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365×
一年四季365天，除出差，每天都在研究所裡，心無旁騖投入教學、科研、編輯工作，就連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外出開會，休會即返。每年暑假國家組織有突出貢獻專家（可攜帶家屬）到景區參觀療養，一概謝絕。熟悉他的人無不為他的敬業精神和優良學風感動和佩服。他就是經濟研究所的胡培兆教授。
“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學習”
還在上中學時，胡培兆就知道中國有兩個名氣很大的經濟學家——北大校長馬寅初和廈大校長王亞南，十分仰慕。1956年他如願考取廈大政治經濟學專業，成為王亞南校長麾下的弟子。
入學那天，胡培兆看到芙蓉二門口懸掛的橫幅上“熱烈歡迎未來經濟學家入學”幾個字，深受鼓舞。當時的校長王亞南親自給胡培兆他們開課，講授政治經濟學專題、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批判等。王校長的課新鮮、生動、深刻，一些細節胡培兆至今還記憶猶新：“王校長說，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中，這個師傅補雙鞋只要5角錢，我再有錢也不會叫那個要8角錢的師傅補。這與饋贈是兩回事。”王校長的高深學問和科學精神，對他一生專注於一生忠誠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胡培兆的經濟學家夢並不那麼好實現。1960年畢業分配時，由於成績優良，學校保送他到復旦大學讀研究生。可是到校不久，學校壓縮研究生規模，他被調整為助教。後來又被調回家鄉浙江金華一個鎮中學教書。“本來，無論在哪裡，在何崗位，都是為國家分憂解難。只是不能以所學專業為國效力，內心難免惆悵和遺憾，總期望能夠歸隊。”他寫信向王校長訴說苦衷。王校長覆信開導他說，社會總是美好的，但不能保證每個人的工作都理想。只要把自己永遠放在進步狀態，有志於為社會為人民盡一份力量，遲早總是有著落的。“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學習，要有志氣，有決心。不要太愛小面子，要經得起考驗。”王校長的這句話，給在四顧茫茫極度孤寂中的胡培兆以極大的精神力量。於是他安下心來，做好了長期打算。他先是被安排教俄語，後來被安排教語文，他都認真幹，成為教學骨幹。他相信所學總會用上，所以不忘專業，業餘惜時如金，利用所有寒暑假研讀經濟學著作，為《浙江日報》撰寫經濟專論。
十幾年的蟄伏，胡培兆練就了在逆境上進的性格。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果然，1977年胡培兆被調回到母校廈大任教。回校後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馬克思與》，就是在中學教書時寫的初稿。
學者不能當“鴕鳥”
回到母校後，胡培兆在經濟研究所做研究，同時負責編輯《中國經濟問題》雜誌。胡培兆牢記老師王亞南教導的“我們要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立志做中國人自己的經濟學。
胡培兆認為，經濟研究的職責是面對現實研究和解決問題，從理論上為經濟發展掃除障礙，增進人民福祉。凡是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大問題，就算是爆炸性的，經濟學家都不應迴避，不能採取鴕鳥式的態度。所以他關注經濟熱點問題，大膽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破解難題。1979年他提出和論證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觀點現在雖然過時了，但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前有過重大的歷史作用。
我國實行市場經濟是重大突破和轉折，可實行伊始就出現市場疲軟，需求不旺。他就作針對性研究，2004年出版42萬言的專著《有效供給論》，指出假冒偽劣商品等無效供給抑制有效需求，是市場疲軟的主要原因，從而為市場治理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外人看來，胡培兆個性很強。因為他認為正確的就一定堅持到底，真理面前絕不妥協。我國改革開放後大量引進外資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有人說資本家又回來了，剝削又開始了，讓投資者有後顧之憂。
胡培兆想，與其讓這些問題空白著盡人竊竊私語，不如公開用科學理論去闡明它。經過一番認真研究，他大膽提出，我們不能離開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來看進步與腐朽，不能離開客觀經濟規律的運動趨勢來判斷是非。從良心和道義看，剝削是不能容忍的。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容許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就必須容許一定範圍內的適度剝削存在。他從1988年開始，先後撰寫了《簡論剝削》《再論剝削》等文章，從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的二重勞動價值理論綜合分析，對剝削重新定義，提出資本、技術、土地等雖然不創造價值，但創造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即財富創造，是價值創造的前提，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價值分配是合理的，只要各得其所，就不是剝削。只有侵犯勞動權益的格外所得部分才是剝削收入。對剝削收入不僅不能歡迎，還要反對。
