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以“《縱覽中印經貿發展之路》”為題刊發於全國政協《縱橫》雜誌剛出的最新一期。基本上無刪改發表，這裡貼出原稿全文。
必須承認，這篇文章是我刊發過的所有文章中審核最麻煩的一篇：編輯部審稿（包括外部專家審稿）結束後，還要送外交部審稿；外交部審查完畢，居然還要再送商務部審稿！這麼一篇講歷史加經貿的文章，居然也要勞動兩個部委審稿，我算是服了。
2017.11.20
縱覽中印經貿千年發展史
梅新育
歷時數千年的中印經貿交往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古代、近代（晚清與民國時期）、當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古代中印貿易是發展水平大體相當的雙向交流，近代中印貿易中英屬印度殖民地佔據了全方位優勢，迄今的當代中印貿易則是中國反超而日益佔優的進程。
一、從先秦直至民國的早期中印貿易
先秦之世，中印交往具體事蹟，渺不可察；及至兩漢，對印交往大事始載入中原史冊，歷歷可考。由此直至明朝，雖印度次大陸以列國林立、諸族分治為常態，從未出現類似中國之大一統王朝，然概而言之，仍可視中印直接交往為發展水平大體相當兩大文明古國雙向交流。在此時期，貿易往來實為中印交往先驅，正是通過張騫在大夏（今阿富汗）市場上發現的蜀地布匹、邛崍竹杖，中原朝廷及其精英階層方才確切認識到身毒（印度）和蜀身毒道存在，進而啟動了中原主流社會與印度認識、交往的歷程，佛教、鬱金香、菩提樹、菠菜、蔗糖（紅糖）製作法、某些印度古代數學知識等陸續從印度傳入中國。印度從無中國式歷史記錄傳統，然史詩與宗教典籍發達，通過史詩《摩呵婆羅多》、《摩奴法典》、5世紀迦梨陀娑（Kalidasa）代表劇作《沙恭達羅》（Sakuntala）等古梵文經典中提及的中國絲綢，通過古典梵語著作裡提到的樟腦、硃砂、優質皮革、梨、桃等大量其它中國商品，今人也不難一窺當時中印經貿對印度社會生活之影響。在此期間，中印技術貿易最有趣案例莫過於製糖技術的轉播與提高：印度紅糖製作術初傳入華，中國匠人在此基礎上發明紅糖脫色技術而製出白糖，隨後陸續傳入東北亞、東南亞、夏威夷等地，並通過孟加拉地區輸入印度，以至於孟加拉語和另外幾種印度語言中都稱白砂糖為“cini sakara”，即“中國糖”。
及至滿清與英國統治時期，本來大體旗鼓相當的中印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向印度傾斜。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和印度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境遇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印度人在英國殖民者入侵征服時慘遭血腥屠殺，在英國統治下遭受剝削、壓迫，地位低於英國殖民者，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尤甚；另一方面，英國殖民者不僅給印度開創了史無前例的政治統一，建立了全套理念、效率遠遠高於莫臥兒帝國和當時其它印度本土政權的完備政府體系，開展了一系列重大經濟建設，實施了諸多社會進步措施；而且，在整個英帝國殖民體系中，印度是英帝國東方殖民體系的政治、經濟中心和向亞洲及印度洋沿岸殖民擴張的戰略基地，印度人享有高於除歐裔自治領之外其它幾乎所有殖民地民眾的地位與特權，成為英國殖民者統治這些國家、地區的得力幫手，甚至有英帝國非洲殖民地封疆大吏公開主張將自己治下地區發展成為“印度人的美洲”。由此，英帝國在亞洲、太平洋、印度洋地區擴張，也提攜了印度人及其利益擴張；且英印殖民政府擴張慾望往往比倫敦更強，相應地，對印度本地勢力客觀上的提攜作用也更大。
英屬印度殖民地極盛時期控制圖
與此同時，滿清統治下的中國在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喪失了此前至少兩千餘年的領先地位，在國際經濟體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逐步落到英屬印度殖民地之下。至遲在鴉片戰爭前夜，英國殖民者治下的印度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明顯超越滿清政權治下的中國，在對華經貿來往中日益佔據主動地位，印度本土商人也廣泛與英商合作開展對華貿易（特別是鴉片貿易）。極力慫恿對華發動鴉片戰爭的鴉片鉅商渣甸（William Jardine）為怡和洋行創始人，其鴉片生意起家便是與孟買帕西族商人吉吉皮（Jamseljee Jejeebhoy）合作做大；百年來印度最大本土資本塔塔財團原始積累也是來自對港、滬兩地鴉片貿易；鴉片貿易利潤成為印度近代棉紡織工業建立的重要資本源泉，以至於代表印度本土地主、資本家利益的國大黨早期極力贊成殖民當局奉行鴉片政策，中國在鴉片貿易中收穫的則是人民健康與兵源嚴重受損、財政金融體系瀕臨崩潰之虞。
