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勃斯去世前一個月的一天，我在紐約和她見了面。
在一個悶熱潮溼的下午，我打車來到紐約格林威治村的西邊。雖然此前在紐約生活過多年，我去過的地方卻不多，白馬酒館（White Horse Tavern）和哈德遜街（Hudson Street）已經是活動範圍的最西端。格林威治村神乎其神的老式倉庫和大的農用卡車讓我好奇不已。牆上噴塗著和真人差不多大小的標語，纖細的蜘蛛狀金屬棒和線纜將波狀金屬片製成的遮陽蓬固定在大樓上。隨處可見齊肩高的平臺，有的還像電梯一樣在大樓外側上下活動。大部分人還在睡夢中時，這裡的作家和藝術家卻已經開始工作。
我朝哈德遜河走去，看到地平線上的West Side Drive公路。它以一種奇怪的姿態呈現在眼前，與其他鋼鐵鉚接成的建築形成一片秩序井然的鋼鐵森林。我轉身相左，沿著River Drive的方向前行。此時我注意到一棟有意思的建築：它和我路過的許多工廠不同，大樓後方居然有一條公路穿行而過。實際上，這是一棟由工廠改建而成的居民樓。城市的喧囂不見蹤影，鋪著鵝卵石的十字路口、老舊的商店和破敗的房屋籠罩在郊區的奇異寂靜環境之中。
沿著道路又走了一陣，古老廠房的盡頭出現一座現代雕塑噴泉和許多拿著膠皮管和水桶蹦蹦跳跳的孩子。他們的哭聲在高達25層的U型庭院裡迴盪，經久不息。建築牆上噴塗的數字和旁邊的文字讓我更加疑惑。於是我向看起來像是心情不錯退休警察的保安問路。他說：“沒錯，這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找誰？”我回答說：“戴安·阿勃斯（Diane Arbus）。”他指了指一間房子，然後讓一個女子帶著我在內部結構複雜如迷宮的大樓內穿梭。坐著電梯來到正確的樓層後，我根本不知道該往左走還是往右走。遊蕩過程中，我無意中找到了阿勃斯的公寓。按下門鈴後，我仔細打量著走廊，不禁覺得走廊的高度和寬度都很讓人不適。這棟醜陋建築里居住著很多藝術家，想到這裡我不禁開始質疑建築設計者的心態。在我看來，這裡像極了混凝土築成的牢房，只不過每間牢房門上都裝飾有貓眼和醒目的門牌號罷了。
雖然此前通過多次電話，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戴安·阿勃斯。最後一次通電話時，她說：“菲利普，等我們都老得快要死了的時候，咱倆應該見一下。”站在阿勃斯門口，我心想：“我們都還不算太老，而且精力還都很旺盛。”門後面傳來下樓梯的聲音，我猜阿勃斯的公寓應該有兩層。我更加堅定地相信眼前這扇不祥金屬門的背後應該是另一片天地，與令人生畏的走廊風格截然不同。聽到拉動門鎖打開的一瞬間，我腦海中突然出現這樣一幅畫面：阿勃斯像一名家庭主婦般坐在公園長椅上，穿著米黃色的法蘭絨外套，懷裡放著兩臺Mamiya Reflex相機。她緊緊握著相機，好像自己是一名六年級的老師一樣。
此時她出現在門口。真實的阿勃斯更像是我想象中阿勃斯的女兒。孱弱的她骨瘦如柴，畏縮而又天真，渾身上下散發出滿滿的同情心。她是如此美麗，最傑出的品格莫過於誠實正直和令人畏懼。見面當天，她穿著非洲面料的長裙，造型風格頗有加勒比風情。
她說：“你很準時。”
我說：“是的，我必須要準時。十五分鐘很短暫。”
她說：“我和你說見面時間只有十五分鐘？”
我說：“你肯定說過。不過我覺得十五分鐘就夠了。”
她說：“好吧…或許我們可以把見面時間延長到半小時。”我點點頭。經過擺著被陽光照亮的床頭櫃和椅子的門廊後，我跟著她爬上樓梯。隨後我們進入一間面積巨大的臥室兼起居室，地面上鋪著不少動物皮毛和天鵝絨帷幔。一面牆上掛著不少地圖的照片和明信片一樣的圖片，主題是馬戲團藝術家、怪胎，還有相貌不同尋常的人，就像是在看42街賣稀有色情書籍店鋪的櫥窗那樣吸引人。
阿勃斯公寓最獨特的地方在於臥室裡擺著一輛自行車。但她說這是因為紐約小偷太多，為了防止丟車而做出的無奈之舉。
在這個溫暖潮溼的下午，夏風從廚房開著的窗戶中吹入，又從窗戶裡吹出，將網眼窗簾吹的來回飄蕩。床罩是皮草和皮革製成的被褥，邊緣垂在距離地面僅有幾英寸地方。我們坐在皮草上聊天，第一個話題就是奧古斯特·桑德爾（August Sander）和她與桑德爾的密切合作關係。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阿勃斯在與桑德爾合作之前早就已經開始從事攝影工作。我沒有錄音，也沒有做筆記，就這樣和阿勃斯暢聊了一個又一個十五分鐘。實際上我才像是被採訪的人，因為她向我提問了快一個小時，我感覺像是她到我家看望我，而不是我來她家和她見面。她的問題很天真，回答我的問題時又一幅經驗十足的樣子。採訪期間，電話響了四五次。她每次都告訴對方自己不能參加晚宴，也沒時間見面。但她表示自己如果時間充裕，就會給對方打回去。我們說了三次再見，但每一次我剛要下樓，她就叫我回去看些東西。我欣賞了她的很多作品，每張照片背後的故事都讓她或是大笑不已，或是眉頭緊皺。
我們還發現彼此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她有時風情萬種，有時嚴肅認真，有時情緒激烈。她絕不迴避討論的主題，也沒有走神和心不在焉。她身上散發出平靜溫和的光芒，開心時眼睛變得光芒四射且淚水朦朧。我感覺阿勃斯會在看C級愛情片時淚流滿面，因為她對其他人有著深深的同情。
我們下午六點半見面，而我離開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但這都不重要。我打算去紐約的東邊參加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和大衛·維斯塔爾（David Vestal）展覽的開幕式，並邀請她和我同行。阿勃斯拒絕了我的請求，因為她不願意去人太多的場合，尤其是我們剛剛進行了一次親密的會面，她更不想出門。
我最後一次環顧房間，彼此之間依依不捨的感情讓我又多待了半小時。這一次她終於答應不再攔著我離開。她打開門，我莊重地說了一句“再會（Adieu）”後，便轉身離開。
走出幾個街區後，我叫了一輛出租車。溫暖的夏雨零星飄落。出租車一路駛向East Sixtieth大街，而我任由阿勃斯的話語在腦海中一遍遍迴盪。
注：本文作者系攝影師阿倫·波特（Allen Porter）
（翻譯：Nashville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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