任，並懇切地說：“先生一席話，使我如醍醐灌頂，我一定將這些話轉告德生先生，一起商議遵照辦理。”
這次會面是由薛禹谷安排的。在此之前，薛禹谷已向父親做了不少工作，但在薛明劍看來，她只是個思想左傾的女孩，所以心裡還不夠踏實。現在高山以共產黨代表的身份與他正式見了面，他那一直懸浮不定的心終於安下來了。此後，薛明劍曾多次與榮德生商談過迎接解放之事，並努力付諸行動，在他當年自編的年譜《五五紀年》中就有這樣幾條：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託陳光明帶致四弟函。”
“二月二十六日，應高山先生囑，在申新三廠組織工商自衛隊，擬向實驗鄉借用槍械，以資訓練。”
“三月四日，在京參加立委會第三會期第二次大會，……餘主張以停止徵兵、徵糧為先決條件。”
“四月十五日，託雷儆寰代餘向當局保釋張錫昌（無錫早期共產黨員，著名經濟學家——筆者注），得許。”
“四月二十日晚，與唐熊源（榮德生女婿——筆者注）、鄭翔德（申新三廠廠長——筆者注）商量維護工廠工作，保衛地方秩序。”
“四月二十二日，再度與地方人士商量安頓工廠，保衛地方，並與德生先生談局勢及留駐無錫。”
深謀遠慮的佈局
地下黨對無錫民族工商業界的團結爭取工作，其實早就在謀劃進行了。1947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委派高山擔任無錫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1948年9月任中共無錫工作委員會書記。高山抗戰時期跟隨周恩來從延安到重慶，抗戰勝利後又跟隨著從重慶到上海，具有多年城市秘密工作的經驗。在委派高山的同時，上海局又將兩位與榮氏集團有密切關係的黨員派到無錫擔任中共無錫臨工委委員，一位就是薛禹谷，另一位是曾任榮氏族益會監委和校務委員的榮方舟之女榮容之。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佈局。
薛禹谷原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1947年國民黨當局鎮壓進步學生的南京“五二0”慘案發生後，復旦大學也發生了迫害進步師生的事件，薛明劍非常擔心女兒的安危。此時，正好榮德生命三兒榮一心在無錫創辦江南大學，薛明劍是具體負責籌辦事務的校董，他就想借機把女兒調回無錫。薛禹谷向黨組織彙報後，黨組織考慮到形勢發展的長遠需要和薛禹谷的社會關係，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同意她回無錫工作，於是，薛禹谷就來到了江南大學。
根據無錫地下黨組織的安排，薛禹谷的重點任務就是做好薛明劍的工作，並通過他做好榮德生和其他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她經常利用週末回家的機會跟父親聊天，假託是從同事、學生那裡聽來的消息，宣傳解放戰爭的形勢，宣傳共產黨的民族工商業和知識分子政策，後來就把一些進步報刊和黨的有關文件、資料帶回家給父親看，其中有：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8年7月30日《新華日報》社論《人民解放戰爭兩週年的總結和第三年的任務》、《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等。薛禹谷還要父親把這些材料轉送給榮德生看。薛家與榮家關係十分密切，薛明劍在榮氏企業擔任高級職務多年，以其過人見識和精明的才幹博得了榮德生的信任，榮視其為左臂右膀，甚至一些家事也要他幫忙處理。薛明劍參選國大代表、國民參政議員和立法委員，就是榮德生的主意，競選所需人力、物力、財力，均由榮一力承擔，榮德生的目的就是想讓他成為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以維護榮氏集團的利益。由於兩家有這層關係，所以薛禹谷也是榮家的常客，有時她就直接把地下黨的一些宣傳材料送給榮德生閱讀。榮對這些材料十分重視，每份都細細研究，有時還會提出一些問題與薛明劍或薛禹谷共同探討。薛禹谷就將他們的思想狀況定期向高山彙報，這對地下黨更有針對性地做好他們的工作創造了條件。
