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同志走完了她光輝的戰鬥人生，與世長辭，享年88歲。鄧穎超與重慶頗有淵源，抗戰期間她長期堅持在重慶，與周恩來一起工作。1985年10月，她又回到山城重慶，視察工作，看望朋友，重返紅巖。今天，我們在原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平實、充滿深情的文字中，一起回憶、緬懷“鄧大姐”！
1985年10月，重慶的金秋顯得格外的清朗和明麗。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同志、我們仰慕的鄧大姐，隨行簡樸，從北京飛抵山城。大姐本有囑咐，不讓地方領導同志到機場迎送，但我作為市委書記和市政協主席，怎能心安讓大姐自己進城？何況，抗戰期間大姐長期堅持在重慶，與周恩來等同志一起，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領導南方國統區黨組織，堅定信念，爭取多數，與國民黨當局又團結又鬥爭、艱苦卓絕、堅忍不拔、穩如泰山，在我們這一代地下黨員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憶念，今天大姐重返山城，我能不前往迎接麼？
10日上午，我們到白市驛機場，大姐和陪同她一道來重慶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秘書趙煒等同志乘坐的飛機徐徐降落。時已81歲高齡的鄧大姐行動不便，我們為她準備了一個小木凳放在飛機弦梯最後一級。她剛一走下飛機，我和市裡其他領導同志隨著專從成都趕來的四川省顧委主任譚啟龍同志及原南方局老同志魯明等立即迎上前去，她邊握手邊批評：“說了不讓你們迎送，以免影響工作，為什麼還是來了？”我說：“大姐是全國政協主席，我是重慶政協主席，我要充分利用時間向大姐彙報工作啊！大姐雖然是‘老重慶’，現在的重慶變化可大了，我來給您當嚮導嘛。”說得鄧大姐笑了起來。
1983年6月4日，鄧穎超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
接著，我隨她同車，經新橋、沙坪壩、石橋鋪，來到潘家坪招待所（今渝州賓館）。
1日上午，我去向鄧大姐彙報政協工作並贈送了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的《國民參政會紀實》、《重慶抗戰紀實》、《重慶談判紀實》和重慶市委黨史工委編輯的一套《重慶地方黨史資料叢書》。年事已高的鄧大姐以敏捷的思維、清楚的記憶，興致勃勃地回顧了當年的戰鬥歷程。
從1938年10月，她和博古以及《大公報》的張季鶯先生由武漢飛抵重慶出席一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到1946年5月3日，與周恩來、齊燕銘、廖承志夫婦、王炳南、章漢夫等15人飛赴南京，在這八年抗日戰爭時期中，除1939年和1943年兩次因公返回延安外，前後長達五年的時間裡，鄧大姐生活戰鬥在山城重慶。在這裡，她嘔心瀝血，置生死於度外，為堅持抗戰、堅持進步，爭取和平民主而日夜操勞，為發展和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而四處奔忙;在這裡，她為報紙、雜誌寫了數十篇戰鬥文章，向群眾做了數十場激動人心的演講。大姐的崇高品格和革命風範，深深留在重慶人民心裡。山城人民懷念敬愛的周總理，也惦念敬愛的鄧大姐。
我對大姐說：“抗日戰爭期間，大姐在重慶備受艱辛，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也使我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她急忙謙遜地說：“別把恩來同志的賬算到我的頭上啊，還有其他同志也做了許多工作嘛！”
我說：“當時您在重慶發表的30多篇文章，影響就很大。”
“有那麼多嗎？”
“有啊。下次我帶來您看看吧。”
10月的潘家坪，金風送爽、花木扶疏。這天鄧大姐的興致很高，她和我們拉閒話，擺家常，十分關心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她問我：“你愛人是誰呀？為什麼不帶來見我呀？”
