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軍事上,幽雲十六州很重要嗎?

TT歷史有話說


是的,非常重要!但不是在整個古代!

準確地說,燕雲十六州的地位是在唐朝滅亡之後才開始重要的,因為此時中華文明出現了兩個顯著的變化:

一是中原王朝都城從關中地區、洛陽盆地開始東移,燕雲地區成為都城的正北方;比如開封、南京、北京;

二是蒙古高原出現了完成封建化的政權,比如遼、金、蒙古;

如同河西走廊對於關中地區的安全性一樣,當都城東遷,位於都城頭頂的燕雲十六州自然就成了國之命脈;另外,當蒙古高原上的遊牧民族完成封建化進程之後,勢必要不斷尋求南下中原的通道,燕雲十六州成為名副其實的咽喉之地。

所以,燕雲十六州很重要,特別是在907年唐朝滅亡之後很重要!

那麼,唐朝滅亡後的燕雲十六州,主要體現出了什麼價值呢?靜夜史認為:

1、中原王朝的屏障

特別是對於宋朝和明朝而言,燕雲十六州的作用非同一般!

燕雲十六州,包括燕、薊、瀛、莫、涿、檀、順、雲、儒、媯、武、新、蔚、應、寰、朔,共十六州。覆蓋了今天山西省和河北省北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全部。

燕雲十六州是蒙古高原和華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線,戰略位置極其重要。

從秦朝開始,中原王朝為了防禦遊牧民族的南下,修築了規模宏大的萬里長城,而各朝的長城,幾乎都從燕雲十六州地區穿過。

因為燕雲十六州以南是平坦且無險可守的華北平原,因此對於中原王朝而言,燕雲十六州的地位非常重要。因為一旦失去燕雲十六州,遊牧民族南下將一馬平川,無人可擋。而北宋的都城汴梁就在華北平原之上,非常危險。

而一旦中原王朝佔據這裡,比如明朝,就可以向南保護中華文明,向北俯視蒙古高原,據險而守,華北平原的北部就多一分堅固的屏障!

2、遊牧民族漢化的窗口

燕雲十六州地區,從秦漢到隋唐,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地盤,因此這裡的居民,基本都是漢人族群。

唐朝滅亡後,907年,遼國建立;936年,後晉太祖石敬塘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從此遼國成為這裡的主人。

為了更好地統治這裡,遼國推行了南面官和北面官制度,即將燕雲十六州地區的管理方式和其他地區進行區分,成就了“一國兩制”的奇觀。

通過對燕雲十六州地區的管理,遼國不斷學習先進的漢文明,幫助自己逐漸完成了漢化和封建化的進程!

到960年北宋建立後,遼國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遊牧民族政權,而是一個有著強大集權能力的封建制度的少數民族王朝!

3、中原王朝的養馬基地

為什麼歷朝歷代的長城都要從這裡穿過?因為這裡是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分界線,也是地理上400毫米等降水量線。

毫無疑問,燕雲十六州是溼潤氣候和乾燥氣候的過渡地帶,這樣的地帶,水草豐美,氣候適宜,加上地形崎嶇,山高溝深,適合戰馬的養成。

河西走廊也具有這樣的氣候和地形條件,所以燕雲十六州和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的重要戰馬出產地。

但是自從燕雲十六州被石敬塘割讓出去後,到宋代就喪失了養馬基地。再加上1038年西夏的建立,北宋連河西走廊也基本失去,所以終宋一朝,都難以組建起可以和遊牧民族抗衡的騎兵部隊!

到明朝以後,因為牢牢掌握燕雲十六州和河西之地,因為明朝前期有不斷打擊蒙古的資本!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夜史”,期待您的關注!


