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關東”、“下南洋”、“走西口”是我國曆史上幾次比較有名的大規模移民活動。央視播出的電視劇《走西口》形象地反映了上世紀初山西人背井離鄉“走西口”的某些歷史細節,引起了人們對這段歷史的關注和熱議。那麼，“走西口”的歷史情況如何？請看——
●歷史上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陝西等地民眾前往長城以外的內蒙古草原墾荒、經商的移民活動
歷史上的“走西口”，亦稱“走口外”，是指山西、陝西等地民眾前往長城以外的內蒙古草原墾荒、經商的移民活動。“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體位置歷來眾說紛紜，目前比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特指殺虎口(今山西省右玉縣)，後來則改指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
但是，由於“走西口”的人群極為龐大而繁雜，對於不同地域的人群而言，各自心目中“西口”的確切所指其實並不相同，概乎言之，“西口”實際上也泛指秦晉各地至內蒙的各個通道隘口。
從歷史上看，地處黃土高原的山西、陝西，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是中國內地最早得到開發的地區，農耕文明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及至明清時代，因地狹人稠，加上天災頻臨，不少下層民眾蕩析離居，動輒流移。而自地理環境視之，晉、陝北部為中國傳統上重要的農牧分界線，口外蒙地地廣人稀，當地人出於各種需要，主動招募內地民人墾種，而清朝政府則出於移民實邊等諸多方面的考慮，也逐漸放寬政策，鼓勵放墾蒙地、發展農業。於是，晉、陝民眾遂呼朋引類，前往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上述諸種因素的合力，遂導致了清初至民國時期，“走西口”之風愈煽愈熾。
●“走西口”之人的成份極為複雜，並不能簡單地與旅蒙晉商等同視之
近年來,由於《喬家大院》等晉商劇作的熱播，不少文學作品、舞臺藝術都簡單地將“走西口”與晉商的精神內涵、成功之道聯繫起來，甚至有人更以“走西口的哥哥曾最富”為題，將“走西口”的男子與晉商等同起來。其實，“走西口”之人的成份極為複雜，並不能簡單地與旅蒙晉商等同視之。根據歷史學界的研究，“走西口”之人，既有來自晉中的貿易商販(其中當然有部分巨腹商賈，但更有下層的提籃小賣)，也有營謀開墾的丁壯，還有一些為逃避兵役和官司的社會閒雜。一般說來，“走西口”之人，開始是春去秋回的“雁行人”，主要是些攬長打短的青壯年男子，後來逐漸發展為攜家帶眷永久性的移民定居。
●“走西口”極大地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加強了蒙、漢人民文化上的交融
“走西口”極大地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聯繫。以山西為例，清代以來有一句諺語說：“雁門關上雁難飛，歸化圓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所謂嘴揪起，也就是餓肚子的模樣。雁門關在今山西省代縣西北，為山西衝要三關之冠。歸化亦即現在的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此句諺語的意思是說：歸化為商賈輻輳之地，對於山西經濟的影響極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發生大旱，對於當地社會並無太大的影響；但如果歸化一帶發生災荒，那這些地方的民眾就只能忍飢挨餓了——這當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對於口外經濟有著極大的依存度。
而對口外蒙古地區而言，內地大批移民的到來，帶來了較為先進的農耕技術，促進了口外農業的發展，移民的辛勤耘作，將傳統的農耕界線向北推移，使得當地單一的遊牧經濟發生變化，逐漸形成了農牧並舉、蒙漢共居之鄉。而大批經商務工者的紛至沓來，則刺激了蒙古地區商業的繁榮和城鎮的興盛。“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復盛公”是山西喬姓商人的商號之名，他們之於包頭城的形成和發展，凸顯了昔日晉商與邊塞城鎮繁榮的密切關係。
晉商萬里茶路
此外，“走西口”還加強了蒙、漢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種交流，除了前述經濟方面的影響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當顯著。譬如，蠻漢調(又稱蒙漢調或漫瀚調)，就是蒙漢人民在生產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漸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藝術風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種新民歌。而廣泛流傳於晉北、陝北、河北以及內蒙西部的地方小戲“二人臺”，更是內地文化與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產物。
“二人臺”中最具代表性的《走西口》，狀摹的是太原府女子孫玉蓮，與丈夫太春新婚不久，就遇到了“咸豐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只得離開愛妻，外出走西口。該劇刻畫了一對被迫分離的恩愛夫妻，在離別之際悽苦纏綿的情景。《走西口》劇種的流行很廣，目前所見，山西、陝西和內蒙等地均有《走西口》。但就像“西口”對於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涵義一樣，《走西口》主人公玉蓮的籍貫也有不同的說法，譬如，陝西的《走西口》，就說孫玉蓮為延安府人，而不出自太原府。在《走西口》中，對情愛如火如痴的“妹妹”，千叮嚀萬囑咐，讓“哥哥”記住眼前的土窯洞、熱炕頭，牽腸掛肚又無可奈何的溫柔與煩躁，伴隨著起伏跌宕的音樂旋律，穿越了時空，聞之令人動容。這首膾炙人口的山西民歌，將男女至愛、離情別緒與人生苦情一併抒發，以悽婉的歌聲，揭開了移民史上波瀾壯闊的一頁，飽含著時代的滄桑。
●作為移民運動，“走西口”亦存在一些負面的影響
當然，也應當看到，“走西口”的移民運動，亦存在一些負面的影響。誠如西北民謠所述：“在家中，無生計，西口外行；到口外，數不盡，艱難種種。”茫茫草原、無垠沙海，內地民眾迫於生計背井離鄉“走西口”，這完全是一種自發性的經濟行為，其移民活動遂呈現出無序的流動狀態。人們為了尋找新的生計，前往口外蒙古地區發展，他們初蒞異地，其農耕活動難免帶有一些盲目性。因此，漢地農民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開發了原本不宜開墾的土地，破壞了一些天然草場，導致了部分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王振忠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副所長)
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線圖(李譯)
歷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形成兩條主要路線：一條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古草原；一條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蒙古。民間所說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殺虎口。走出這個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攬經商天下的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區。“殺虎口”還是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重要商道。“殺虎口”的興衰史也反映了晉商發展興衰的歷史。
北報 復旦大學教授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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