榮容之原來也在上海一所中學當教師，因帶領學生舉行“反飢餓、反迫害”的罷課鬥爭而遭解聘。就在此時，榮氏族益會為提高該會所辦榮巷群益小學（不久後改名為公益小學）的辦學質量，利用暑假期間對該校進行整頓，急需聘請一位有教學經驗的校長。族益會負責人榮翰泉就來與榮方舟商量，希望能請榮容之返錫就任此職。榮容之將此事報告了黨組織，黨組織認為這又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同意她前往無錫應聘，還要求她能把這所學校辦成無錫地下黨的一個秘密據點。
榮容之沒有辜負組織的期望。她來到公益小學後，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把學校辦得大有起色，獲得了榮氏族益會的信賴和支持。在這一過程中，她利用聘任教師的名義，先後在學校裡安排隱蔽了二十多名地下黨員，成立了秘密黨支部，由她擔任支部書記，由此學校成為中共無錫工委經常性的開會、活動場所。榮容之還通過榮氏族益會設法籌集了不少資金，擔任教師的地下黨員們也拿出部分工資作為黨費上交組織，作為無錫地下黨的活動經費。根據工委領導的要求，榮容之還以教學需要為名，向父親借得十兩黃金，購買了一臺高性能的美國軍用收音機，建立了一個秘密接收站。先後由高棻、張容、張其棟、孔士榮等幾名地下黨員負責，每天晚上收聽新華社的廣播電訊，將反映解放戰爭勝利進程的時政要聞和重要的社論、文告，黨的重要政策文件等記錄下來，刻寫編印成名為《一週間》的油印小冊子，大體上每週一期，一直堅持到無錫解放。這些材料，除黨內學習宣傳外，一些相關內容還提供給黨外統戰對象閱讀，薛禹谷給薛明劍、榮德生等傳閱的那些材料，就是從這裡來的。
正是地下黨長期以來對薛明劍、榮德生等人所做的這些點點滴滴、潤物無聲的宣傳教育，為高山直接出面做他們的爭取工作作了充分的鋪墊。
對錢孫卿父子的爭取
對榮德生另一位摯友和代理人錢孫卿的爭取工作，也同時在進行著。
錢孫卿是無錫縣商會理事長，自上世紀20年代起他就一直在商會擔任領導職務，在無錫乃至滬寧一帶工商界有較大影響。他為人耿直敢言，有一個兒子在抗戰時期參加革命並加入了共產黨，被國民黨頑固派殺害了，所以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有不滿的一面。他與榮家是多年至交，榮家遇到的幾次重大變故，他都曾出謀出力，奔走紓解，榮德生一向視他為智囊和在工商界的代言人。因此，地下黨認為，做好錢孫卿的工作是爭取榮德生和其他工商界人士的又一重要途徑。
當時，錢孫卿第五個兒子錢鍾魯在慶豐紗廠機修間當技術員，他比較有正義感，曾支持工人為爭取提高待遇而舉行的罷工。地下黨認為，可以爭取他成為通向錢孫卿的橋樑。從1948年起，中共無錫工委就佈置該廠的地下黨員胡惠芬做他的工作。胡惠芬抗戰前就和包厚昌等一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無錫淪陷時撤退到重慶，抗戰勝利後根據組織安排重新回到無錫，隱蔽在慶豐紗廠從事工人運動。接到組織布置的任務後，胡惠芬就主動接近錢鍾魯，經常跟他談心，灌輸進步思想。胡惠芬在試驗間工作，與錢鍾魯同屬職員，本來就相熟，其時錢鍾魯正在談戀愛，其女友也與胡惠芬認識，胡惠芬就象大姐一樣時常從各方面關心他們。在胡惠芬的教育幫助下，兩人都成為要求進步的積極分子。
從下半年起，胡惠芬就經常帶來一些有關共產黨對民族工商業政策等文件和《一週間》小冊子交給錢鍾魯，讓其轉送給錢孫卿看，過十天半月再換一批。在每次收回的材料上，都被加上了一道道槓槓和密密的圈點，可見錢孫卿是經過仔細閱讀和研究的。