我說：“怕影響大姐的休息。再說，她已於去年離休。”
大姐不高興了：“你們男同志呀，就只知道自己工作、活動，全不考慮女同志的處境。離休就該關在家裡呀？明天，我要見見她。”
我回家把鄧穎超同志的邀請告訴羅禎，羅禎很激動。從她學生時代參加地下黨領導的活動開始，使曾流連曾家巖、翹首紅巖村，早就想見到敬仰的鄧大姐，幾十年了，想不到即將如願以償。去見大姐，帶點什麼禮物好呢？她左思右想，覺得送什麼都不合適。想到了1976年周總理逝世時，她在自己還沒有“解放”的情況下，悄悄寫的一首沉痛悼念周總理的詩，現在把它送給周總理的“小超”，不是最好的禮物麼？她趕緊翻出詩稿，工工整整地抄在幾頁潔白的紙上，精心裝訂好，又在封面寫上“謹將1976年舊作獻給鄧穎超同志”
12日上午羅禎和我一起去到潘家坪二號平房。剛走進大廳，便見大姐滿面慈祥地走了過來，羅禎連忙上前握住鄧大姐的手，激動地說：“大姐啊，感謝您滿足了我多年想見到您的願望！”我向大姐介紹：“羅禎，我們大學同學，地下工作的戰友。”大姐高興地說：“好啊，你們是好夫妻，是模範夫妻。”我說：“我們是向總理和您學習。”
就座後，羅禎向鄧大姐傾訴了她久遠的思慕之情，回憶40年前曾聽組織秘密傳達，知道大姐從紅巖村來過沙坪壩，十分關心各大學的女同學們參加革命活動和學習生活的情況。大姐聽著頻頻點首。羅禎取出悼念總理逝世的詩稿：“大姐，這是我送給您的禮物。”大姐接過去翻著說：“留下我慢慢看吧。”
接著，我將重慶黨史辦收集的抗戰時期鄧大姐在重慶工作時的一疊資料一一展示，並將題目一條條念給她聽。當唸到《論自我修養問題》時，她連說：“不是不是，這篇是恩來的。”
我說：“這篇長文章還有許多小標題：如‘善盡婦女職責’‘要有愉快的精神和健康的身體’，這能是恩來同志寫的麼？”
她高興地笑了起來：“是我寫的、是我寫的！怎麼就忘了啊。”
接著我又說：“當時大姐在重慶的活動很多呵！”
她笑著問：“是麼？我是1938年10月下旬到重慶的，你說說我剛到重慶時做了些什麼？”
我說：“您剛到重慶就和史良等參加了重慶婦女慰勞會，向500多名各界婦女作了講演，你在重慶女青年會、重慶女師等單位舉辦的講演會上，報告了15個月來的抗戰形勢，要求大家更好地開展婦女抗戰工作……。10月底在參加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上，堅決支持愛國華僑參政員陳嘉庚從新加坡發來的11字電報提案：‘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面對面地痛斥汪精衛及其同夥假和平真投降的漢奸謬論。”
鄧大姐從深沉的回憶中特別提到：“1946年還發生過重慶較場口事件！”看來大姐對這一事件特別關注，記憶猶新。
八年抗戰，中國人民在作出了重大的犧牲後取得了勝利。可是蔣介石磨刀霍霍、內戰槍聲又起。為謀取和平，1945年秋，毛澤東、周恩來從延安飛抵重慶，舉行國共和談，簽定了《雙十會談紀要》，雙方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事。會議代表包括國、共、民主黨派及社會賢達等共38人，共產黨有7位代表，鄧穎超是政協所有代表中唯一的女代表，並擔任“國民大會組”召集人。我黨為力爭會議的成功，積極擴大民主統一戰線，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行動起來，如著名的“一·二五”教師學生遊行示威活動，響亮地喊出了“政治協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口號，會議代表周恩來、莫德惠等接見了遊行隊伍。這便是促進政協會議成功的一次群眾運動。在會上，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董必武、葉劍英、陸定一、吳玉章、鄧穎超展開了緊張而艱鉅的工作，終於就舉世矚目的改組政府問題、施政綱領問題、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問題、憲法草案問題，在不同程度上達成協議，獲得成功。
