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武滿徹、何宇軒
追憶凱奇
約翰·凱奇去世了（1992年8月12日）。毫無預兆，令人震驚。
對我來說，1992年是非常糟糕的一年。因為不久前，我剛剛聽聞梅西安去世的消息。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同時“失去”兩位我所摯愛的作曲家，著實是個不小的打擊。對於凱奇的諸多“追慕者”（admirer）來說，這本是慶祝其80大壽的一年。慶祝音樂會已經在很多國家和城市開始了。誰知，命運弄人——如今，我們只得將慶祝化轉為懷念了。
死亡是無法避免的。從這巨大的悲傷中，我並沒有感到空虛，反而“看見”了更清澈的藍天。因為，從凱奇和他的作品之上，我體會到了不朽的氣質——死亡帶給他的，是永恆。
從凱奇那裡，我學會了生活。或者說，我更懂得了生活和藝術的關係。我以前總以為，音樂是精粹化的生活。但在他那裡，音樂和生活，根本就是一回事。而這樣簡單而明朗的事實早已被人們遺忘。在高度職業化的現代社會，生活與藝術被明確地分開了。人們被迫學習骨架般的創作技巧，手段一個比一個高明。音樂已脫離生活，成為僅停留在樂譜上的冰冷符號。
約翰·凱奇的“橫空出世”曾一度震驚整個西方音樂界，他的觀念打破了古典音樂根基深厚的傳統架構。其實，他只是提醒人們一個基本的常識：寂靜（silence）是一切聲音的母親。通過凱奇，聲音得到了解放，他開啟了一次摒棄藝術“等級”（hierarchy）的革命。他的藝術觀念經常被拿來與“達達主義”進行比對：的確，他的作品確實與達達藝術有相似之處，但它們之間還是有著些許的不同。例如，人們常說他對於傳統結構的分解（dismantling）來自於“達達”，但達達藝術的根本是一種否定論——否定從前，否定傳統。而凱奇的“解構”則在於肯定從前，是立足於傳統的一種發展。所以我認為，凱奇作品對於未來藝術可能性的影響是比達達藝術家要大的。
世界大戰之後，通過兩位知識分子滝口修造（Shuzo Takiguchi）和秋山邦晴（Kuniharu Akiyama）的推薦，我第一次聽說了約翰·凱奇的名字。不過，就此之後，直到1961年，我才首次聽到凱奇的作品，那是在大阪的一場約翰·凱奇的作品音樂會上。這場音樂會的指揮是作曲大師一柳慧（Toshi Ichiyanagi）先生，當時，他剛剛結束了長期的美國生活，衣錦還鄉。樂評人吉田秀和（Hidekazu Yoshida）在音樂會後這樣寫道：“從此，我們將長久地被約翰·凱奇這個名字震驚！”是的，我至今能回憶起第一次聽凱奇音樂的那種全身的震顫。
在那個年代，十二音列和序列主義是先鋒音樂的主流，人們將維也納第二樂派尊為“祖師”。客觀地說，這些音樂的創作技術與才能充滿了智慧，但它們也同時磨滅了情緒和感性在音樂藝術中的力量。
首演於1952年的《4分33秒》，毋庸置疑，早已成為一個傳奇。然而，通過這部傑作，固執的人們並沒有完全看懂凱奇在音樂上的才華，相反，更願意把他當作是一位行為藝術上的哲學家。但很快，從他後來不斷“推出”的創作，人們逐漸意識到，他的作品不僅僅是個性，而是獨一無二。
約翰·凱奇與日本藝術愛好者之間形成了一種長期而密切的關係。儘管我們不能再見到他了，卻依然能夠清晰地記得他那紳士般的、無法描述的神秘微笑。
我再也想不出哪一位“藝術革命家”能像凱奇那般優雅。
靈感花園
長野縣終於露出了夏天的面目。