1949年1月，胡惠芬告訴錢鍾魯，有人要跟他面談一次。會面的時間定在星期天，地點就在錢鍾魯辦公室，因為這天是他值班，廠裡沒有其他人。胡惠芬陪著客人一起來了，來人正是中共無錫工委書記高山。由於有了以前的思想基礎，所以高山跟錢鍾魯的談話開門見山，他直接以共產黨代表的身份，向錢鍾魯提出了三點要求：一是動員其父親錢孫卿勸說榮德生等無錫工商界人士不抽資、不外遷、不停產；二是注意團結好周圍的群眾，做好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三是防止國民黨反動派潰逃時破壞工廠。錢鍾魯對於共產黨如此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激動，表示一定按照這些要求去做。那時，正有人動員錢孫卿一起撤到香港去，錢鍾魯一力加以勸阻。錢孫卿本也不願意走，這時就更堅定了留下來的決心。
一個月後，高山再次約見了錢鍾魯，這次是在錢的女友家，主要是為了避免多次去廠裡引起別人懷疑。高山通知錢鍾魯，以後將專門有人同他聯繫。高山派來的是地下黨員倪明，倪明還同時負責同薛明劍的聯繫。在胡惠芬和倪明的幫助下，錢鍾魯除繼續做好其父親的工作外，還在解放前夕成立了慶豐紗廠的“應變委員會”，開展了護廠迎解放的工作。
歷史性的蘇北之行
為了團結爭取無錫的工商界，為解放軍渡江後順利接管城市創造有利條件，遠在蘇北的中共華中工委秘工系統也在積極行動之中。
1948年8月，華中工委下屬華中二地委負責秘工的社會部正在研究如何開展江南國統區的工作，該部的一名情報工作關係人楊汗找到科長鬍汗，表示願意前往無錫開展工作，因為他在那裡有些熟人關係。得到同意後，他來到無錫，落腳在擔任縣政府人事室佐理的朋友高雋家。一次在街上巧遇過去的熟人黃冰，黃也從蘇北過來不久，他的經歷有過曲折。當楊汗將自己奉命過來做統戰工作的事告訴黃冰後，黃冰也表示願意“將功折罪”。他們決定先取得職業掩護，不久，楊汗通過高雋的關係，在縣政府地籍整理處謀得秘書一職，黃冰也通過《人報》社採訪部主任袁鶴皋的關係擔任該報的地方新聞記者。
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社會各界上層人士紛紛另謀出路的情勢下，他們很快就把袁鶴皋和《人報》社總編孫德先爭取過來了，接著又做好了孫的妹夫、縣參議會議長李惕平的工作。這三個人都與錢孫卿關係密切，經過他們的介紹，楊汗於12月中旬在袁鶴皋家約見了錢孫卿，孫德先也同時參加。這次共談了二三個小時，主要由楊汗談當前局勢和共產黨的有關政策。對於這些，錢孫卿早已從錢鍾魯帶回家的材料中有了一定的瞭解。楊汗在談話中要求錢孫卿“組織工商界穩定情緒，搞好生產，工廠不外遷”，並且還商討了如何應對國民黨當局的辦法，楊汗提出：“不要操之過急，要採取軟拖的辦法。”對此錢孫卿都表示同意。
過後不久，錢孫卿就告訴榮德生：“我與他們（指共產黨）已有聯繫，對你的企業絕對有保障。”榮德生聽後非常高興。
12月下旬，楊汗和黃冰返回蘇北，向華中二地委社會部長沈毅彙報了無錫的工作情況和錢孫卿等人的態度。沈毅對他們作出了具體的指示：一、主要任務是動員無錫所有工廠不搬走一枚螺絲釘；二、將要解放時，會出現一段真空階段，要把這時候的秩序維持好；三、動員錢老先生或其代表到蘇北面談。
1949年1月，楊汗、黃冰回到無錫，把共產黨方面邀請無錫工商界代表赴蘇北的重要決定轉達給錢孫卿 ，錢又迅速告知了榮德生、李惕平等人，大家欣喜地認為，這真是“柳暗花明又村”。就在春節期間，錢孫卿邀請李惕平、孫德先、袁鶴皋到家，連夜討論選派代表之事。經過商議並徵得榮德生同意，決定派榮氏申新公司總管理處無錫區協理、錢孫卿的次子錢鍾漢作為榮德生的代表，孫德先作為無錫地方代表，袁鶴皋作為錢孫卿的私人代表，前往蘇北解放區。
一次在無錫統戰工作史上有重要意義的蘇北之行開始了。
1949年2月17日，錢鍾漢、孫德先、袁鶴皋在楊汗、黃冰陪同下，從鎮江渡江北上，經過揚州，到達華中二地委駐地高郵。二地委領導、華中二專署專員顧風和二地委社會部長沈毅熱情地接待了他們。顧風也是無錫人，他非常關心家鄉的情況，詳細地問長問短，還十分關切地向錢鍾漢打聽他在無錫實業中學讀書時的老師江應麟的近況。他這種熱情、誠懇、坦率、富有人情味的態度，使錢鍾漢對共產黨的看法開始發生改變。
二地委對錢鍾漢一行的到來十分重視，馬上向華中工委發電報告。幾天後，華中工委回電來了，邀請錢鍾漢一人為代表到淮陰，華中工委領導要同他面談。接待的規格一下子提高了，錢鍾漢從中感受到了共產黨對無錫工商界的誠意。次日，二地委社會部專門派了一輛車，由一位科長護送，和楊汗一道陪同錢鍾漢來到了華中工委駐地淮陰。
