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說過一句話：所有不能殺死我的，都會令我更加堅強。如果你認同這句話，那生活展現給你的一切苦惱和困難，就有可能一瞬間全部成為假象。
導演鄭瓊拍的一個紀錄片，名叫《出路》。
這個紀錄片完全是她個人出資投資拍攝，從2009年跟拍到2015年，歷時將近7年。主人公有三個，馬百娟，徐佳和袁晗寒，他們分別是不同家庭，不同生活，不同社會階級裡成長起來的孩子。
馬百娟是一個山溝溝裡的小姑娘，09年開始拍攝時她才12歲，在村裡的小學上二年級。她就讀的小學其實只有五個孩子，而馬百娟則是這五個孩子裡最大的。
紀錄片開始時是馬百娟坐在一個山坡上念讀自己的作文，內容是她想考到北京，在那裡上學。
她對未來的規劃符合所有中國農村孩子的願景，通過高考考到大城市，在那裡生活尋找出路。雖然我也在農村度過了童年生活，但是當看到馬百娟一家的生活時還是不由得感慨，自己的生活實在不算苦。
馬百娟一家全年開銷不過50塊（2008年）。當她和家人收糜谷走在陡坡上時，鄭瓊導演不由得發出感嘆：那人的生活狀態真的就像螞蟻一樣在討生活。
2012年第二次拍攝時，15歲的馬百娟已經退學了，但是年齡還很小，找不到工作。當酒店工作人員問她年齡還這麼小，為什麼不上學時，她只是一直在笑，然後搖頭。
第二個是徐佳，他是一個農民工二代，小城鎮上的高考復讀生。
徐佳父母都是城鎮的外來打工者，父母知曉自己生活這樣苦，全因為吃了沒有讀書的虧，於是他們就想著讓自己的兒子以後不再那麼辛苦，爬在地上討生活也要讓孩子讀書。
而拍攝剛開始時徐佳已經是第三年讀高三，即將面臨第三次高考。當然最後沒有讓去世的父親失望，他考上了一所好的大學。
第二次拍攝時徐佳快要大學畢業了，找工作的經歷讓他看到了生活的不易和社會的不公平，但是他最終接受了這種不公平，並且發誓一定要讓自己的下一代過得更好。
最後一個主人公是袁晗寒，她家住北京，生活條件都比較好。上最好的的幼兒園，最好的初中，甚至高中也是上的美院附中。
但她後來輟學了，輟學以後的袁晗寒做了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排話劇，賣東西，開酒吧。
袁晗寒說自己從來沒有想過將要生活在哪個階層，不會餓死就行了。
鄭瓊導演說自己拍攝這部紀錄片並不是要揭露什麼社會現實，而是就像顧茲曼所言：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紀錄片的名字叫做《出路》，它想要表達的是生活在不同階級，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們，在生活這個大雜燴中都是如何討生活，找到人生出路。
在馬百娟生活的社會環境中，身邊每一個人都在給她灌輸同樣的想法：她是一個女孩子，書讀一點會識字就行了，反正以後長大嫁人了也要靠她老公。所以最終她找的人生出路就是和表哥結婚。
而徐佳認為的人生出路是高考，只有通過高考考到好的大學，這樣才能一步步找到自己想要的，哪怕自己這一代不能改變，但他的下一代有機會去了解另一個階級的生活狀態。
袁晗寒並沒有經濟上的困擾，唯一讓她苦苦掙扎的敵人是無聊，她一直在試圖對抗無聊。
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徐佳一直生活得不開心，很痛苦。
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他篤定高考就是唯一的出路；為了給媽媽好的生活，他畢業以後找工作找得很辛苦；為了給女朋友一個交代，他畢業了就選擇結婚；為了讓下一代獲得好的資源，他拼了命地工作。
在這個社會上，更多人面臨的是徐佳這種生活狀態：
努力為了別人而活著。一直以來，我們每一個人都被這個社會不停地洗腦：什麼樣的生活才是最好的，人應該怎麼樣生活，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對得起養育我們的父母，作為一個男朋友，我們應該怎麼表現。女人應該是怎麼樣，男人又應該是怎麼樣……。
而這一切的背後，都關乎錢，錢和錢。
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教育一直給我們灌輸這些東西，尤其是當前社會，功利主義大行其道。
我們這一代人的可憐之處在於：二三十歲，很現實，也很理想，各種價值觀不斷在腦海裡衝突。沒有特別的興趣愛好，不知道應該追求什麼，不明白結婚的意義是什麼，而單身也不見得有多快樂。
生活中沒有遇到什麼大風大浪，好運沒有發生，小倒黴不斷，什麼都沒有，就只剩下孤獨和空。晚上因為壓力太大睡不著覺，白天醒來什麼傷口都沒有，完完整整，連傾訴都顯得矯情。
但內心就是隱隱約約覺得痛。
我很同意鄭瓊導演所說的，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你得去打破那些成功學，還有這個社會，這種權利文化帶給你的所有枷鎖。
人生中某些珍貴的東西並非只侷限於某個階級，當你打破那些枷鎖，把這個社會和教育塞給你的某些惡臭的屎一把一把地掏出來，掏乾淨以後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為自己而活著的人。
袁枚有一首小詩叫《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米如花小，也學牡丹開。“苔花”雖小，但是也可以跟牡丹一樣開花，而且開得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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