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切实纠正违宪行为

2018年6月25日，郭道晖先生接受本报专访。他目前正在整理自己的文集。（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9日《南方周末》）

现在反复讲要全面依法治国，而且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提法很新，也很好。倘若能够落实的话，那中国的法治就大有希望。

九十高龄的郭道晖先生，如今一人住在北京昌平的一家疗养院里。他说自己虽身处“斗室”，但仍心系国家的法治进程。

2018年6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午后登门拜访时，老人正对着电脑，梳理《郭道晖法学文选》的目录。密密麻麻的文件夹按年限、主题划分，装载着他四十余年的法学思考和九十年的人生领悟。

作为“法治三老”中的最年长者，郭道晖属于半路改行：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后留校讲授哲学和研究美学；1979年4月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工作，自此“遁入法门”。那年他51岁。

1987年8月，郭道晖调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两年后离休，被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其间，他率先在《中国法学》上组织开展人权法学和权利问题大讨论，首创“权利推定”和“社会权力”新理论，提出将通行的“法制”改为“法治”，又进一步提出将“法治”提升为“依宪治国”。

他的上述思想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祖先爷”。郭道晖出生于湖南湘阴，伯曾祖父郭嵩焘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主张学习国外的制度和技术；祖母曾氏早年留日，思想开明。从他的父亲一代开始，都走上了“学工救国”道路。而抗日逃难的经历，使得年轻的郭道晖三兄弟“不约而同”全部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郭道晖的特别身份还有，他是朱镕基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入盟（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青联）和入党介绍人。翻开朱镕基赠送给他的2016年家庭聚会相册，他口中念叨：“镕基为人很念旧，又敢言。”

没有正确思想怎么能立法

南方周末：您在清华学的是电机，教的是哲学，年过半百转行从事法律工作。为什么有这样的转折？

郭道晖：当时（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1983年改称法制工作委员会），彭真担任主任。但他刚从监狱出来，手下没有人，就找来了王汉斌。

王汉斌解放前曾负责领导清华等校的地下党员工作，他的夫人彭珮云是我的直接领导，后来当过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他让彭珮云给我写信，要我去法委工作。

一开始我还不太愿意。我没有系统学过法。另外就是我觉得法律太枯燥了，抠条文，一条一条没有味道。我那个时候讲哲学、研究美学，朱光潜、黑格尔以及中外其他名家关于美学的书我看过不少、还钻进去了，写了一本《鲁迅的伟美观》的专著，书到现在还没出版。

后来我想想自己被夺去的20年青春，对缺乏民主、缺乏法治的恶果有亲身经历，所以想做些有益于国家法治建设的事情。现在我自己评价，幸好五十岁以后还转入法学，还真正干了一点事，要不然就是个万金油。

南方周末：您如何从零开始学习法律？

郭道晖：在工作实践里学的。靠自学。我不像李步云、江平等教授，他们都是科班出身。李步云是北大的研究生，张友渔是他的老师；江平是留苏的。我非科班出身，就扬长避短。哲学和法理学接近，法哲学嘛，我就研究法理学。我法律知识少，框框条条也少，思想可以放开一点。

另外，我参加了很多最高层次的立法会议，了解很多立法情况，这弥补了我的不足。我这人有个特点，手头很勤，包括中学时的日记到现在都保留着，十六万多字的《流亡两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听到有意思的发言我都会当场记成卡片，一则为工作需要写简报，二则为自己日后研究用。那时的人大代表法律知识也很匮乏，记得在审查刑事诉讼法时，有人就问，怎么“第一是审程序，第二还是审程序”，他们不清楚“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是专门的名词。还说“法人”就是指“守法的人”。

南方周末：去人大报到的第一天，王汉斌就请您立即撰写一篇《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实行租让制》的论述。据说您用了三天时间完成。

郭道晖：这篇文章主要是写列宁时代搞新经济政策，把外国资本引进来，开发国内的资源、发展经济。当时，苏联的干部、工人很多也抗拒——怎么我们刚把资本家赶走，又请外国资本家过来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新经济政策是成功的，不然要饿死很多人的。

我屁股还没坐热就马上回到清华，首先把《列宁文选》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索引都抄下来，看了文章后做成卡片，然后再摘编撰述。

南方周末：这篇文章有个特殊背景：1979年7月1日闭幕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口气通过了7部基本法律，其中之一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此前有些人反对这部法律，主要有哪些争议？

郭道晖：当时很多干部都认为，引进外资就是出卖国土，特别是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就是恢复租界、出卖国土，批评非常尖锐。没有正确思想怎么能立法呢？所以彭真想借列宁改革思想说服这些老干部。

我就有意识针对我们干部的思想误区整理出材料。这篇文章王汉斌打印出来在开会前就送上去。列宁的话当时威信很高，老干部没什么话讲。后来人家说“你郭道晖对经济法还挺在行”，我说我根本就不懂经济法，我是懂“文章做法”。