第二天，華中工委書記陳丕顯，華中工委江南工作委員會書記、軍區司令員管文蔚就親切接見了錢鍾漢。這次主要由管文蔚談，他自稱是錢鍾漢伯父錢基博在無錫省立第三師範任教時的學生，其謙遜隨和的態度又一次讓錢鍾漢感動。隨後他就問到了榮德生的近況和對時局的看法，錢鍾漢一一作了回答，同時著重講了他離開無錫前榮德生專門囑咐他捎帶的一隻口信，就是：“希望共產黨來後仍能讓工廠開工生產，做生意能有保障”。管文蔚和陳丕顯不覺相視一笑，用毋用置疑的口氣說：“這些正是共產黨的政策所要做到的，請他老人家可以完全放心。”管文蔚還要錢鍾漢帶口信回去向榮德生問候。接著他十分詳盡地闡述了黨的城市政策和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這些，錢鍾漢通過進入解放區後幾天來的所見所聞，已經很容易就能接受了。
幾天後，華中工委江南工委副書記包厚昌、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揚帆到錢鍾漢的住地拜訪了他，由揚帆與他商談了護廠護商和迎接解放的一些具體問題。錢鍾漢提出在國民黨潰逃後的真空時期要允許地方人士和工商自衛團維持社會秩序，以及解放軍過江後應儘快佔領戚墅堰電廠以保證工廠生產用電的供應等三點建議。揚帆表示，這些都是很好的意見，理應採納。揚帆也向無錫工商界提了兩點要求：一是為了加強與無錫的聯繫，華中工委決定派一名代表常駐無錫，並配一部電臺，希望無錫工商界要確保其安全；二是解放軍渡江後，為保證其迅速進軍，無錫地方人士須預先籌集一批軍糧和柴草。錢鍾漢表示接受。事後，這兩點要求都得到了落實，華中工委派出的代表到無錫後，得到了錢孫卿等人的掩護，只是因電臺無法解決而難於開展工作，遂由錢鍾漢護送到上海隱蔽，直至解放；在解放軍進軍南下時，無錫工商界如約提供了9.7萬石軍糧、9萬擔柴草和大量軍需用品。在會見結束時，包厚昌要錢鍾漢代他向李惕平致意，並且說：“我們共產黨是不會忘記在我們困難時幫過我們忙的朋友的，希望李惕平先生在這次無錫解放時再做點好事。”這些話讓錢鍾漢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就在錢鍾漢即將離開的當天，陳丕顯、管文蔚再次接見了錢鍾漢。陳丕顯在談話中深刻分析了國民黨反動派先是破壞和平、發動內戰，在遭到慘敗後又玩弄假和談陰謀的醜惡本質，希望所有朋友不要上當受騙，最後語重心長地對錢鍾漢說：“錢先生現在已和我們共產黨交上朋友了，希望我們這個朋友能永遠交下去。”錢鍾漢動情地說：“我也希望這樣。”
在蘇北解放區的十幾天中，通過對有關文件的學習和一些參觀考察活動，特別是通過與幾位共產黨高層領導的幾次接觸，錢鍾漢的心靈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們平等待人、熱情坦誠、既講原則、又重情義的言行舉止，完全顛覆了錢鍾漢心目中原來的共產黨形象，他們深刻闡述的共產黨有關民族工商業等各方面的政策，全面打消了錢鍾漢心中原有的許多疑慮。帶著這種全新的感受和完成使命後的愉悅，他順利地回到了無錫。
當錢鍾漢把在蘇北解放區的所見所聞和會談情況向榮德生、錢孫卿等人詳細彙報後，榮德生連連額手稱慶，高興地說：“這是再好也沒有了，我們就是希望生活安定，能夠正常做生意。”錢孫卿也長舒了一口氣，說：“共產黨給我們指明瞭一條出路，今後大家可以順著這條路走了。”
全面開花的宣傳攻勢
地下黨一方面重點做好民族工商業代表人物的工作，一方面也在努力開展對其他工商業者的廣泛宣傳教育。
無錫臨解放前，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的重要頭目、各社會團體負責人，以及許多知名的工商界人士都收到了一封署名為“江南挺進縱隊”的信件，這些信有的郵寄而來，有的從門縫裡塞進來。信的開頭兩句都是極具氣勢的“我大軍指日南下，江南解放只在旦夕”，其後的內容則根據收信人的不同情況分為幾種類型：對於有劣跡的反動分子是警告，指出其如不改惡從善，“縱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定將緝拿歸案”；對於尚能爭取的人員是規勸，要求他們保護好本機關的文檔財產，不得破壞，等待接收，將功補過；對於廣大工商界人士則是安撫，主要是宣傳黨的有關政策，希望他們保護工廠，維護生產，安心留錫，迎接解放。
