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毀圓明園中的「罪與罰」

圓明園的覆滅:盜毀文物中的“罪與罰”

近來看到不少將圓明園的毀滅完全歸咎於英法聯軍和盜匪的文章,這實在是一種誤導。

據《圓明園的毀滅》記載,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和一些中國人焚搶後,除本園的廓然大公、紫碧山房、魚躍鳶飛、耕耘堂、慎修思永、知過堂、課農軒、春雨軒、杏花春館、文昌閣、魁星閣、蓬島瑤臺、萬方安和、十字亭、藏舟塢;長春園的林淵錦鏡、海嶽開襟;綺春園的大宮門、莊嚴法界、正覺寺等建築外,還保留了大量的名貴花木、山水疊石,建築基址、橋樑、道路、園牆、園門等也大多完好。以至於慈禧和同治皇帝改綺春園為“萬春園”,一度試圖將其擇要修復,用做奉養慈安、慈禧兩宮太后的居所。其仍屬皇家禁苑,管理事務大臣及以下官員職務都有保留。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時,圓明園又遭到了本國潰兵和匪民的打劫。園內殘存建築除綺春園宮門有園戶保護外,全被兵匪推倒拆毀。磚瓦木料、古樹名木、木質橋樑以及建築地基中的木樁,全部被運往附近的清河鎮出售。經過這次洗劫,歷經同治、光緒兩朝修葺部分也蕩然無存了。光緒三十年(1904年)裁撤了圓明園的部分官員。

盗毁圆明园中的“罪与罚”

圓明園噴泉門

清朝滅亡後的數十年裡,圓明園遺址殘料繼續受到劫掠。園內的方磚、條石、石料、漢白玉雕刻、太湖石、青片石等建築材料紛紛被軍閥、官僚運走修建私園和陵墓。本園的虎皮石圍牆被拆除修路。此外,也有一部分圓明園遺物被安放於公共場所,如長春園門銅麒麟、安佑宮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後於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頤和園;安佑宮華表、石麒麟、西洋樓線法橋和翻尾石魚、梅石碑、蒔花碑、文源閣碑被分別移至燕京大學和北京圖書館舊館;蘭亭八柱碑、遠瀛觀石欄杆和“青蓮朵”等珍貴太湖石於1915年移往中山公園;長春園宮門石獅子及其基座移至正陽門和新華門。西洋樓遺址的漢白玉及磚瓦也多被軍閥、官僚運走,或被各家石作坊買去,就地改刻為其他石具。1928年,大水法遺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綏遠陣亡將士碑。日偽時期,園內部分遺址在“獎勵農業”的口號下被平山填湖,改為水田。

1950年,周恩來曾指示:遺址要保護好,地不要撥出去,以後有條件可修復。曾計劃將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定址於此。但1960年園內土地大多被附近生產隊改為農田,大量人口迅速湧入。相繼拆除了圓明園的福海石駁岸、舍衛城殘餘城牆及地基,萬春園的三孔橋、運料門,長春園的七孔閘等殘存建築以及殘留的全部園牆,並砍伐了園內殘存的唯一一株花神廟古樹。特別是1975年以後,各單位在園內大量平毀土山、填平湖泊、砍伐樹木,修建工廠、養豬場、養雞場。圓明園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殘存的古樹植被徹底消失,尤其以綺春園被佔用破壞得最嚴重。

1983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集資修整圓明園。綺春園空門、福海、萬花陣﹙歐式迷宮﹚等逐步恢復,定名為“圓明園遺址公園”。圓明園的毀滅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但這一結局的背後似乎有著它的必然性,更可怕的是它能否躲過那些亂世中的國人!

接下來,我們看看部分外國人對文化文物的態度。

1921年,發現了北京猿人遺址的瑞典人安特生,不惜動員基督教遍佈中國的聯絡點,在與中國地質學會合作下,最終發現了仰韶文化遺址。其收集、收購了大量被當時國人棄之不睬的仰韶文化彩陶,都是七千年前的文化經典和代表,很多堪稱國寶,是舉世難得的珍品,無價可估。安特生曾給北洋政府寫過一份報告,該報告建議鑑於中國沒有保護史前遺址和文物的法律,請允許他購買土地以便保護和發掘該遺址。但當時北洋政府無心於此。於是,安特生又動員了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親自訪華,終於達成協議:安特生收集、收購的中國仰韶文化的經典文物先放在瑞典展出、記錄和初步研究,然後一半存放在瑞典,一半運回、存放在中國的博物館。

盗毁圆明园中的“罪与罚”

瑞典人安特生

瑞典為此專門在其首都斯德哥爾摩建立了東方藝術博物館,對留在瑞典的彩陶給予了很好的保管和極高的待遇。

安特生留在中國的仰韶彩陶則沒有那麼幸運,安特生從收購彩陶中帶走了一部分,其餘大部分彩陶留在臨洮縣城洋人巷基督教教堂內。新中國成立後,部分彩陶交與教育文化部門,所剩彩陶在“文革”中被當作“四舊”“破”掉了。

而送還南京國民政府的文物共分七次:1927年開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兩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後一次。

令人感慨的是,這些被退還的珍貴文物,後來都丟失了,成為中國考古史上的一大懸案。據專家分析,很可能因為開箱後無人理會,堆在那裡最後被當成垃圾處理了。

安特生本人的考古活動一直不受忙於內戰的中國政府待見,不論北洋還是南京政府感興趣的都不是科學或者文化。當然,如果是真金白銀、古玩字畫則另當別論。安特生自己則在瑞典皇室的支持下,就任東方藝術博物館館長並贏得了自己的榮譽﹕在歐美學界,無人不知敦煌學的斯文·赫定和仰韶學的安特生兩位瑞典人。進入了21世紀的中國,也終於為瑞典人安特生的考古活動正名,承認安特生對發現中國上古文化的貢獻,稱他為“仰韶文化之父”。

盗毁圆明园中的“罪与罚”

人面魚紋彩陶盆 新石器時代前期仰韶文化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上世紀三十年代,一支考古隊在山西臨汾發掘史前人類文化遺址時,收集了十大木箱的新舊石器文物。當地駐軍以為挖出來的是真金白銀、寶石瑪瑙,非要扣住一箱不可。他們認為最沉的才最有價值,等他們把強扣下的那一大木箱運回營房打開看時,發現竟是大大小小的爛石頭。他們又罵又恨,把那些在他們眼裡一文不值的破石頭都扔了。

甘肅洮河邊上的馬家窯文化遺址,是國務院公佈的文化保護單位。據本地群眾反映,當年“農業學大寨”平田整地時,村裡挖出一批彩陶來,由於人們都不認識它,毀壞極其嚴重,有的甚至被小孩子用彈弓當靶子打著玩。

文物是有一個國家記憶屬性的,就像胎記一樣永不可抹掉。也許這些文物曾經經歷了太多的顛沛流離,輾轉多個國家,甚至永不可能讓國寶回家,但是這些文物的國家歷史、文物的記憶卻永遠不可能被掠走,他們將融入在人類共同的文明中,熠熠生輝。我想,這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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