权利优于权力，这是根本转变

郭道晖：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修改宪法，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

实际工作主要由彭真主持，一直持续到1982年2月。彭真在当法制委员会主任的时候讲过，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的监狱坐了六年，解放以后他又坐了自己的监狱九年半，为何会这样？他说他在监狱里时老思考这个问题，想不通，后来想通了，就是对我们过去不重视民主、不重视法制的惩罚。

彭真和王汉斌把胡绳、龚育之，宪法学界的“四大名旦”——张友渔、萧蔚云、王叔文、许崇德等专家都请去了，负责研究和草拟宪法草稿。经党中央审议后形成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组成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修改，最后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修宪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时，我作为法制委员会理论组组长列席旁听，并参与了一些秘书工作。

南方周末：在学界，您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论述一直备受关注。和54宪法相比，82宪法有一个重要变化是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原来的第三章挪到第二章。

郭道晖：82宪法是在54宪法基础上修改的，但修改幅度很大。原来（54宪法）第一章是总纲，第二章是国家机构，第三章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82宪法把公民权利义务挪到国家机构前面。

公民的rights高于国家的power，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强调公民权利的优先地位，国家权力是公民通过选举赋予国家机构的。文本改过来很多年了，现在有些官员还认为公民权利是国家机关赋予的，那就搞反了。

南方周末：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宪法监督机构，曾有过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乃至设立宪法法院等不同构想。2018年3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您怎么看这次更名？

郭道晖：我关注的是它是不是名副其实，能否真正承担起违宪审查的职责。任何国家机构、政党或武装力量有违宪行为，都应该追究责任。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能否真正纠正违宪行为，还有待观察，但首先我肯定这个做法。

南方周末：普通民众可能觉得宪法离自己比较远，您怎么解释他们和宪法的关系？

郭道晖：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宪法的大众化、社会化》，意思就是要把宪法交给人民自己来掌握，要把人民日常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或者受到的一些侵害，提高到违宪层面来审查、来审视。

南方周末：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李步云教授和您等法学家坚持主张以“法治”代替“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7年写入十五大报告，1999年写入宪法。为什么要这么改？

郭道晖：法制的英语原文是legal system，是“法律制度”。法治的原文是rule of law即“法律统治”，就是按照法律来办事，法律至上。表面看是名词之争，实则观念上有差别。

“法制”是个中性词，专制的封建社会也有完备的法制，但没有民主。“法治”就是任何个人、公民、组织等都要受法律统治，都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法制”的法律主体是谁，谁来制，制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而治理的“治”是水旁，中国有句古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水”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是主体，是人民来治，不是治人民。

与“镕基先生”互相谈“爱”

南方周末：您和朱镕基是大学同学，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能说说你们之间相处的故事吗？

郭道晖：朱镕基这人很念旧。他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出差上海，他和市委宣传部长一起到宾馆来看望我，他主动对随行的人说：“这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朱镕基在中学的时候就和我两次成为同学。抗战时期，有个广益中学。我父亲在那儿教书，我跟着在那儿念书，比朱镕基高一班，我父亲教过他。1946年，我到湖南省立一中上学，现在叫长沙一中，他也辗转到一中念书，比我低一个学期。我是1947年春季毕业的，他是夏季毕业的。

考大学都是在1947年夏季，我俩同时考，又同时被清华录取。他很优秀，成绩平均80分以上有奖学金。我考了76分，所以是自费生。我们的宿舍是二院教室改成的，挨在一起，他住235室，我住236室。

南方周末：你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郭道晖：我们性格都比较耿直，也敢说。他进清华不久，1948年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爱与憎》，笔名是“容基”，因为那时排字间那个金字旁的镕字根本找不到。他是遗腹子，母亲也很早去世，是伯父养大的，也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感到没有天伦之爱。他也对旧社会所谓被扭曲的爱很反感。所以他说除了爱，还要憎，憎就是恨那些不让你爱的，那就有所指了，就是对国民党有所指。他还提出要自我牺牲地去爱人民，这个提法挺好。

我那时已经入党，马上回应了一篇文章《与容基先生谈爱》。我说你自幼失去了父母，是可惜的，但也许还是值得羡慕的。为什么呢？往往父母之爱，溺爱、疼爱，结果阻碍了人类进步、阻碍了一些年轻人去参加革命。所以我们两个互相谈“爱”，后来人家就说这是当时青年人走向革命的心情抒发。

南方周末：中国的法治进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改革也不总是一帆风顺，您对当下及未来的法治领域改革有何建议？

郭道晖：我现在所想的就是，只要按照中央正式通过的决议照办就好。关键问题是得打破一切阻碍，真正去施行。包括刚才讲的，建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切实纠正违宪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下去，这是我的一点期望。

閱讀更多 南方週末 的文章

關鍵字: 民主 郭道晖 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