他這些超前性的研究、創新性的見解，引發了一場掀然大波，有人說他是“為剝削張目”，有人說他這是搞“自由化”。但他不怕壓力，堅持“走自己的路”。經過討論，取得多數人共識。後來的實踐也證明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愁眉苦臉哪能有好成果”
胡培兆是這樣看待研究生和導師的：顧名思義，“研究生”就應該是研究中深造，“導師”應該是指導學生學習。所以導師主要不是要給研究生多少知識，而是啟發他們的思維邏輯和培養他們的研究能力。對學生的時間安排、論文寫多少這些事兒，胡培兆不怎麼管，甚至放鬆的很。他說，學問是精神產品，精神歡愉才會產生靈感，愁眉苦臉哪能有好成果。他閒時常和學生爬山、交談、切磋。他從不給學生定論文數量，而是引導學生多讀經濟學原著，多讀經典。這樣學生反而更有靈感更有積極性寫論文，有的學生畢業前就發表了十多篇文章。
已經退休的管理學院教授翁君奕，曾是胡培兆的博士生。對胡老師寬嚴結合的啟發式教學方法印象深刻。當年胡老師給他們授課時，探討大於歸納，從不下定論，而是引導大家討論。但胡老師對學生的思想傾向、學術標準這些該嚴的，很嚴。1994年入學的時候，翁君奕已經是經濟學院的副教授，但胡老師並沒有放鬆對他的要求。翁君奕把自己寫的一篇小論文送老師審閱，取回來一看，上面用紅筆一處一處認真修改過，連個別的字詞、標點符號都作了標註。“胡老師身教重於言教，深深地感染了我們，使我們一生受益。”翁君奕說。他博士畢業後，胡老師還一直鞭策著他的研究和教學。
從1991年至今，胡培兆先後培養的博士研究生30多人，他們大多數人成長為經濟學研究教學、經濟建設等各行業的骨幹。
只要自己署名的文章必親寫
幾十年來，胡培兆在《求是》《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幾十家報刊發表文論400多篇，其中被《新華文摘》轉載17篇，出版著作《馬克思與》《研究之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研究》《社會主義國有資本論》《經濟學本質論》等十幾部。由於成果顯著，貢獻突出，他由講師直接被晉升教授，並被授予各種獎項和榮譽稱號：1985年首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1986年“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他自己都記不清有多少個。
成果多了，名氣大了，各種頭銜也紛至沓來。對於各種虛銜，一切商業性名人錄，包括世界“傑出”名人錄，胡培兆一概拒絕。但如果確屬黨的事業需要，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組（理論經濟學組）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理事、中組部“中央聯繫的高級專家”這樣的“帽子”，他不會推辭並且切實履責履職。
針對學術上的不正之風和不良傾向，作為教育部社科委學風建設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胡培兆總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他提出，根本解決抄襲剽竊等不良學風問題，要“兩手抓”：一方面對涉案者要“零容忍”，嚴加處理；另一方面要不斷改善學術環境，營造出使不良學風無立錐之地的“零空間”。
胡培兆憂心的是，一些學術刊物收取版面費的歪風，非常有害於學術研究。所以他主編的《中國經濟問題》，堅決“不賣版面，以質量用稿”，並且不刊用兩人以上署名的文章，以防止有人在別人文章上署名搭便車。
他自己身體力行，自己的文章每一篇都親自寫，也從不在他人主筆的文章上署名搭便車。“我不憚說我信仰馬克思”
胡培兆公開標榜“敬仰馬克思，崇拜王亞南”“我不憚說我信仰馬克思。”他很崇敬馬克思的人品：一個有博士學位、有高層社會背景的佼佼者，毅然放棄個人得失，獻身於無產者，為飢寒交迫的廣大勞動者抗爭求解放。這樣的人，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應該是被尊重的。
胡培兆坦言，他的工作動力，不僅源於他對學術超乎尋常的熱情，還來自於他對王亞南校長的敬佩和感恩。“只有像王亞南這樣有崇高品質的人才能完全領會和踐行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真諦”，“每天面對王校長銅像，我很慚愧。平心而論，我是為王校長而工作。”胡培兆深情地說。
廈門大學
文：盧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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