靜夜史


非常重要。

因為幽雲十六州是沿著燕山,太行山兩個山脈分佈的,而且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南直到保定一帶的地區,傳統上是華北地區和北方遊牧民族的天然分界線,長城東段就是在這條線上。

有幽雲十六州,中原王朝只需要沿著這些重要關隘佈防就可以抵禦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

地理優勢也是軍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地理上的優勢,所以可以節約大量的兵力。一旦失去,為了彌補防線上的缺失和漏洞,只能投入更多的兵力在邊界線上進行防禦。

因為石敬瑭為了當皇帝,把幽雲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所以整個河北地區是沒有任何屏障的暴露在契丹軍隊的威脅之下的,沒有任何自然屏障。一旦契丹南下,中原軍隊如果沒有預做準備,就只能後撤到黃河沿線,依託黃河屏障來佈置防線。

也是因此,五代時期,契丹突然毀盟南下,後晉猝不及防,契丹軍隊長驅直入,攻陷東京汴梁,俘虜了後晉石敬瑭的兒子石崇貴。

因此,宋朝初期多次北伐失利之後,只能和契丹議和。澶淵之盟後,雖然宋遼雙方暫時達成和議,但是為了防止契丹毀盟南下,宋朝不得不在河北屯積重兵集團來加固防線,掩護京師汴梁。

到神宗時期,在河北屯積的宋軍兵力已經達到四十萬之多。即便如此,宋朝還是處在遼國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因此,幽雲十六州成為北宋的心頭之痛,從開國之初就一直想著收復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金國崛起,約宋朝共同夾擊遼國,答應消滅遼國後,將幽州一帶劃分給宋朝,宋朝雖然明知道這很危險,仍然頂著巨大的財政壓力,同意與遼國毀約,夾擊遼國的原因。

哪怕當時拿到的幽州地區已經是空城,人口都已經被金國擄掠走了,宋朝不得不傾盡河南山東等地的財政收入開補貼幽州地區。但是宋軍還未來得及在幽州地區構築有效防線,還沒站穩腳跟,金國就毀盟南下了,一舉打到開封城下。兩年後,則乾脆消滅了北宋。

實際上,地理上的優勢在軍事,政治,經濟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僅是在古代農耕時代如此,即使在工業化的今天,地理優勢仍然是軍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蕭武


一說到宋代,人們的反應經常是“積貧積弱”。“積弱”最簡單的證據就是大宋始終未能收復幽雲十六州,這構成了大宋的一塊心病,為了這塊土地,與大遼進行的幾次戰爭都失敗了;其他方向的對外擴張也始終不成,乃至最終因為北方無險可守而亡國。


如果說這個“積弱”似乎還說得過去的話,“積貧”則全非如此。不僅不貧,大宋在經濟、文化、技術等各領域幾乎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王朝的巔峰。陳寅恪先生曾讚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大宋確實配得上這種讚譽。


大宋廢除了唐代的坊制,市場自由度大為提高,民間貿易高度發達;宋代是古代中國唯一不長期實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也不以經商為恥;帝國還積極鼓勵海外貿易,工商業稅收和關稅收入成為政府財源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形成了從東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島環中國海龐大的貨幣共同體,這在古代王朝中是獨一份。宋代發達的經濟催生了繁榮的第三產業,社會中工匠甚多,並逐漸形成了工匠行會制度,這意味著民間社會自生秩序的深度發展。
文化層面,宋代堪稱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儒家復興,影響力向下貫穿至今。民間講學的活動在宋代也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四大書院;伴隨著的是鄉約的發展,講求所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為鄉村帶來基於宗族的基本組織原則和自覺意識,成為後世鄉村自治的基本規範,與書院所傳播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德理想相表裡。宋詞的發展達到了中國文學的又一個高峰;各種勾欄、瓦子的興盛意味著發達的民間消費,消費型社會反過來使得文學、繪畫、書法等等一系列藝術的發展獲得了更為廣闊的基礎,所以宋代誕生了一系列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

技術層面,宋代的航海、造船、醫藥、工程、農藝等等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發明當中有三個是在宋朝才出現或獲得了廣泛的應用。沈括的《夢溪筆談》當中關於技術的一系列敘述,不過是當時技術發展高度活躍的一個反映而已。