鴉片戰爭後，印度殖民地和印度本土資本分享了不少英帝國攫奪的政治經濟特權餘瀝，進一步顯著增強了他們在對華經貿中的強勢地位，英印殖民當局也有意識地以對中國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貿易利益為餌籠絡印度本土政商精英。1843年，全港共有英資企業22家，印資企業6家。其後數十年，一些印度資本家或有印度背景的其它族裔資本家成為香港、上海等中國主要通商口岸的風雲人物，留下了一批存留至今的地標建築與機構，其代表性人物有生長於印度加爾各答的亞美尼亞裔商人吉席·保羅·遮打（Sir Catchick Paul Chater，1846—1926年），與遮打共同創辦九龍倉等公司並資助成立香港大學的帕西族商人麼地（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共同創建天星小輪前身九龍小輪的米泰華拉（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匯豐銀行創辦人之一庇理羅士（E. R. Belilios），律敦治醫院、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創辦人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以及起家於孟買、清末和民國時期控制了上海房地產市場英籍猶太人沙遜（Sasson）家族。
在這一時期，從人均國民收入，到近代農業、製造業、基礎設施、貿易地位、國際收支、金融，印度在英帝國體系內贏得了全方位的對華經濟技術優勢。印度近代棉紡織工業誕生後在國內市場長期無法與英國產品競爭，依靠中國、中東等出口市場方才得以生存發展。西藏與英屬印度之間的貿易和人員往來也比與內地之間的往來更便利，以至於中央政府派員入藏也常常需要取道印度，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張蔭棠入藏整頓藏政，1939年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靈童認定及坐床儀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帶隊入藏，莫不如此。再加上英屬印度在西藏設立的外交代表機構、在西藏要衝地方的駐軍（英國撤出印度後移交印度繼承），在西藏等中國西南邊疆地區，千百年來與內地的貿易關係也遭到印度商品的全面替代：
內地茶葉等商品被印度茶徹底排擠，印度盧比從19世紀下半葉起在中國西南廣大地區成為事實上的本位貨幣，在康藏地區地位尤為穩固，即使中國內地居民赴藏經商，也必須以銀元兌換盧比，方能在當地使用。印度盧比本來價值白銀三錢二分，在市面交易時作價三錢七分乃至八分，中國政府和國民為之橫遭盤剝，損失慘重。儘管清政府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起就專門面向藏區投放模仿印度盧比大小形狀鑄造的四川藏洋（四川盧比），動用國家權力強制規定使用四川藏洋，但始終不能從西藏完全驅逐印度盧比。直到1957年新中國在藏區推行人民幣之後，印度盧比方才徹底退出中國大陸市場。
依託產業與貿易優勢，英屬印度殖民地在當時的國際收支體系中地位凌駕於中國之上。在1910年的國際支付網絡中，英國對印度有6000萬英鎊貿易盈餘，對華貿易盈餘1300萬英鎊，再加上對日本、澳大利亞和土耳其的貿易盈餘，這個位居世界多邊貿易多邊支付體系中心的國家方才能夠償付其對美國、西歐大陸和加拿大的1.2億英鎊貿易逆差；而在印度的對外貿易中，對華貿易又是其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就這樣，印度通過對華貿易順差來抵補對英貿易逆差。
二、中國的趕超
儘管中國朝野上下從未將印度列為自己“趕超”的對象，而是始終緊盯蘇聯、西方列強；但當新中國結束了中國大陸綿延數十近百年的戰亂、割據，開國領袖們把眼光投向西南境外，看到的是本國經濟全面落後於印度，以至於在不少方面還需要依賴藉助印度，印度從英國繼承的在藏全方位不平等特權及駐軍更令新中國如芒刺在背。解放軍入藏，素稱“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最初的補給就有相當一部分需要從印度採購解決，以至於在1952年4月6日給西南局、西藏工委等機構的指示《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中，毛澤東主席特別強調：“印度可能答應交換糧物入藏，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1]
就全國貿易而言，早在1949年2月28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成立之前7個多月），美國國務院就制定了NSC41號文件《美國對華貿易政策》（U.S. Policy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開始收緊對華貿易，主張建立針對全中國的出口管制體系；朝鮮戰爭爆發後，西方陣營對新中國實施全面貿易禁運，巴統對華禁運項目竟然多達對蘇禁運項目的兩倍，[2]美國國會1951年10月通過的《1951年共同防禦援助管制法》（即所謂“巴特爾法案”）還以停止美援脅迫受援國停止對華貿易；1950年4月1日建交的印度由此成為新中國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重要貿易伙伴、外貿窗口。