這樣的信件總共發了二三百份，它們猶如遍地開花的宣傳彈，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錫城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對於反動分子的強烈震懾作用自不待言；對於廣大民族工商業者來說，也收到了很好的穩定效果，一些猶豫觀望、準備抽資停產的人敢於繼續生產了，一些有出逃意向的人也準備再等等看了。也有個別唯利是圖的不法商人不以為意，例如有個大糧商繼續乘機囤積居奇、哄抬糧價，以圖牟取暴利，結果第二封警告信又來了，他不得不有所收斂。
這場宣傳戰是由地下黨另一個重要據點培南小學以及其他一些組織的地下黨員發動的。培南小學在無錫南門外南水仙廟內，校長邱寶瑞抗戰時期是中共南京情報站成員，因組織受到破壞而失去聯繫。1946年周克奉命到無錫組建中共無錫工委時，第一個就幫他接上了組織關係。邱寶瑞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把培南小學建成為中共無錫工委的穩固基地，先後有周克、諸敏、高山三位書記和周曉華副書記在此立足，有靠十位地下黨員隱蔽在此開展活動。1949年春，高山將邱寶瑞和由其掩護隱蔽在附近的地下黨員佘名清、胡德椽三人組成一個專門小組，負責投寄策反信的工作。他們進行廣泛調查，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到了各界重要人員包括工商界人士的有關信息，然後，由高山親自與邱寶瑞一起起草了不同內容的策反信底稿，由佘名清、胡德椽負責謄抄寄送。
於是，一顆顆宣傳彈在錫城各處陸續震響，許多工商界人士在惶惑中霍然驚醒……
他們選擇了留下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在黎明前的寒夜中，地下黨艱險曲折、堅持不懈的工作，給廣大民族工商業者指出了方向，增添了信心，幫助他們作出了正確的抉擇。
1948年12月29日，錢孫卿等發起成立無錫縣人民公私社團聯合會，以“統一無錫人民意志，強固自己力量，保障生產，安定地方”為宗旨，開展護城應變活動。為了表明不惜犧牲、前赴後繼的決心，聯合會還排出了錢孫卿、薛明劍、李惕平、馮曉鍾等從第一到第五召集人的繼承順序。
1月，公私社團聯合會發出呼籲和平通電，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自由”，“立刻停止徵兵”，“停止築城防工事”等，發動了反徵稅、反徵糧、反徵兵、反對構築城防工事的鬥爭。
2月1日，在公私社團聯合會領導下的工商自衛總團成立，下設11個大隊，一些大的廠商也紛紛成立護廠大隊，承擔起護工護廠護商的職能。
3月5日，榮德生通過“申新負責人”在《人報》發佈消息，其大標題為“榮氏工業機構決不遷往國外”。
4月20日，在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的前一天，榮德生根據薛明劍的建議，在申新三廠大擺午宴，招待各界人士，以表明自己“不論局勢如何變化，決不離錫”的決心。
4月24日，無錫解放的第二天，榮德生坐著自己的人力包車在無錫城內主要街道兜了一圈，以證實自己確實留在無錫，對穩定其他工商人士起了積極作用。
6月5日，上海解放不久，由薛明劍起草、53名原國民黨立法委員聯名發出的通電，宣佈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呼籲國民黨殘留地區的各界、包括工商界知名人士也走上他們的道路。
在榮德生、錢孫卿、薛明劍等人的帶動下，無錫絕大多數民族工商業者都選擇了留在無錫，因為，在新中國的曙光中，他們看到了前面一條寬廣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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