大宋能夠如此之富裕而又進步、開放,前提當然是其在中國古代社會最高的自由度,換言之,朝廷對社會的壓制力是很小的,這樣民間的創造力才能充分釋放出來;但這也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大宋朝廷對於社會的動員與組織能力相對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於是,一個弔詭的歷史邏輯就浮現出來了,經常被視作是大宋“積弱”之象徵的無法收復的幽雲十六州,實際上正是大宋賴以獲得自由雍容的政治—社會狀態的前提;讓宋朝人如鯁在喉的這片北境土地,實際上卻是大宋之所以成其為大宋的生命線。
要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展開來看看草原地區與中原地區兩種截然不同的秩序邏輯了。這背後有著通常的中原視角史觀中被屏蔽掉的很重要的東西,也是我們理解宋遼關係的關鍵。



仔細看一下中國歷史的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從來沒有過一個純粹的中原王朝或說漢人王朝能夠穩定可持續地同時統治長城南北,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漢人王朝只能統治長城以南。這是個需要獲得解釋的歷史事實。
由此需要向前再追問一句,歷史上人們是如何定義漢人的?實際上,一般情況下對漢人的定義並不是基於血統,因為從血統上根本說不清楚,歷次的民族大遷徙,導致中原人都或多或少會有北族的混血,更何況楚、越等在西周的時候還被視作蠻夷的人,進入帝國時代之後就被視作漢人的一部分,血統上更是無法追溯。所以,所謂的漢人是用文化來定義的,具體來說就是儒家文化。
文化只有轉化為一個社會群體的日常倫理實踐時,我們才會稱這個社會為某文化的社會。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轉化成日常倫理實踐時,其所依憑的載體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神教有重大區別。對於一神教來說,其載體是個體心靈的皈依。耶穌基督的信徒或者安拉的信徒,無論走到哪裡都可以按照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來生活;即便是被孤身扔在孤島上或沙漠裡的人,也不會因此就無法按照其信仰的要求來生活,他甚至必須加倍虔誠,才能鼓起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否則就精神崩潰了。但是儒教要轉化成日常倫理實踐的話,其載體是一種表達著特定倫理意涵的人際關係結構。“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等,都無法脫離開一種人際關係結構而展開。這種人際關係結構還要求父子、夫妻、兄弟等人倫關係在物理意義上比較穩定,倘若彼此經常不知對方所在,則其倫理也無從展開,這就要求人們過定居生活。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須要農耕,此時一個硬性的自然約束條件就浮現出來了,即只有年降水量不少於四百毫米,才有可能依靠農耕來生活。



四百毫米等降雨線,其地理分佈大致就是長城。越過長城以北若還想活得下去,必須遊牧化,否則是死路一條。而一旦遊牧化之後,就意味著中原式的人際關係結構、家庭結構等等必須得放棄掉,也就是無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來生活了。從文化上來看,這就不是漢人了。這是為什麼純正的中原王朝的統治從來沒有穩定可持續地越過長城的原因。它也許有能力派兵遠赴漠北驅逐遊牧者,但要說統治漠北,則必須駐軍;而所駐之軍的後勤補給,無法從中原持續獲得,只能就地取材,也就是隻能遊牧獲得,但一旦遊牧起來,也就不再是漢人軍隊了。所以即便中原王朝強大時能夠掃蕩漠北,但事畢仍必須撤軍南返,於是只不過是替草原上的其他遊牧者掃清崛起的障礙而已。
因此,長城南北兩邊的統治邏輯、治理邏輯、財政結構、軍事結構在古代全都是不一樣的。長城以南的中原王朝,是靠龐大的官僚體系完成治理的;君主在這裡主要起到的是象徵正當性的作用,他不能無視官僚體系的常例化規則而肆行己意,相反應當“垂拱而治”,倘若君主總是繞過官僚體系行事,則後者將無所措手足,帝國的治理一定會出現問題。君主的能力在這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主繼承的穩定性,以便確保帝國正當秩序的穩定性,這就是中原的君主繼承原則會落實在嫡長子繼承製上的原因。王國維曾說:“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者,乃傳子法之精髓。……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嫡長子”是天然的、無法引起任何爭議的身份。