既要取消印度在藏特權，又要維持發展對印友誼；如此雙重目標在一般世人看來純屬相互衝突、無法兼得，但憑藉20餘年戰火中錘鍊出來的力量、意志、洞察與靈活手段，新中國硬是奇蹟般地實現了。在幾乎整個1950年代，中印兩國領導人共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雙方交往密切，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時，所到之處響徹“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印中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金德巴”（五項原則萬歲） 的歡呼聲，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條大街還被命名為“五項原則街”。1954年4月29日，兩國簽署《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同時互換照會，照會規定印度撤退駐藏武裝衛隊，並將其在藏全部驛站和郵政、電報、電話等企業、設備全部交給中國政府，由此奠定了中印平等貿易交往的基礎。
令人惋惜的是，新中國與印度關係的蜜月期歷時短促，不足十年就因1959年西藏叛亂而終結，1962年10月中印邊境自衛還擊戰更將兩國關係推向谷底，以至於雙方一度各自召回大使10餘年，中印經貿相應基本停頓，而這一切並非中方之過。相反，中方為維持中印關係堪稱仁至義盡。即使在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1959年4月26日就中國平叛等發表極不友好談話的情況下，毛澤東主席在審閱中國外交部答覆稿時仍然加寫了近千字，稱“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呼籲中印維持友好關係，後來以“《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為題載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3]
中印關係、中印經貿跌宕起伏，不變的是中國“趕超”的步伐。在數十年不懈“趕超”蘇聯與西方列強的進程中，中國順帶完成了對印度經濟的全面、大幅度超越：
1950年代，青藏、川藏、新藏三大公路通車。1965年3月1日，中國民航北京—成都—拉薩航線正式通航。21世紀初，青藏、川藏、新藏三大公路全面優化升級，青藏鐵路建成通車，中國內地與西藏之間的交通遙遙領先於印度內地與中印邊境之間的交通，中印邊境交通運輸條件對比格局徹底扭轉。就全國基礎設施而言，1980年代後期，中國鐵路、公路等主要基礎設施運營里程全面超越印度，其等級於1990年代全面超越印度。
其中，曾落後印度近130年的中國鐵路全面超越印度，堪稱中印基礎設施對比最勵志篇章。印度鐵路建設啟動於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同年中國爆發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由此拉開持續30年、除東北和西藏外全國所有省區的全國性內戰帷幕。光緒七年（1881年），即印度鐵路啟動31年之後，中國第一條實際運營的鐵路唐山—胥各莊鐵路方才建成。一戰前夕，印度鐵路里程已經超過3.4萬英里（5.47萬公里）；而新中國1949年建立時只有2.18萬公里鐵路，到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時增長至5.17萬公里，增長1.4倍，但仍不及一戰前夕印度鐵路里程。直到1984年，中國鐵路營運里程增長至5.48萬公里，[4]方才達到英屬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水平。而且那時中國鐵路幹線客運列車最高運行速度仍然沒有趕上印度。1960年代末，印度就把主要幹線客運列車最高時速提升至120公里，1988年提升至140公里；在中國，直到1997年4月1日全國鐵路第一次大面積提速，京廣、京滬、京哈等既有幹線才第一次大面積開行時速120公里的旅客列車，比印度晚了近30年。今天，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名片”的高鐵與印度鐵路系統相比，已不啻天淵之別。
新中國建國之初，印度主要工業品產量均明顯高於中國，鋼產量更接近中國的9倍；[5]1970年代，中國主要工業品產量全面超越印度。現在，中國早已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也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裝備製造業產出2013年就佔到了全世界1/3，等於第二名德國的兩倍半，印度製造業望塵莫及。也正是在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的基礎之上，中國躍居世界第一齣口大國。
