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与文中人物无关
王金洲
我在长广煤矿报社参加工作不久，一位老人写稿送进我的办公室。
他的脑袋大又圆，脖子要费劲找，才能断定他也是有脖子的。个矮，肚子大，像十月怀胎的孕妇。我拚命忍住才没笑出声。他离去后，我看了稿子，对老人肃然起敬。
老人叫张永苞，当时已离休。他何时参加革命，我至今也未弄清楚。只知三大战役后解放军挥师南下，接管国民党政府的长兴煤矿，他已是军方工作人员之一。他和长兴煤矿总经理吴京有交情，后来我去北京学习，他写一信叫我捎给吴京。我跟吴京本无缘，只因张永苞托我捎信，我和全国政协常委吴京成了好朋友。
论资历，长广没几个能与张永苞比肩。长广煤矿番号都无时，他已是浙江煤矿筹备处负责人，当时的办公地点还在杭州市梅花碑。他离休了、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却没有去城市定居。当时的领导退下来、同时又是离休待遇的，根据本人意愿，单位出钱购房。这些领导有去上海、杭州、宁波、湖州等地定居。张永苞一直待在公司所在地牛头山，住着两间阴湿的砖瓦平房。我曾经问过他，为何不去城里居住？他说去城里生活不方便。我心想真傻，城里生活怎么会不放便？至少享受单位购房待遇是一大实惠。
八十年代末，我和他相遇湖州汽车站。他一脸风尘，回了趟山东老家，返回坐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车到湖州。他已经坐几十小时的车，还要坐车返回长广。那时坐长途公交，座位都靠抢。他已经七十岁，显然不会去抢。我年轻但又抢不过人家。车上除了我，谁也不知道他是老革命。那时也没有给老人让座的习惯。我觉得很惭愧，替一车人惭愧。
这时，我对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我在湖州做了个手术。”
事后我反复地回味自己这句话。得出结论∶我是想告诉他，尽管他是老革命，我没有给他抢到坐位，也是有原因的。
我为这句话悔青肠子。
张永苞伸出一只有力的手，不容分说地抢走我肩上的包，背在他自己肩上。他未问我做什么手术，却执意要替我背包。我年方不到三十，怎敢让老革命替我背包？但我要不回包，手伸过去一次次被他搪开，他的神情告诉我∶你动过手术需要照顾。
我脸红心跳，羞得不敢面对他。很想向他坦白，我只做割痔疮的小手术，不配你老革命为我背包。
他一路站着，背着我的包，近三小时下车才把包还我。
事后我跟同事说起，同事大惊失色∶“张永苞是老革命。他为你背包，你是什么级别？”我说∶“我屁个级别也没有。”暗想罪过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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