帝國的官僚體系之運轉,依靠龐大的中央財政,而中央財政依靠稅收。這裡就又浮現出一個前提,即稅收的成本不能大於稅收的收益。這還是隻有在定居地區才能做到的,在草原上則完全做不到,因為遊牧者居無定所,稅收的成本必定會大於收益。於是,草原上無法建立起類似中原的中央財政,從而就養不起官僚體系,這就進一步意味著草原上的統治規模不會很大,因為其只能通過熟人關係來完成治理。此時鄧巴數的“一百五十人定律”就會起作用,一旦統治規模超過了一百五十人(概數)之後,熟人關係已經無法完成治理功能,就必須按照規則來統治了。但按照規則統治就必須通過官僚來執行,可是草原上又養活不起官僚。所以一個部落一旦超過一百五十人之後,它就只能分裂為幾個小部落各自遊牧。
但歷史上有很多威名赫赫的遊牧帝國,它們從何而來?這又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那就是強大的遊牧帝國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實際上它們是直到中原形成統一帝國之後才出現的,在此之前草原部落從未形成過值得一提的遊牧帝國。這裡的根本原因又一次要回到那種財政—政治邏輯上去。


由於生態原因,草原上的物產有限,有一些必需品遊牧者只能從中原獲取,有兩種辦法可以獲取,貿易或戰爭,而貿易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只要中原沒有統一,則中原的諸侯國會競相與草原部落進行貿易,因為它們能從草原買到重要的戰爭品馬匹;不與草原貿易的諸侯國在與其他諸侯國的戰爭中很可能會處於不利地位。如此一來,諸侯國之間的競爭關係會使得草原與中原的貿易關係達到一個大致的市場均衡價格。對於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來說,這樣一種貿易條件是令人滿意的,無須聯合起來向中原爭取更好的條件,因為聯合這件事本身將使得小部落的自主性受到約束,貿易的利潤也會被盟主剝去一層,實際結果還不如聯合前。但是一旦中原統一,則中原帝國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關閉貿易,或者規定一個遠遠偏離於市場均衡價格的貿易條件。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面對這種狀況,通過戰爭獲取必需品會變成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選項。要想對中原發動戰爭,小部落便必須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大的部落聯盟,於是強大的遊牧帝國出現了。


部落聯盟的首領大可汗通過對戰利品分配權的壟斷,可以形成一種衍生性的或者說附屬性的中央財政。只要他能夠帶領大家持續地從中原獲取戰利品,或者通過不斷的戰爭壓力迫使中原允許貿易,則大可汗便能持續此種衍生性中央財政,遊牧帝國的統一就能維繫下去。但這就帶來一個要求,即大可汗必須能征善戰,否則衍生性的財政便難持續,部落聯盟必解體。能征善戰的要求就意味著大可汗的繼承人不能是未成年人,為了確保統治者是個成年人,在草原上一般來說繼承製不是父終子及,而是兄終弟及。但這會帶來一個麻煩,就是待到立國可汗這一輩的兄弟全都去世之後,該由誰來繼位做可汗呢?子侄輩裡面會有不止一個出來希望繼承汗位,並且由於其父曾為某任可汗,這種繼位的主張並非無根據,但又不可能全都繼位,於是部落聯盟就會分裂,發生內戰。這是“胡虜無百年之運”之說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立國可汗的兄弟一輩加在一起也活不過一百年,待他們全都去世之後,下一代便一定會發生分裂。只要草原帝國發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對手的中原帝國便會獲得分而治之的機會。所以,歷史上所謂中原帝國擊敗草原帝國,諸如大漢遠逐匈奴、大唐征服突厥等,實際上是中原帝國終於熬到了草原帝國分裂的那一天。回看歷史,會發現中原帝國的這種勝利多半發生在朝代中期,便是例證。草原帝國會面臨週期性的繼承危機,這種危機在草原上是無解的,於是草原上一方面會對中原保持經常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又會週期性地陷入失序狀態。這種失序並不會讓中原帝國更加好過,因為它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可以打交道的對象,外部安全格局處於一種更加不確定的狀態。