就整個國民經濟而言，1950年印度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50美元，新中國初步完成戰後經濟恢復的1952年人均GDP為119元，按當年平均匯率1美元兌人民幣2.2645元計算，摺合52.55美元，印度是中國的2.85倍。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經濟千年統計》中測算的結果是1950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為439國際元，印度為619國際元，比中國大陸高40%以上。[6]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以美元現價計算的中國GDP為3053.46億美元，人均GDP為309.35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GDP為3059.45億美元，佔世界實際GDP的2.34%。同年印度以美元現價計算的GDP為1894.38億美元，人均GDP為276.28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GDP為3819.61億美元，佔世界實際GDP的2.92%。
到2016年，以美元現價計算的中國GDP為113916.2億美元，人均GDP為8260.88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GDP為212690.2億美元，佔世界實際GDP的17.86%。同年印度以美元現價計算的GDP為22509.9億美元，人均GDP為1718.69美元，均大體相當於中國的1/5；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GDP為87205.1億美元，佔世界實際GDP的7.32%。[7]
三、今日中印經貿
冰封10餘年的中印關係於1976年解凍，雙方在這一年恢復互派大使，至今40年，雖然不時磕磕碰碰，但兩國關係總體上逐步改善，雙方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實現多次互訪，建立了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並共同發起了金磚國家機制。政治關係改善，中印經濟相繼進入“起飛”階段，推動雙邊經貿實現了長足發展，本世紀以來增長尤為迅猛，對印貿易增速高於中國外貿總體增速：
按中國《海關統計》，從中國正式“入世”的2002年至2016年，中國對印出口從26.7億美元增長至583.9億美元，增長20.85倍，年均增長24.6%，同期中國出口總額從3255.7億美元增長至20981.5億美元，增長5.44倍，年均增幅14.2%；中國自印進口從22.7億美元增長至117.6億美元，增長4.17倍，年均增長12.5%，同期中國進口總額從2952.0億美元增長至15874.2億美元，增長4.38倍，年均增長12.8%。截至2016年7月，中國在印累計簽訂承包工程合同額672.6億美元，完成營業額451.6億美元。中國對印直接投資累計金額41億美元。
本世紀以來的中印貿易不僅增長快，而且抗衝擊表現較好。近兩年全球貿易與中國外貿總額下降，對印貿易降幅明顯小於貿易總額降幅。2015年，中國外貿總額同比下降8.0%，對印貿易則增長1.5%。其中，中國出口總額下降2.9%，對印出口增長7.4%。2016年，中國外貿總額同比下降6.8%，對印貿易同比降幅只有2.0%，其中中國出口總額下降7.7%，對印出口則逆勢繼續增長0.3%。
中印經貿在各自對外貿易格局中都佔有重要地位，在印度外貿中所佔份額尤其顯要。2016年，中印貿易總額701.5億美元，佔當年中國外貿總額（36855.7億美元）的1.90%，其中對印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2.78%，自印進口占中國進口總額的0.74%。中國是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印度則是中國在南亞區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與中國-巴基斯坦貿易相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印貿易在中國對南亞貿易中的分量：
2002年中巴貿易18.0億美元，相當於同年中印貿易的36%，其中對巴基斯坦出口12.4億美元，相當於同年對印出口的46%，自巴基斯坦進口5.6億美元，相當於同年自印度進口的25%。
2016年，中巴貿易191.3億美元，相當於同年對印貿易的27%，其中對巴出口172.3億美元，相當於同年對印出口的30%，自巴進口19.1億美元，相當於自印進口的16%。
進一步分析中印貿易商品構成，雙方向對方出口均以工業製成品為主，且工業製成品佔比均趨向上升，但中國出口商品構成中製成品佔比更高。按以海關合作理事會《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製度》（HS）為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分類，初級產品大體包括從第一類“活動物；動物產品”至第五類“礦產品”，據此整理計算，2002—2016年中印貿易商品構成如下：