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是抗戰勝利後中國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可是，正當各界群眾近萬人於2月10日在較場口廣場上舉行慶祝政協會議成功大會時，國民黨卻密謀策劃，派出大批特務、打手，搗亂會場，大打出手，將臺上主席團成員李公樸、施復亮、郭沫若、馬寅初等民主人士毆打致傷，臺下的群眾和新聞記者等也有幾十人被打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較場口事件”。
鄧大姐說：“那時我未在場。特務揚言還要找機會打鄧穎超。不少黨內外人士勸告我暫時不要外出活動，以免發生不測。”
我說：“大姐不懼特務的恐嚇，依然和周恩來、陸定一、廖承志、鄧發等同志一道去醫院看望受傷的人士，還參加民主同盟邀集政協代表致函蔣介石抗議國民黨暴行的活動。”
鄧大姐說：“你們工作做得好，收集保存了這麼些黨史資料。”
我說：“這是重慶黨史辦長期辛勤工作的結果。”
我拿出帶去的10張大姐過去在重慶的活動照片說：“我這裡有些照片大姐可能沒有。”
鄧大姐說：“不可能吧！”她接過照片，一張張細看，真的其中9張她都沒有，包括與恩來同志的合影。大姐高興得不得了，連說：“好、好，我全收下了！”大姐說：“我沒有什麼財產，只保留了一些照片，將來把它們交給歷史博物館。”
前來看望鄧大姐的人很多，她還要接見市裡各方面的負責人、以及當年在一起工作、同甘共苦的老戰友、老部下，我們不便過多佔用她的時間。臨走時，大姐說：“我要送送你們！”我們趕緊扶大姐坐下，她還是起身和我們走到大廳門口，又吩咐攝影的同志再為我們照張合影，然後依依告別。
鄧大姐逗留重慶期間，我為無法親自全程陪同她老人家感到歉然，只得委託市政協副秘書長鬍北淇等同志悉心照料安排。但我時時關注著大姐的各項活動，從後來他們翔實告訴我鄧大姐活動的情況中，使我深深感受到大姐對重慶的深情和在各種場合一言一行中的語重心長。
這天下午，鄧大姐漫步在渝州賓館的林蔭道上，追憶著過去的戰鬥歲月，懷念著當年支持共產黨的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和山城人民。她老人家對陪她散步的胡北淇說：“從那個時候起，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就同我們合作共事，共同維護抗戰，維護團結，維護進步。現在，為了祖國統一和富強，我們仍然合作得很好。”大姐接著說：“胡子昂同志那時就與我們合作，一直合作到現在，不愧是黨的真正朋友。朱學範同志所領導的`勞協’，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在政治上經濟上支援邊區工會。鄧發同志就是在他們幫助下，才出國參加世界工會大會的。這樣的朋友還很多，真是難得啊！”大姐還問起了當年被譽為“民主之家”的鮮特生先生的“特園”的情況。胡北淇同志說：“這些都是周總理和大姐當年在這裡辛勤工作的統戰碩果。”大姐說：“我們黨與非黨朋友就象紅花與綠葉一樣，只有紅花沒有綠葉，花也不好看，更重要的是花也長不好啊！”晚上，大姐在住室裡，欣然命筆寫下了滿懷深情和希望的題字：“向重慶市人民問好。”
13日上午，鄧大姐參觀市容，遊覽故地。看到兩江大橋和剛剛建成的牛角沱立交道，她對重慶市政建設的巨大變化，感到十分高興。在重慶人民大禮堂臺階上，鄧大姐久久地遙望著對面舊政協的會址—原國民政府所在地，思緒聯翩。舊政協的召開，是中國共產黨和各界民主人士團結合作，推動和平民主運動的成果，它雖然被國民黨破壞了，但是它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卻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鄧大姐對身邊的同志說：“建國後的政協是在舊政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我們黨提出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統戰方針，就是當年歷史經驗的總結，我們要認真地去領會，認真地去執行。”鄧大姐還關心地問：“重慶有多少女政協委員？”希望重慶市政協要注意充分發揮女委員的作用。
鄧大姐來到曾家巖50號周公館，思緒難平，向陪同她參觀的同志一一指點，某間房屋是作何用的，某張照片是何時照的。大姐說：“你們知道我和周恩來同志在紅巖辦事處辦公室大樓門前照的那張照片的意思嗎？當時日本飛機來空襲，一顆炸彈扔在辦事處辦公大樓門前的溝裡，把樓都震壞了。敵機離去後，我和周恩來同志就拍了這張照片，表示不管你如何狂轟濫炸，我們也要在這裡堅持戰鬥下去，我們是炸不走的！”說到這裡，大姐風趣地用很地道的四川話說：“不然的話，我們照像做啥子喲！”