草原帝國還面臨另一個問題,即對大可汗來說,衍生性的中央財政的規模,完全不足以支撐他將麾下所有的兵都養起來。草原上的遊牧者,生產、生活、戰鬥的單位都是合一的,也就是兵民一體,大可汗養不起,意味著聯盟內小部落的兵仍然是歸屬於小部落首領的,一旦諸多小部落首領聯合起來,則大可汗也不得不受其約束。就像在八旗鐵騎入關之前,努爾哈赤只掌握兩旗,後來皇太極多掌握了一個旗,但仍有更多的旗是在大汗的直接掌控之外、由旗主主導的。這是滿洲人有“八王議政”傳統的根本原因所在。遊牧者會持久地保持著一種軍事貴族民主制——當然,東北的統治者不是純粹的遊牧,而更多的是以漁獵為生,但其政治—財政—軍事邏輯與遊牧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軍事貴族的持續存在,使得對於大汗的征戰能力同樣有著很高的需求。


但是一旦草原民族能夠入主中原的話,則前述的草原邏輯就會開始發生變化。而如何才能入主中原呢?徒靠武功肯定是不行的,必須能夠依照中原所需的統治邏輯來進行統治。但是,由前述討論可知,純粹的中原人實際上是無法理解草原邏輯的,純粹的草原人也無法理解中原邏輯,因為兩個地方對於君主的要求完全不同。能夠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必須能夠兼通兩種邏輯,建立起一個二元帝國,這就是入主中原者都是來自農耕—遊牧過渡帶的長城沿線或者中國東北的原因,長城沿線是拉鐵摩爾特別關注的所謂“邊緣地區”(蒙古是個特例,但蒙古人最終真正統治中原是依靠了來自東北的契丹人的協助);倘不能兼通兩種邏輯,則入主之草原民族的統治必會很快地坍縮為其中的一種,無法兼制長城南北。北魏的前中期都是二元帝國,所以能夠穩定北方;但孝文帝南遷洛陽,實際上是放棄了草原邏輯,在他身後沒有多久北魏便亡國了,此為一例。




從大遼開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主動構建的二元帝國,不再追求最終的全面漢化,通過南北二院制度,“以漢制治漢人,以國制治契丹人”。其最高統治者在長城以南以中原儒家的方式來統治,其身份是皇帝;在長城以北按契丹的傳統遊牧的方式來統治,其身份是大可汗。兩種身份凝聚在他一個人的身上,由此來形成帝國的統一。此時帝國的財政邏輯變了,由於一部分中原地區已經納入其直接統治之下,最高統治者無須帶人征戰也能通過官僚體系而穩定地從這裡獲得財政來源了;他還可以用這筆錢把草原騎兵都贖買下來,軍事貴族對於君主的約束力因此也就喪失掉了。這樣一個財政邏輯的轉化,就使得君主不再“必須能征善戰”也能獲得穩定的中央財政,兄終弟及的繼承邏輯就可以轉化為父終子及了。草原帝國所面臨的週期性的繼承危機這一困境於是被化解,“胡虜”之運由此可以突破百年。


大遼國祚得以延續兩百餘年,對幽雲十六州農耕地區的掌控,是其關鍵。幽雲十六州的土地面積雖然在大遼疆域內只佔很小一部分,但其人口卻佔大遼總人口的六成還要多,從而確保了大遼穩定的中央財政。也許還可以再加上個次要原因,即大宋的歲幣,這對大遼來說更進一步補充了其中央財政。大宋通過“澶淵之盟”向大遼購買了和平,相當於帝國對外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杯酒釋兵權”則相當於帝國對內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