2002年中國對印出口總額26.7173億美元中，初級產品合計3.0133億美元，佔11.3%，製成品佔88.7%；自印進口總額22.7418億美元中，初級產品合計8.2708億美元，佔36.4%，製成品佔63.6%。
2016年中國對印出口總額583.9046億美元中，初級產品合計10.5314億美元，佔1.8%，製成品佔98.2%；自印進口總額117.5714億美元中，初級產品合計27.3289億美元，佔23.2%，製成品佔76.8%。
毛澤東主席有云：大國關係，既要好看，也要好吃；通常說來，經貿往來就是決定國際關係是否“好吃”的關鍵。毋庸諱言，即使在本世紀以來的高速增長時期，中印經貿關係中也不乏摩擦：印度部分企業、商人信用風險較高，以至於有時釀成外交風波；印度對華反傾銷立案數量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各國前列，對中國出口困擾甚多；印度經濟貿易政策多變，競選體制助長經濟民粹主義，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公共權力部門時常“打架”，進一步提升了印度商業環境的不確定性；……更不用說或隱或現的兩國政治摩擦風險了。儘管如此，中印經濟的互補性、兩國經濟規模和市場容量都決定了雙邊經貿仍然存在較大增長潛力。
對印度而言，印方需要走出“損人不利己”的思維誤區，認識到自己的經濟民粹主義和政策多變也損害了本國貿易利益，在印度棉花、鐵礦石、煤炭等大宗商品生產與貿易中就表現得非常突出。2008年，印度還是全球第三大鐵礦石出口國，也是中國第三大鐵礦石進口來源，正是經濟民粹主義驅動的政策變動，導致這個鐵礦資源豐富的國家鐵礦石海運出口週轉量在全球市場佔比從2008年的9.7%一路暴跌至2015年的0.2%，錯過了鐵礦石牛市的高峰，成全了澳大利亞、巴西巨頭對全球鐵礦市場的壟斷，而且鐵礦石進口量逐年遞增，以至於已經成為鐵礦石淨進口國。對於這個其宏觀經濟穩定性最大風險之一就是持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建國以來只有兩年貿易順差的國家而言，這筆大宗出口收入急劇萎縮，進出口收支差額逆轉，其宏觀經濟影響絕非無足輕重。同時，印度政府在鐵礦石市場高峰時期開徵高額出口關稅，主要目的是將鐵礦石留在國內市場，為國內下游鋼鐵工業提供充足廉價的原料，以推動鋼鐵工業發展；但印度國內鋼鐵產業以電爐鍊鋼為主，消費鐵礦石較少，印度政府的做法導致國內鐵礦石生產過剩，庫存積壓激增，鐵礦石進口增長，但下游鋼鐵工業受益微乎其微。
對於中國而言，我們需要在避免喪失市場機遇與防止扶植競爭對手之間把握好分寸。經過洞朗風波，中國國內更多人認識到了中印之間存在政治軍事競爭關係，主張限制對印貿易投資、以免“資敵”的呼聲高漲。但我們也需要認識到，未來一二十年全球經濟增長中印度所佔份額很有可能出現較大增長，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國際競爭中，倘若我們不去佔領這塊高成長市場，同樣等於助力我們的競爭對手，損害我們自己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江湖地位”。面對對手的競爭壓力，最重要的不是讓對手不發展，而是保證我們發展得更好更強。只要把握得當，在對印經貿中我們完全可以做到趨利避害。
（2017.9.19，僅代表個人意見）
[1] 《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226—229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黃志平編著：《美國巴統是怎樣進行出口管制的》，第213頁，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2年。
[3] 《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66—67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梅新育：《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第363頁，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
[5] 梅新育：《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第368頁，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
[6] 梅新育：《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第368頁，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
[7] 1980—2016年中印經濟數據取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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