鄧穎超與周來在被日機轟炸後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大樓前留影
大姐還講起了幾件往事，教大家要尊重歷史，要實事求是。她說，以前有人寫文章，說這裡二樓、三樓都住著憲兵、特務，這是不真實的。當時二樓一部分是劉為章先生住的，三樓一部分是戰時婦女服務團住，這個服務團是當時重慶市長賀耀組的夫人倪斐君和共產黨員張啟凡領導的。倪斐君解放後留在北京，後來又把賀耀組從海外動員回來，是解放後第一個回到北京的國民黨高級官員。鄧大姐還說，八路軍辦事處恩來同志的秘書李少石同志是他乘坐的小車碰傷了國民黨傷兵，被傷兵槍擊小車誤傷身死，而不是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大姐又強調說：“我們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啊！”
1985年10月13日，鄧穎超重返曾家巖50號周公館出來後，在大門口向群眾揮手致意
隨後又到中山三路263號（現151號）中共代表團舊址。因坡坎較高，大家勸阻沒有上去，大姐止步不語，凝望了七、八分鐘才叫開車離去。
14日上午大姐來到紅巖村，心情格外高興。她對紅巖有著特殊的一片深情。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年初，紅巖所在地大有農場的女主人劉太太饒國模給大姐捎去兩束紅巖生長的新鮮水仙花，大姐為之激動不已，立即寫信給在莫斯科訪問的周總理說：“花從重慶紅巖來，又把我的腦思帶回到重慶紅巖去。三年紅巖，一切往事縈繞腦際、歷歷如在目前，我的心情複雜，對花無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語。……特寄三枝給你，到時水仙花想已幹萎，但終是來自紅巖土壤裡的花，或能餘香猶在吧。”今天，大姐終於又回來了。
1985年10月，鄧穎超參觀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舊址
走進紅巖村，大姐一一指著沿路的景物向陪同的省市同志解說當年的情景。她倒成了大家的嚮導。
登上石階，到了八路軍辦事處舊址，大姐仔細參觀了一樓的幾個房間。就是在這座普通的樓房，周恩來同志和鄧大姐曾經在這裡生活、學習、工作和戰鬥，他們與董必武、吳玉章、王若飛、博古、陸定一等同志一起，為鞏固第二次國共合作，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推動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對紀念館內的陳列，鄧大姐說：“這要實事求是。當年革命鬥爭很激烈，條件十分艱苦，一是本來東西就不多，二是許多東西沒有保存下來，不要想當然地去另搞一套，要儘量還歸歷史本色，這樣才能給後代以更深刻的教育。”
在饒國模同志的住宅前，大姐凝視著銘牌上的簡介，久久地沉思著，工作人員還以為她看不清楚，重新讀了一遍簡介。她老人家說：“我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對饒國模同志不能這樣輕飄飄地介紹一下。你們可知道劉太太是在什麼情況下支持我們黨的？當年，我們剛到重慶，條件很艱苦，在市內機房街租的房子被日本飛機轟炸了，沒有房子住。在我們十分困難的時候，饒國模同志把她大有農場的房子借給我們住，又讓我們在農場內修建辦事處。沒有劉太太，哪有我們的紅巖喲！黨在困難的時候，饒國模同志無私無畏地支持了黨，這是一種崇高的革命精神，應該如實地反映出來。”
鄧大姐來到紅巖公墓。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工作人員親屬中的部分同志逝世於重慶，安葬在小龍坎伏園寺。解放後，遵照周總理囑咐，1958年將遺骨火化，就近深葬，平墳還耕。1984年，市人民政府修建了紅巖公墓，將骨灰遷葬於此。陸定一同志題寫的“紅巖公墓”四個大字鐫刻在漢白玉的碑石上，下面襯托著一塊漢白玉的浮雕。公墓裡也葬著鄧大姐的母親楊振德和周總理父親周懋臣兩位老人。大姐只叫身邊兒個工作人員隨她在墓前獻花默哀敬禮。在公墓鄰近的饒國模墓前，大姐表示了特殊的敬意，招呼陪同的省市負責同志潭啟龍、於漢卿和在場的同志：“大家都來吧，都來向劉太太致敬！”大姐肅穆地雙手獻上一束鮮花，所有的人都隨大姐向饒國模默哀致敬。大姐還緩步沿著兩座墓地繞行一週，寄託哀思。