大遼的長壽,使其成為一個大宋可與其進行穩定的長期交易的草原霸主,可以用確定的財政方案解決軍事問題;大遼則反過來替大宋解決了無序的草原民族對於中原構成威脅的問題。倘若大遼是個短命帝國,大宋將面臨草原上各種無序力量的衝擊,則大宋或者更早地亡國,或者只能選擇大明的對社會進行高度控制以確保國家動員力的方案,也就不會有我們後來所知道的基於和平與雍容而成的“造極於趙宋之世”的中原文化了。從這個角度看,被割走的幽雲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頭之病,但實際上是其安全保護傘的必要骨架。


而已經有效地解決了自己的財政和治理問題的大遼,也沒有更大的興趣南侵,宋遼兩國交好百餘年未曾發生戰爭。金庸先生在《天龍八部》中說遼道宗耶律洪基欲圖南侵滅亡大宋,實際上是小說家的虛構。真實歷史是,在宋仁宗去世之際,宋朝使者去到大遼通告,遼道宗握住宋使的手泣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

矣。”直到後來徽宗朝的昏君佞臣聯金攻遼,中原才又遭兵禍。但是待到宋金和議成功後,基本上南宋又是向大金購買和平,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而大金卻在帝國治理中沒有多久便放棄了從大遼學習來二元帝國結構,導致它無法有效處理草原問題,最終亡於草原力量,大金也無法像大遼一樣構成大宋的一個維持時間足夠長的屏蔽力量了。反過來,對南宋來說,執意北伐的岳飛,其岳家軍已近於私屬軍隊,類于軍閥,是必須被剪除的。在這裡重要的並不是岳飛的意圖,而是其實力;不能容許任何軍閥坐大,這是宋以後帝國的一個基本生存邏輯,與從兩晉到大唐的豪族主導的帝國有著很大區別。





從後世的視角來看,中原帝國選擇與草原帝國合作,用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是個最低成本的選項。中原帝國由此而不面臨外部威脅,不需要強大的動員與控制機制,於是其社會層面有著高度的活力。從唐代開始浮現的海洋秩序,在大宋的主動推動下,進一步發展起來。通過海外貿易,刺激起大宋帝國內部的經濟發展,從而轉化為帝國強大的財政能力(更不用說來自外貿關稅的收入),以此再向草原帝國方面購買和平保障;中原的社會則在此過程中獲得最大的發展空間。大宋在陸地方面轉向內在,但是在海洋方面已經頗有進取精神。後世拒絕以財政方案解決軍事問題的大明,與大宋正好構成鮮明對照。






對於幽雲十六州與草原中國——中原中國之關係的分析,可以讓我們窺見中國歷史的深層結構。中國歷史並不是由中原單線條地演化的歷程,而是整個東亞大陸上的一部體系史。草原、中原甚至海洋,互為條件、互相構造,其間的複雜互動關係,才是我們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的鑰匙。幽雲十六州,在這裡彷彿是一面鏡子,讓我們通過它看到中國歷史的本質。


曉木曰兮


幽雲十六州在古代中國地理位置很重要,尤其是隋唐以後京杭大運河的開通。該地區自春秋戰國以來就得到了開發,是農耕經濟和遊牧經濟的交界處。

幽雲十六州東西寬約600公里,南北長約200公里,總面積約120,000平方公里。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位於太行山脈北端的東南方,其餘的雲、儒、媯、武、新、蔚、應、寰、朔九州在山脈北端的西北。所處的地勢居高臨下,易守難攻,自秦漢以來,中原政府始終控制這塊地區,為抵禦草原民族南下的重要戰略要地,歷朝皆派有重兵駐守。


燕雲十六州被割讓以後,中原失去了與北方遊牧民族之間的天然和人工防線(長城),直接導致中原赤裸裸地暴露在北方少數民族的鐵蹄下,對宋朝的衰變乃至滅亡有著重大影響。併入遼的燕雲十六州,不僅是遼的經濟最發達地區,而且還是遼的文化中心。契丹人也開始從單純的遊牧民族,過渡為遊牧與農耕相交雜的民族。在燕雲十六州,漢人也和契丹人混居,或通婚和漢化。