通常，即使像這樣高海拔的地區，每日的正午也是十分炎熱的。但今年是個例外，已然七月，氣溫卻幾乎沒有高於13或14度的時候。甚至，有時會像冬天一樣，下起雨夾雪。據說，氣象局已經仔細地研究了氣候異常問題。但儘管那些預報已經比較準確了，我們還是不能完全相信它們。
近兩個世紀，科學家們做了許許多多關於能量與物質的研究。以至於今日，人們逐漸堅信自己生活在一個科學知識完備的時代。然而事實是，我們的信息中還存在著大量的未知和不解。為之，我儘可屏息長嘆，因為可喜的是知識遠遠超出人類的控制，即使人類自以為能掌控一切。過多的人為研究總能破壞一些本來的美好：刻意塑造的“實在”打破人們的遐想與創作欲。不過，世界總能給我們一些驚喜的虛幻。
微風暈起，薄霧滿天。藍黑色的山巒隨光顯現。我居然開始質疑那是不是幻覺。每當這個時刻，當意識徘徊在真實與幻覺的邊緣之時，我總能感覺到一種音樂的衝動。靈感並不來自於強烈的、戲劇性的思維碰撞，而是對於未知和神秘的探索。自然世界存在著一種微妙的湧動和變化，它不像人為的變化那麼強烈，卻是一切神秘性的淵源。我的創作起始於觀察和聆聽：觀察那些看不見的，聆聽那些聽不見的。
人們對於事物的覺察力不是統一化的，是因人而異且有不同層次和不同等級的。因此，我的感受也許別人根本就體會不到。但我並不孤獨，因為我活著——同時，我也因活著的目的而被創造出來。
問題是：被什麼？被誰？
我的音樂是傳遞給未知的一種信號。而且我相信，這世界上的其他人也在同時發出他們的獨特信號。我們的信號相遇，一旦相互吸引，便會隨之交織出一種新的和諧。這種新的和諧立刻造成彼此間的一種生理上的感受。比如，當你聆聽一位未知作曲家的未知作品，會突然感同身受進而激動不已。這就是信號和諧交織的表現。上面說過，自然是湧動的，是微妙地不斷改變的。因此，我的音樂並不因為樂譜的形式而完成，我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完成”（complete）的。它們拒絕“完成”，它們因聽者的不同而轉換它們的意義——它們是湧動的。
也許，我所說的這些特性與西方藝術的創造意圖相距甚遠。西方音樂家堅信作曲是鮮活的、確切的，是將掙扎、歡樂、陰暗、美好積極展現出來的一種衝動。而我，作為一位東方人，站在了西方藝術的對立面：我喜歡那些不能解決的和不真實的——這些“模糊”是我靈感的終極來源。
我不確定是否所有遠東、亞洲和日本的作曲家會有和我相同的感受。我不是一個能夠代表日本的作曲家，甚至都不能稱作是一個“日本的”作曲家。我在日本出生、成長，自然“不可抗”地受到日本傳統的影響。有一段時間，我曾努力地排斥這種單一文化過多的影響，但馬上就發現，那是不可能的。
不過，我的一些努力的確生效了。現在，在西方國家，越來越少的人把我叫做“日本的”作曲家了，儘管每次出國我仍然感到不適。人們對於事物的理解確實會發生轉變，但並不會因此而擴大。人們總是誤以為自己的眼界擴大了，但其實那只是轉變而已。世界進入了全球化，人們並沒有因此而成為世界主義者，而是世界本身越來越趨同了。所有文化開始轉變為一種文化。
但這樣的變化也有益處。當一位日本青年學習西方現代音樂（一個來完全不同於自己文化的藝術）時，他就具備了用旁人的眼光觀看自己傳統的維度。任何一種藝術都需要從自己那些固化的傳統中解放出來。
從山巒的景色中引發了以上種種思緒。時間飛快。當我再次抬起頭，發現藍黑色的山峰已重歸雲霧，不見蹤跡了。
也許，這是我的另一個幻象？
閱讀更多 三聯愛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