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作為兔子，從小便被所有人告知：別做夢啦！
狐狸嘲笑她的夢想，父母試圖打消她的夢想，於是一切希望就寄託在了那個號稱“一切皆有可能”的Zootopia。
可是事實呢？當警察局長只願意把貼罰單的任務交給朱迪時，當她撕開縮水的胡蘿蔔快餐盒時，自由女神像在紐約港漸行漸遠。美國夢的破碎，這是寓言第一層。
當朱迪克服了來自外界的歧視，終於成功破案親身證明了種族偏見的狹隘性後，卻在記者招待會的講臺上將罪因歸就於不同種族的先天DNA。
一時人心惶惶。作為物種偏見的受害者，最強烈主張物種平等的朱迪，此時卻親手用同樣的偏見重演了童年歧視。
只不過，這次她成為了施害者。也就是說，即使在歧視受害者內心深處，或許也深藏著對其他物種的偏見。所謂的歧視，是否本身便是根深蒂固在每個人意識形態中的一種認知方式？也就是說，人類用Stereotype的類型思維認知，是無法避免的麼？這是寓言第二層。
整部電影最大膽的一筆則是綿羊副市長的陰謀。個人認為是這一筆讓一部簡單的“政治正確”動畫片躍升為一部有反省了權力與話語權的批判。
這裡涉及到兩個問題。
（1） 黑人作為以往的弱勢群體，在幾十年的平權運動中終於為自己爭取到了一些地位，如今卻有一部分黑人在各種民權運動中擠壓別的少數族裔—成為了自己曾經最憎惡的壓制者。奧斯卡頒獎禮上這位拿亞裔講笑話的主持人就是典型的“我已經擁有話語權了現在讓我來欺負你吧”。
這對應於綿羊市長的舉動，一方面是長期處於弱勢的群體崛起後的報復與矯枉過正，更多的是深埋在人性內部的對“權力”的渴望而不止是對“權利”的需求，哪怕是以新的噩夢為代價。
（2）很多美國人一想到黑人就是“犯罪率高、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而一想到亞裔則是“數理化書呆子、吃狗肉”。很多人認為前者屬於無法容忍的“歧視”，後者則是“偏見”罷了。但歧視和偏見如何劃分呢？
當大家認為兔子“沒能力當好警察”，狐狸就是“狡猾”時，哪些算歧視哪些算偏見？而當朱迪說食肉者的DNA中有“野蠻“傾向時，歧視和偏見的界限越發模糊了。
從DNA差異的“事實性描述”到性格、能力、品性差異的“道德判斷性描述”，其實只有一線之隔。
這裡還有另外一種極端。《南方公園》第二十一季中，二爹為了維護自己的人設（其實就是追求所謂政治正確），獲得周遭親朋好友的同情，大肆鼓吹indigenous，事實上他卻是哥倫布的擁躉，但為了所謂的PC，二爹測DNA的時候與印第安大叔瘋狂舌吻兩次（唾沫取樣），後來實驗室的人想要肛門取樣的時候差點發生了不可描述之事…最後DNA檢測出二爹其實身上有超過常人的尼安德特人的血統，二爹開始歇斯底里的叫嚷：都是你們現代人謀殺了我的祖先，我是最大的受害者！其實二爹的驚人之舉不就是因為DNA的差異的事實背後，隱含著典型的受害者心態所帶來道德優越感。二戰後的猶太人與德國人之間不就是這種心態的典型麼？從生理上的差異到道德性判斷，其中蘊含著幾多自然，幾多人為偏見……
從“女性有生育能力”到“女性不適合做企業領導”，這其中有多少是自然構成性差異，又有多少是社會長期以來的思維定勢灌輸給我們的差異？
回到前面說的兩條路：追求自己的權利，追求普適的自由平等。
前者訴諸政治，後者卻需要整個社會的思想啟蒙。
第一條路面臨的問題是：如果每個族群/個體都以追求個人權利為最終目標，那麼得到權利後的族群是否會成為下一個濫用權力的綿羊？請注意，權利和權力是兩個概念。
以黑人運動為例，對於有些黑人，爭取種族平等只是初始口號，在他們奮力拼搏嚐到甜頭後，很快運動的方向不再是種族平等，而是爭取黑人和白人的平等，而其他種族該受歧視的依然受歧視。當美國各處插滿了Black Lives Matter的旗幟時，All Lives Matter已經被指責為拒絕直面種族歧視的一種政治不正確了。
第二條路則要難走的多。畢竟現在談啟蒙都已經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嘖嘖嘖，什麼普世價值，全都是西方中心主義殖民思維的產物。
“人人生來自由”，但骨子裡的刻板思維是很多人認識世界的主要框架，這些人無法避免地愛貼標籤：女人不理智，南方人精明，90後都愛自拍，藝術家精神不正常，處女座有潔癖…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有把他人套在刻板原型裡的傾向，但越是對人性充分了解，越能用理解去看待人性的不可避免，用開放去看待自由的一切可能。
然而福柯告訴我們，沒有權力就沒有話語權，沒有話語權的人沒有真正的精神自由，他們獲取的只是被擁有話語權的人定義的知識。因此他們既無權定義自己，也只能活在他人對自己的定義下。因此，權利與權力是無法割裂的。
這個道理在200多年的女權主義歷史中已經展現的很清楚了。作為在男權話語主導下“被定義”的女人，既無權反駁社會對自己的刻板印象，也無意識的自我認同於這樣的刻板印象。因此『女人要嫁個好男人才是成功的』這句話並非是男人強加在女人身上，而是男人女人共同被教導、共同相信然後共同維護得以延續的。
唯一能打破這個鏈條的只有權利的保障。有了平等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才能擁有話語權，才能實現精神和人格獨立，擁有應有的權力。
相應的，種族平等的思想解放也離不開權利。黑人爭取的工作機會、教育機會，就是為了彌補他們因為階級差異帶來的權力差異。有了飯碗和話語權，才談得上消除歧視。
所以白人要的是公平，而黑人要的是平等。因為如果根據權力公平分配權利，那麼黑人永無出頭之日。
但問題是，當黑人爭取到了平等時，他們其實要的是更平等。沒有權力就無法爭取平等，擁有權力就無法保證平等，這真是亙古不變的矛盾.
普適的平等所要求的思想境界太高，而人性中對權力本身的渴望遠遠強於大部分人思想境界所能理解的普適自由。用個簡單而不恰當的例子就是，假如每個人都有靠手中權力受賄的機會，難保會有多少人犯罪。
因此第二條路之所以難之又難，除了既得利益者不願打破階級壁壘以外，人性本身的弊病也是一大因素。
朱迪和綿羊副市長，都是曾經的弱勢族群。當綿羊副市長髮現自己敗露時，依然對Judy說We are on the same boat希望以此拉攏朱迪。而最後沒有朱迪的功勞，綿羊副市長也不會被繩之以法。
在我的理解中，這部電影是在反思後給出了試探性的回答：或許平權運動應當是思想解放與權益平等並駕齊驅的。認識到差異性背後的自由與平等，才能讓權力為自由平等服務，而不是用權力製造更多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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