宋朝開國之後,面對契丹鐵騎由燕雲十六州疾馳而至的威脅,不得不在汴京附近廣植樹木。宋太祖趙匡胤不忘收復燕雲,曾在內府庫專置“封樁庫”,打算用金錢贖回失地。宋朝還在河北南部興建“北京”大名府和遼國對峙。燕雲十六州的割讓,為北京的興起奠下了基礎(元明清首都),影響日後中國甚深,雖事件本身不光彩,但其歷史意義至今不容抹滅。

燕州(或作幽州):今北京宛平,薊州:今天津薊州區,順州:今北京順義,檀州:今北京密雲,儒州:今北京延慶,瀛州:今河北河間,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涿州:今河北涿州,新州:今河北涿鹿,媯州:今河北懷來,武州:今河北宣化,雲州:今山西大同,蔚州:今河北蔚縣,應州:今山西應縣,寰州:今山西朔州東,朔州:今山西朔州


一禕媽媽


話說當年石敬瑭為了做兒皇帝,將幽雲十六州一併割給了契丹。北宋建立之後,上自天子,下至百官士大夫,都心心念念惦記著這片失去的土地。終北宋之世,未能斷絕。和金國人建立海上之盟相約滅遼時,宋人提出的條件也是要回幽雲十六州。那麼,幽雲十六州究竟有什麼魔力,讓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惦記了足足一百多年?
它的魔力在於其軍事重要性。
先來談談何謂幽雲十六州。幽雲十六州,也稱“燕雲十六州”,“幽”指“幽州”,“燕”指“燕京”,指的都是今天的北京。其包括的地盤大概在今天河北和山西的北部,以及北京和天津地區。
再來談談這個地區的地理概況。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線從這裡穿過,將這個地區分為乾旱少雨的牧區和溫暖溼潤的農耕區。在這個區域的最北邊,長城依託險峻的高山綿延屹立,保護本地區免收遊牧民族的襲擾。這裡在秦漢時期叫做漁陽、雲中、右北平,《史記》《漢書》中屢屢見到匈奴、烏桓從這裡入寇的記載。所謂邊塞苦寒之地,名副其實。
後人對宋朝詬病最多的,是宋軍孱弱的戰鬥力,對異族的戰爭中屢屢敗北。這其中,騎兵這一兵種的缺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騎兵速度快,衝擊力強,方便將敵人分割圍殲,是打閃電戰的一把好手。駿馬迅捷如風,逃跑也比笨重的步兵容易的多。而乾旱少雨的幽雲十六州,恰恰是養馬的好地方。宋人先天不足,立國之初就喪失了重要的養馬基地,所以終宋一朝,馬匹都是稀缺的戰略資源。朝廷只能通過茶馬貿易,在西部的邊境上從吐蕃羌人等民族手中換來馬匹,但體量太小,且無地可養,終究於事無補。
(《清明上河圖》中,一匹馬都沒有)


更為重要的是,幽雲十六州落入北方強族之手後,中原就門戶洞開,無險可守了。從地形地貌上講,幽雲十六州是華北平原最北端的崇山峻嶺,而南邊就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一望無際的大平原,非常適合大軍團騎兵衝擊。