在休息室裡，紅巖紀念館的同志準備了紙筆請鄧大姐題詞，她揮筆寫下“紅巖精神永放光芒”八個大字，下面落款漢卜穎超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寫到這裡，大姐佇筆在手。大姐的秘書趙煒同志在旁提醒說“寫於紅巖”，大姐未動筆;趙煒再說：“於紅巖”。大姐搖搖頭“不！不是於紅巖”，然後寫下“重返紅巖”。這“重返”二字顯出了大姐對紅巖感情之深。
當時警衛制度規定很嚴格，許多人拿著照相機、錄音機都不敢使用，顯得拘謹。大姐發現後立即說，可以照相、可以錄音。禁令解除，氣氛霎時變得活躍起來。大姐談笑風生，異常隨和，有求必應，分別和大家照了好多張像離開紅巖的時候，大姐向簇擁在周圍的紀念館工作人員們揮手致意，再次用四川話說：“紅巖的事情就拜託各位了。”
這時，四周的居民聽說鄧大姐回來了，蜂擁而至，自覺秩序井然地排列在大有農場門外沿路兩旁，盼望見到大姐。大姐本已坐上輪椅，遠遠望見有群眾佇候，立刻走下輪椅，走向群眾，揮手致意。看見小孩便輕輕地撫摸他們的頭。一位年輕母親抱著一個約兩歲的男孩，大姐把手伸向小孩說：“咱們握握手。”小孩認生、不肯伸手，母親著急、小孩更怕，撲在母親身上，大姐笑笑，摸摸小孩的臉說：“好吧！我尊重你，就不握了吧！”大姐一直走過數十米長的人群，最後回頭望了一眼紅巖，方才上車緩緩離去。
鄧大姐離開重慶前夕，對中共重慶市委負責同志說，重慶是政協的發祥地，也是民主黨派的發祥地，有統一戰線的光榮傳統和基礎，有這麼好的歷史條件，希望能把政協工作搞得更好。重慶由市委書記兼任政協主席，這是搞好政協工作的很有利的條件。但是，光有書記重視還不夠，還要整個市委都要重視。統一戰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政協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市委可以定期同政協協商一些大事，以充分發揮政協的人才優勢。不要把政協看成療養院休養所，要認真地貫徹統戰工作的十六字方針，要發揚黨的統戰工作的優良傳統。鄧大姐還希望政協機關工作的同志，努力學習，提高自己的素質，改進工作作風，這樣才能把統戰工作搞好。
1985年10月，鄧穎超在周公館（曾家巖50號）留影
鄧大姐處處的言傳身教給我們樹立了實事求是的最好榜樣。
深夜，連續忙碌勞累了幾天的鄧大姐，翻開了羅禎的詩稿：
晨曦未明的冬晨，
濃霧籠罩著山城。
無線電波傳出沉重的聲音，
播送著一個不幸的消息。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莫非是我聽錯？
不能，偉大的名字周恩來，
不能和死聯繫在一起。
郵遞員懷著哀痛的心情，
把有黑邊的日報送到我手裡。
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莫非是我看錯？
不能，
偉大的名字周恩來，
不能和死聯繫在一起。
哀樂在灰濛濛的冷空中久久迴旋
我心梗梗，淚水漣漣。
當我知道革命的那一天，
就知道偉大的名字周恩來。
在反動統治的黑暗年代，
千千萬萬追求真理的人們，
從知道革命的那一天，
就知道偉大的名字周恩來。
不能，
偉大的名字周恩來，
不能啊，不能和死聯繫在一起……
這是當年一個年輕地下工作者的哭泣，也是一個親歷磨難的共產黨員的悲號。許是這痛徹肺腑的真情深深撞擊著大姐的心！她隨即用賓館的信紙和鉛筆給羅禎寫了一封充滿感情的信：
羅禎同志：
幾十年前你知我，幾十年後我見你，喜出望外，會面短暫，印象極深，是難忘的啊！你悼念死者的詩，我拜讀後，深為感動。死者已矣，然而像你詩中所寫，他沒有死。畢竟是死了，是難以復生的。重要的是我們活著是要堅強地繼續戰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望你我以此勉勵，是對死者最好的紀念。
明晨離渝，臨別匆匆，草此短箋以寄意。紙短情長，欲說不盡。祝你和廖伯康同志雙好，雙健！緊緊握手！
鄧穎超
1985年10月14日
