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侃如，遵義會議紀念館老館長、知名黨史專家，多篇論文被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文摘年刊》、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長征大事典》和《中國歷史學年鑑》《新華文摘》摘登或轉載，在國內黨史界因遵義會議的研究而享譽盛名。
從孕育那天起，費老就一直關注《遵義》的成長。
“十年前，我們聚在遵義市委的一間小會議室裡，討論這本雜誌的名稱。”費老回憶道，那時，有三四個名稱供大家討論，有《名城遵義》《遵義文化》等，當時還有幾位是來自北京的專家，最後大家一致同意用《遵義》，內涵廣博，外延豐富。
“時間過得真快，”費老感嘆道，與雜誌社結緣，與雜誌社的記者、編輯的友誼也保持到現在。
因為工作的緣故，每期《遵義》雜誌出刊後，費老都會認真閱讀，特別是關於長征的欄目或文章，他說，這本雜誌無論從內容到形式，如今都更加成熟，裝幀精美，排版獨到，緊扣主旋律，語言的風格也越來越接地氣。
“我們這個地方能夠辦出這麼漂亮的雜誌，作為遵義人，應該感到驕傲。”費老由衷地讚歎。
當說到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影響時，費老說，傳統的媒體人應該很客觀地看待現實，很客觀地看待自己。未來的路，導向是靈魂，真實是生命，特色是根本。《遵義》雜誌，生長於這片紅色的土地，保持自己的特色，我覺得它有繼續向好的發展的空間。”
什麼是《遵義》的特色？
費老說，作為黨刊，《遵義》雜誌不僅僅要體現時政報道、經濟報道和民生新聞，還要傳播和挖掘遵義的歷史文化。紅色是遵義最亮麗的名片，作為《遵義》雜誌，要進一步挖掘遵義的紅色元素，不能只講概念、空講理論，報道風格還要人性化、故事化。
“看到一本書，一本雜誌，就是一種緣分。閱讀是生命中註定的緣分，有時候不在乎每一章節都要讀到，但總有一部分內容能打動自己，讓精神昇華。”
費老說，一本好雜誌，除了讓讀者有認同感之外，還要能激發起看書人想寫點什麼然後寄給這本雜誌的願望。
費老就是《遵義》雜誌最真誠的作者。他的很多文稿都曾在《遵義》雜誌率先刊發。
幾十年來，費老研究論證的課題，很多均屬黨史界首次提出。比方王稼祥出席遵義會議時的身份，遵義會議後成立的3人軍事小組若干問題，遵義會議情況是誰向共產國際報告的，對陳雲手稿的7點質疑，遵義會議流傳到共產國際新說，長征開始的出發時間，參加長征的幾位外國人，李德是誰派來中國的，等等。這些有創見性論文經過雜誌的發表，引起黨史界的重視，其中大部分觀點被中共中央採納，例如，經費老考證，並同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共同調研後，中共中央1984年確定遵義會議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
2016年是長征勝利八十週年。那一年，省內外媒體絡繹不絕來到遵義，大家都在尋找一個叫費侃如的專家，記者們知道，要了解遵義會議，必須採訪費侃如。
精疲力竭的費老最後都一一拒絕了。
與此同時，本土雜誌《遵義》也在緊鑼密鼓地做長征的選題，當記者小心翼翼求助費老時，費老欣然答應抽出了半天接受《遵義》雜誌的採訪。就在那一天，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的編導聞訊也來到費老辦公室，請求《遵義》雜誌記者幫忙，再三懇請費老能夠接受採訪。
於是，中央電視臺記者與《遵義》雜誌記者一同完成了各自的採訪任務。在後期的編排中，因為缺少歷史性的照片，整組報道顯得單薄。編輯很苦惱，再一次求助於費老，費老拿出自己珍藏幾十年的老照片，並給每一張照片寫下了詳細的註解。
費老說，《遵義》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必須要用心，我希望我們遵義的媒體，做出高質量的報道，因為我們有足夠的資源去展示我們的紅色文化，黨刊肩負著時代的使命。
那一年，遵義雜誌社選送的長征組合報道《八十年，穿越時空的情懷》，在眾多的媒體關於長征的報道中，力壓群芳，獲貴州新聞一等獎。
費老悉知後，十分欣慰，當然也在他的預料之中。
文：遵義雜誌社全媒體記者 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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