然而,北宋的首都,東京汴梁城,就坐落在黃河之濱,平原之上,毫無天險可以憑據。有鑑於此,五代以來定都開封的統治者們在開封周圍養了一大堆軍隊,用來拱衛首都。誠然,通往江淮的運河可以運來大量供應軍需的糧食,然而來自北方的威脅始終如達摩克里斯之劍,高懸頭頂。
宋太祖趙匡胤曾經對汴梁糟糕的國防情況憂心忡忡,希望遷都洛陽,有險可守,且能夠順便剪裁軍隊。如果這一計劃能夠施行,說不定宋朝的國祚還能夠延長很多。但這個計劃遭到了皇帝的親弟弟、時為開封府尹的趙光義的反對,遷都洛陽相當於將趙光義在開封經營的勢力連根拔起,對他個人利益侵害很大。所以趙光義串通百官,提出了一個“在德不在險”的歪理,讓這個富有遠見的提議胎死腹中,非常可惜。
宋人為奪回幽雲十六州也做了不少努力。宋太祖趙匡胤希望努力攢錢,最終向契丹贖回這塊國土,但錢還沒攢夠,太祖就死在了“燭影斧聲”之下。宋太宗改走武力路線,但太宗皇帝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屢屢被契丹人打得落花流水,戰爭從太宗朝綿延到真宗朝,到澶淵之盟才和平收場。宋神宗銳意變法圖強,也是希望終究能武力奪回。但這些願景都落了空。
到了無險可守、又無德可依的北宋末年,失去幽雲十六州的國防弊端徹底暴露出來了。新興的女真人不比契丹人的溫柔敦厚,他們剛從白山黑水中闖出來,對中原的花花世界充滿好奇。於是在撕毀海上之盟,佔據幽雲十六州後,不給宋人喘息的機會,向南就是一陣猛衝。宋人在平原上設置的種種關卡毫無作用,宋人前來勤王的步兵一觸即潰,在廣闊平原的背景下,在強大騎兵的衝擊下,兩位皇帝被俘了,北宋亡國了。
參考文獻:
洪邁:《容齋隨筆》
鄧廣銘:《宋史十講》
脫脫:《宋史》

歷史研習社


是的,幽雲十六州非常重要。幽雲地區是古代中原王朝防衛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軍事屏障,失去這一地區中原王朝將無險可守。漢唐時期中原王朝由於擁有幽雲這一帶地區,才成為後世景仰的強大王朝。如果漢朝唐朝沒有幽雲地區,那歷史會怎麼樣,難以預料。

五代十國時期,幽雲十六州被遼國佔據,遼國佔領這一地區後,對中原王朝形成了明顯的軍事優勢。宋朝建立後,宋太祖與宋太宗都很想收復幽雲十六州。宋太祖時期忙於統一南方的割據政權,無暇北顧;宋太宗時期宋朝曾經兩次北伐,其目的正是為了收復幽雲十六州,但是都沒有成功。如果宋朝能夠收復幽雲十六州,可能也就不會有後來的靖康之變了。

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收復了幽雲地區,這為明朝的強盛奠定了重要基礎。明成祖朱棣在位時期,為了鞏固北部邊疆,遷都北京,這就是今天所說的明朝“天子守國門”。遷都北京之後,明朝的北部邊疆得到鞏固,北方的遊牧民族被阻擋在了幽雲地區之外。如果明朝沒有幽雲地區,時間一長,明朝北方的半壁江山是很難守得住的。

幽雲十六州的重要性是怎麼估量都不為過的,中原王朝的興旺發達與生死存亡與這一地區關係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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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幽雲十六州正好處在遊牧與農耕交界處。而且物產豐富,能給突破長城防線的對方以緩衝的機會,幽雲十六州失守,意味著北方長城一線的防守盡失。同時還給對方留出了緩衝之地。

對於遊牧民族來說,突破長城天險,沿著一馬平川的幽雲十六州長驅直入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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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雲十六州首先地理位置就非常好,位於華北平原的北端,地勢平坦,降雨量豐富,不管是作為農業和畜牧業都可以,而且自戰國時代燕國開始經營開發以來此地已經成為肥沃的土地和耕田,所以這樣一塊好地方又在傳統的遊牧和農耕文明分界附近。很顯然誰佔著有著此消彼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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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重要。在冷兵器時代這裡意味著養馬地和長城防禦。宋朝沒有騎兵,對遊牧民族根本無法追擊,所以對手基本就是不敗的。長城防禦可能很多人都以為是弱小王朝才需要的烏龜殼,其實不然。失去長城,北宋整個北方防線處處漏洞,維持在華北平原上的防線讓財政不堪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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