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胡適:中產以上

人物|胡适:中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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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胡适:中产以上

魯迅自認為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那麼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應該算是富裕的知識階級分子,胡適介於二者之間,他沒有梁啟超等人那麼富裕,但遠比魯迅要多一些“財務自由”。有人甚至認為,如以純粹的文人論,胡適的收入應該算是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收入中的冠軍。

因為在美國讀書時給老鄉陳獨秀的雜誌投稿,陳獨秀推薦胡適任北大教授。1917年,26歲的胡適學位還沒有拿到,就回國任教。北大教授薪水優厚,該年4月,胡適給母親寫信說:“即此一吉事,已足滿意,學位乃是末事耳。”據說,扣掉所有的生活費,胡適每個月可以存下230元,足夠北京窮苦人家兩年四個月的開銷。

胡適的住處也是一處比一處寬敞,到入住米糧庫四號院時,更成為朋友和文化人的中心。米糧庫衚衕是文化人的聚居地,陳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鴻、徐志摩、丁文江都在這裡留下了他們的身影。一號住著陳垣、傅斯年,三號住著梁思成、林徽因,胡適住四號院,這些人算得上是“京派文人”的基礎。具體到胡適,他的家也是一時的文化中心,胡適的家是親友的臨時棲身之所,徐悲鴻、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親戚甚至長期住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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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胡適、魯迅都步入了收入的黃金期。但魯迅的收入月均六七百元,約今2萬元人民幣,胡適的收入月均1500元,約今5萬元人民幣。可見二人的收入、生活不是一個檔次。魯迅曾有名言:“有誰見過從小康之家墜入困頓的嗎?”魯迅終生的努力也就是掙得了中產的生活,而胡適自走上社會就是中產以上的生活。

魯迅“躲進小樓成一統”,但胡適一直在熱鬧中,在聚光燈下。有陳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這樣的文化名流做鄰居,天生的好客、好交往,以及工作、兼職、寫作,使得胡適的生活緊張而活潑。他曾經在每週週末特別騰出一天來接待客人,戲稱為“做禮拜”。據說他的日程像鐘錶一樣準確無誤:“早晨7點起床,7點40分去北京大學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時40分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上班。晚餐在外邊吃,晚11點才回家。他有專用的小汽車,出入坐車方便。回家後即進入書齋,讀書、研究、寫作,直到半夜2點才睡。”胡適有名言:“誰說每天一定要睡足8小時?那是迷信,拿破崙每天只睡6小時。”

胡適的錢來得快,也花得快,他有時也會有“窮”念。如他曾怕搬家,怕“搬窮”了。他晚年流落美國,遇到唐德剛這樣的年輕人,還一再勸唐要注意“生計”,要趁年輕多攢點錢。至於他的“做禮拜”則是因為來訪者太多,不得不如此。

胡適的生活方式並非沒有問題。他也付出了代價,其中重要者之一,40歲以後的胡適在學術事業上沒有多大進展,即跟他的生活有關,他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精進研讀。

魯迅曾有“京派”“海派”的觀察,在他看來,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是商的幫閒……冰心曾有名作《我們太太的客廳》,好事者將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嶽霖一一對號入座。跟胡適的“公館”一樣,梁思成家也是當時有名的文化沙龍,人稱 “太太客廳”。座上賓都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人物,徐志摩、沈從文、金嶽霖、朱光潛、胡適,而林徽因雖為人妻,那樣的優雅大方也是讓男人們為之心儀的。每逢聚會,幾乎都以林徽因為中心,談古論今,皆成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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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冰心所批評的,一如今人對“文青”“小資”一類立場和態度的批評。但胡適顯然要高於“文青”“小資”,他是國士、精英,只是他們的生活離普通人已經有距離了。上層知識分子或以精英自詡的知識分子,極易與社會脫節,他們認為自己不在人生社會的習俗、義務、責任等規範之中,許多掙扎、付出、苦難、辛勞、使命等,不在他們的關懷之中,他們是“豁免”的。他們屬於另一類人。他們即使身在江湖也會“心在魏闕”,一如今人說念念都在“海里”;他們也是孟子所說的治於人的“勞心者”;他們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說的,自認為“統治階級地位較低的合夥者”。

胡適在相當程度上超越了這一類知識人,但仍不免沾染這一類知識人的習氣。胡適的家有庭院,有汽車間,有鍋爐和熱水汀,有浴室和衛生間,僱用門房一人,廚子一人,女傭一人,打掃雜役二人,司機一人。這是今天的中國知識人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到1931年,胡適40歲生日,他在米糧庫四號家中做了40大壽。傅斯年、俞平伯、聞一多、馮友蘭、朱自清、毛子水等聯名贈送了一幅壽屏,胡適專門請飯店的廚師到家中做飯。親友們喝茶、抽菸、嗑瓜子、聊天,熱鬧了一天。今天的知識人在40歲時多未立住,而胡適的40歲熱鬧卻也未能“不惑”,它諭示了40以後的胡適在學術思想上可能的建樹。

知識人的不同生活帶來了不同的道路。儘管胡適的道路比魯迅的順暢,自新文化運動開始, “我的朋友胡適之”就稱沸天下。但30年代以後,胡適不再是導師,借用魯迅的話, “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胡適未必不知道自己的處境,他是中產以上者,他是成功者,但他並不自由。一如布迪厄的“合夥者”命名,他的自況小詩如此說:“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摘自《領導文萃》2018年3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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