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自然
1972年2月，我終於跳出“農門”進入體制，縣委員會政工組通知我去人民公社當廣抪員，月工資30元，糧票27斤。人民公社始於1958年，是農村基層政府，1982年12月10日，全國人大決定將人民公社改為鄉、民族鄉。我所在的人民公社有9個國家幹部，6名工作人員。上面千根線，下面一口針，國家的政策法規都要通過人民公社貫徹落實，沒有貪汙，沒有腐敗。我親眼所見當年國家幹部的清正廉潔作風，有一次主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來公社撿查工作，沒帶司機，沒帶秘書，親自到公社食堂買歺票，和我們一起蹲在地上吃飯。我是公社年齡最小，資歷最淺的工作人員，有幸在改鄉之前的人民公社工作2年零8個月，競競業業，如履薄冰。
1974年10月，我接受組織推薦來省城長沙讀書，成為湖南第三批工農兵學員，學習生活費用由國家負擔。剛從空軍部隊退伍的小盛和我同庚，同天報到，同桌吃飯，同班讀書，同住一間寢室。我在班上任黨支部書記，小盛任團支部書記，課外工作接觸多，很快地成了朋友。小盛身材高大，性格開朗，講一口帶益陽鄉音的普通話，與當時一位電影人物大炮相象，因此，班上同學都叫他“盛大炮”。我和小盛有許多相同，但也有一點最大不同，他是益陽民政局的公子，我是祁陽普通農民的兒子，是毛澤東時代讓我們平等相處，度過了難忘的青春歲月。 我在校讀書時，一位專業課老師同我很有緣，他來自北京，高幹子弟，說話幽默，多材多藝。我畢業之後，老師提為校長，後來調到我所在的單位當一把手。我當時在一個部門任副職，老師來了之後，把我所在的部門一分為二，讓我做了正職。我經常陪老師乘飛機坐臥鋪，到北京上海等全國各大城市出差開會，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海南之行。八十年代的海南，已經相當開放，接待單位安排我們坐正宗的五十鈴橋車，住五星級賓館，從海口沿東線過東方縣到三亞，再從三亞沿中線過通什縣返回海口。每天晚上看完新聞聯播後，老師便洗漱一番，穿上白西裝打上紅領帶，撒點法國香水準備外出。“大順啊，你在房裡看電視，我出去走走”，“好的，您早點回來休息”，老師那瀟灑的背影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人都不願意犯錯誤，但有時碰到鬼纏身，想躲也躲不脫。一位在工地上挑黃泥巴出身的望城堂客，因貴人相助，當上了房地產公司老總，她想開發我們單位土地，為爭取優惠，只用了三招，便把老師給擺平了。她先是請位小姐和老師開房，再喊幾個小流氓去抓他，然後親自出面，把老師從派出所保出來，就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教授就敗在這位壞女人手裡，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老師出事後，廳工作組找我，問老師平時是否有與正常人不同之處，我想了想說：“有啊，我陪他到海南出差，那麼熱的天，他還穿西裝，打領帶，戴禮帽”。後來才知道是律師在幫他，說他有神經病，儘管我的說法與律師的意圖吻合，無奈大勢所趨，無濟於事。公審老師那一天，我坐在法庭旁聽第一排，看見老師穿白色襯衣，套深色夾克，戴金絲眼鏡，並不是我想象的難堪。庭審至10點，法官宣佈休息10分鐘，師母來找我說：“他想抽支菸”，我當時身上沒煙，馬上找同事要了一支，快步走向老師休息的地方，我把煙遞給老師，一如既往地用打火機幫他點燃，師生相視一望，卻無言一對。 
我是幸運者，在體制內平安地工作了35年，享受了體制內的優越。我也是位黴運者，在所學專業最成熟，上有老下有少，家庭負擔沉重的時候，下崗失業，走出體制。2007年5月31日，是單位改制基準日，有關係的可以調走，繼續留在體制內，不走的必須按本人工齡買斷國家職工身份，離開體制，自謀職業。我沒關係調走，只有賣“身”求生，領取“了難費”後，用塑料袋收拾辦公室私人物品，邁著沉重的步伐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2012年1月，我在社會上闖蕩5年後，以靈活就業者身份來到市社保局辦理退休，我從1樓到18樓，從18到2樓，到處打聽辦理退休的有關手續，一位好心人見我很無助，指點我到2樓東北角交50元錢，委託辦理退休。一個月後，我按委託人吩咐來市社保局三樓領退休證，排了很長的隊，一個個都是滿臉蒼桑的老庚和老妹。前面不時傳來陣陣爭吵聲，輪到我了，窗口內一位女孩對我說：“你的擋案放在裡5年了，每月管理費5元，請交300元錢”。我終於明白前面老庚爭吵的原因，擋案管理費應由改制單位交，而單位賴皮沒有交，我不能為難這位無辜的女孩，交了300元錢，拿到了退休證。
每個月20號，是社保發退休養老金的日子，我一早來到長沙銀行，隊伍排到了大門外，一個個面色淡然，沒有領錢的喜悅。排在我前面的是位自稱曾與高崗兒子同過事的老庚，後面是位下放知青高考回城後在工廠工作的高工，我們面無表情地輕聲交談，移步前行。輪到我了，我向窗口內遞交了身份證和退休證，幾分鐘後，有人在大廳另一端叫我的名字，我應聲前去，叫我的人把我從頭望到腳，回頭再看看手裡的資料，然後把身份證、退休證、養老金存摺遞給了我，我佩服這位先生認真負責的態度，向他90度鞠躬致謝。我打開存摺，仔細地看了自己的養老金數額，突然間，五味雜陳湧向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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