第二天清早，我去為鄧大姐送行，大姐將信給我轉交羅禎。我沒想到，鄧大姐看了羅禎的詩竟會給她寫信，忙說：“大姐，我代羅禎同志謝謝您！”
臨別之際，我向鄧大姐彙報：重慶歌樂山埋葬著二百多位1949年11月27日被國民黨特務殘殺的革命烈士。解放後修建了歌樂山烈士陵園，鄧小平同志為烈士陵園題了字。1981年重慶市青少年倡議修建烈士群雕，即將竣工，希望鄧大姐為之題字。
1986年11月底，鄧穎超同志親筆簽名、文采斐然的歌樂山烈士群雕銘，鐫刻在烈士群雕下一塊白色大理崗石上：
偉哉前驅，血沃歌樂，光照神州。建國以來，感先烈之功，懷先烈之義，謁陵掃墓者，絡繹於途。
一九八一年秋，山城少年倡議捐獻建造烈士群雕，以彰百世。市委市府，嘉助其行。海內海外，共襄盛舉，歷數載而厥工告成。
磐磐堅石，赫赫群英，仰雄風之再現，留浩氣於永存，勵後進以壯志，促新徵其兼程。值茲隆禮奉立，謹述大略，勒石以銘。
鄧穎超
1986年11月27日
這是鄧穎超同志送給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少年最珍貴的禮物，它永遠激勵著山城人民前進！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同志走完了她光輝的戰鬥人生，與世長辭，享年88歲。
7月17日目送鄧穎超的靈車經過長安街時的街頭市民
鄧穎超同志一生為黨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未已。早在1975年7月1日，長期患著多種疾病的她，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天津市委決定我轉黨，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後的處理，懇切要求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請求：
1.遺體解剖後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後，我和恩來同志決定的。
3.不搞遺體告別。
4.不開追悼會
5.公佈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職務也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1982年6月17日，擔任了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的鄧穎超將這封信重抄一遍、增加了新的內容：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麼故居和紀念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
2.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同志們，勿以因周恩來同志的關係，或以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是端正黨風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他很本份，從來不以我的關係提任何要求和照顧。以上兩點，請一併予以公佈。
1992年7月18日遵照鄧穎超的遺願，她的骨灰由她身邊的工作人員撒在天津海河
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德，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無私高尚的心聲。反覆誦讀鄧大姐的遺言，她讓我們深刻領會到共產黨人的真正含義。這是鄧大姐的墓誌銘，是鄧大姐留給我們用之不盡的精神財富。鄧大姐離開了我們。我們牢記住鄧大姐的諄諄教誨：“重要的是我們活著要堅強的繼續戰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在我們的心中，鄧大姐與永遠同在。
永遠的鄧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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