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紙幣上的頭像，很特別。
世界各國的紙幣頭像，大多是政治家，比如政府首腦或者國家締造者，唯獨日本從1984年後印刷的紙幣，頭像都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文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
一千日元的頭像是日本醫學家野口英世（此前為日本文學家夏目漱石），五千日元的頭像，是女作家樋口一葉（此前是教育家新渡戶稻造），一萬日元則是福澤諭吉。
一萬是最高面額的日元，為何日本天皇的頭像都沒資格印上？福澤諭吉是何許人也？
這個人在日本大大有名，他是明治維新時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被日本人尊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其實，他還該有個頭銜：日本軍國主義之父。
福澤諭吉一生寫了大量的書籍，其中最出名的文章，是1885年的《脫亞論》。
文中寫道：“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號召日本“脫離亞洲移向西方”，把中國和朝鮮稱為“惡友”，按照“西洋人的方式來處理”，這就是公然鼓吹侵略。此人極端的蔑視中國，文章中稱“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稱中國人冥頑不靈，“罪行不遑枚舉”。
與此同時，福澤諭吉又非常嫉妒中國的地大物博。他稱“支那是天興的富國，大河直達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銀銅鐵，礦脈歷然，沃野千里，可謂東方田園”，因此他積極鼓動日本人要到中國去，“大至國權擴張，小到一身榮華，都有好處。”
說白了，就是鼓吹擴張和侵略。
福澤諭吉是第一個日本軍國主義的理論家，他在《通俗國權論》一文中赤裸裸的說：“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
甲午戰爭前，此人鼓吹：“我國一旦向支那、朝鮮兩國興師問罪，朝鮮固不足論，我們的對手就是支那，首先應派一支軍隊赴朝鮮京城與支那兵鏖戰，讓朝鮮政府答應我正當的要求；同時，我軍從陸海大舉進入支那，直搗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熱河，那就跟著進攻熱河。這樣一來，無論怎樣剛愎自用的支那人也不得不答應我正當要求，低頭謝罪。”
日本在甲午戰爭節節勝利，更加刺激了此人，他在自己發行的報紙上大呼：“直衝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於文明之師面前。此非好戰，乃是世界文明大勢賦予日本的天職，是不得不為之也。日本的太陽旗儘早在北京城迎著晨風飄揚，四百餘州的全圖盡在文明的陽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輩翹首以盼。”
福澤諭吉不僅是個理論家，還是個行動家。甲午戰爭開戰後，他鼓動日本國民參軍、捐款：“為了實現這一希望，我們的身家性命不足貴，願直接進軍北京決一死戰；我們的財產也不足愛，願全部充作軍費。”
他自己，則慷慨捐出了一萬日元，金額排名全國第二。在當時，這是筆鉅款，相當於今天的兩億日元，（當時日本工人的月薪為6元，大學老師月薪為20-30元）。
今天，日本人將他的頭像印在一萬日元的紙幣上，也有投桃報李的意思。
福澤諭吉看似是個文人，但其實是個影響力遠超坦克大炮的“老鬼子”，他著書立說、設立學校（日本著名大學慶應義塾大學）、開辦報紙，鼓吹侵略，對日本近代的影響無出其二。
事實上，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直到二戰失敗，近百年來的歷程，就是按照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侵略朝鮮中國等亞洲國家，並建立所謂“東亞文明”的總設計，令世人觸目驚心。
日本直到今天，無論民間還是國家層面都仍然無比尊崇此人，潛意識裡，那個“大日本夢”的幻影仍未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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