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軍用糧票不僅開創了中國糧票發行歷史的先河，而且還蘊含極其深厚的多種價值，留給中華民族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精神財富，成為我們永保紅色江山的傳家之寶。
關於文化的解釋，在大多數辭書中是這樣說的：文化是人類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人類傳統的觀念認為，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是由人類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人類社會與歷史的積澱物。確切地說，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它是人類相互之間進行交流的普遍認可的一種能夠傳承的意識形態，是對客觀世界感性上的知識與經驗的昇華。
從上面的解釋中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歷史文物都體現一種文化。紅軍軍用糧票產生、使用和流傳，所傳播的是一種信念堅定、求真務實、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文化，是一種正能量的文化。這種正能量的文化，在戰爭年代曾經激勵一批又一批人拋頭顱、灑熱血，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英勇奮戰、捨生忘死、前仆後繼。就像東北大地上的紅高粱，紅潤、灑脫、朝氣蓬勃，給人以信心、力量和陽光；就像寒冬裡熊熊燃燒的一把火，燃燒自己，溫暖別人；當你來到蘇區的時候，火熱的激情、高尚的情操會時時感化著你，使你充滿向上的力量，使你對生活和未來充滿了無限的憧憬和希望……。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和平年代，蘇區文化曾經激勵一代又一代人不怕苦、不怕累，為實現中華民族繁榮富強之夢廢寢忘食、嘔心瀝血、勇攀高峰。這種正能量文化的價值，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形成的，中華民族獨有的無價之寶。
這種無價之寶文化的主要特徵體現在：
第一、信念堅定。理想與信念很重要，因為它是產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源泉。從紅軍糧票的發行過程，可以知道，只要是在蘇區，不管中國共產黨黨員、紅軍戰士還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都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中國革命必然勝利，因而在革命的征途上無論有多麼巨大的犧牲，都前仆後繼，義無反顧。從紅軍一次次減少食糧供給標準，到群眾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糧支援紅軍，廣大紅軍將士和蘇區革命人民一心想的就是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建立自己的紅色政權，讓廣大人民群眾都得到翻身解放。在這種堅定信念的支撐下，蘇區群眾在借糧時，心裡想的是：不管蘇維埃政府或者紅軍部隊什麼時候還，甚至有沒有還，只要家裡有穀子二話不說就給。1934年6月2日，長征前夕，正是青黃不接之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員會要求緊急動員24萬擔糧食支援紅軍，分配給江西省125000擔，粵贛省9000擔，贛南動員區25800擔，中央直屬的瑞金、西江、長勝、太雷4縣37700擔。截至7月底，興國超額完成任務1倍以上，瑞金、于都、博生、勝利、太雷、石城、西江、長勝、會昌、贛縣、楊殷等縣，都超額完成了任務，福建的長汀、汀東、兆徵等縣完成借谷任務67716擔，比原計劃超額8700多擔，保證了紅軍的糧食供給。瑞金全縣僅有24萬人，在中央蘇區5年零8個月的時間裡，不僅向紅軍部隊輸送了近5萬青壯年，還支援紅軍穀子25萬擔。下肖區楊榮顯老人8個兒子，最大的46歲，最小的15歲，分三批送去參加紅軍，先後在戰鬥中壯烈犧牲。1934年秋天的彌留之際，毛主席親自去看望老人。
筆者曾經收到一張中國工農紅軍三十四師使用的黑色壹百斤紅軍臨時借谷證。這個三十四師，就是電視劇《絕命後衛師》的那個師。目睹這張承載了一段慘烈歷史的文物原件，讓人思緒萬千。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在湘江上游廣西境內的興安縣、全州縣、灌陽縣，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中央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部隊指戰員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餘人。
紅三十四師主要由閩西子弟兵組成，師長陳樹湘、政治委員程翠林，下轄第一OO、第一O一、第一0二團全師共6000餘人。當年閩西子弟勇躍參加紅軍的感人故事，人們永遠銘記在心。賴老石頭父子兩一起參加紅軍；林金堂三兄弟一起參加紅軍；張桂雄與新婚妻子李滿玉夫妻一起參加紅軍；木子李在家裡6個兄弟參加紅軍都已經犧牲，留下他和失眠的老母親情況下，老母親繼續送第7個兒子參加紅軍。正是由於閩西人民的大力支持，紅三十四師的兵源才得以補充。誰都知道參加紅軍艱苦，參加紅軍隨時都有犧牲的危險，但閩西人民始終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部隊能夠打敗國民黨反動統治。
1934年11月29日下午15時，紅三十四師奉中革軍委電令在楓樹腳阻擊桂軍，為了牽制敵人，掩護主力紅軍渡過湘江，三十四師孤軍深入，與超過自己十數倍的敵人英勇奮戰，最後在敵軍的團團包圍之下，全軍覆滅。師長陳樹湘在戰鬥中腹部負重傷，腸子都流了出來。為不當俘虜，他命令警衛員補上一槍。警衛員不願意，流著眼淚為師長包紮好傷口，抬著他且戰且走。最終由於寡不敵眾而被捕，在敵人用擔架抬著陳樹湘去邀功請賞的路上，這位英勇的紅軍師長乘敵不備猛地撕開繃帶，用盡最後氣力把腸子扯斷，壯烈犧牲，年僅29歲。
最後，除了一00團團長韓偉與幾個戰友跳崖倖存外，6000閩西將士全部陣亡。湘江戰役一仗，50000紅軍戰士的鮮血染紅湘江，屍體滿山遍野，慘不忍睹，致使當地流傳：“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這就是信念的力量在支撐著他們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留盡最後一滴血！
中國工農紅軍三十四師（橢圓形印）使用的壹百斤紅軍臨時借谷證
第二、求真務實。不要小看紅軍軍用糧票的發行，它雖然是開創性的工作，第一次發行，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鑑，又處於那個動盪不定的戰爭年代。但對於糧票的管理監督是非常嚴格的，體現了對政府與群眾高度負責的態度，如對借
谷證的記賬要求，對借谷票的發放方式，甚至對票據如何填寫，都有明確的規定，有的還直接就印刷在票據之中，公開透明讓大家都知道。
為了加強對糧票發行的管理，在1933年3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第20號訓令中，第七條規定：各級政府收到中央財政部的借谷票後，要另立借谷賬簿，將所收群眾的穀子數，發出給群眾的穀子票數，發出給各機關的穀子數，出賣的穀子價與數，逐項記賬，以便清算，其出賣得款繳交支部[庫]的部分，支庫對於此款，要另立一款，名為“群眾借谷款”，不得混在特別收入或紅軍公谷款內。
在1934年8月3日，中央糧食人民委員部發出的《糧食的記賬轉賬方法》第17號通知中，對借谷票據的使用和管理作了詳細的規定： 借谷票由中央糧食部徵收保管局發行。各縣糧食部收到借谷票後，即應對清數目，按各區需要分發到區糧食部，然後由區糧食部發到鄉的糧食收集委員會。各級糧食部收到上級發來的借谷票時，須另立賬簿，記上級來數，給上級一個收據。分發到下級則記下級的去賬，取得下級的收據為憑。
在1934年8月30日，中革軍委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糧食部發出關於確實執行領谷必須依正式手續的規定的聯合命令中。對各地出現的錯誤做法給以糾正，規定：各級倉庫或運輸站，亦必須嚴格執行中革軍委第十九號命令，如沒有中糧部的支付命令、借谷證、米票、各級倉庫發谷憑單，或部隊正式蓋公私章的領谷收據，絕對不能支發穀子。……如紅軍人員不遵照以上正式手續強迫支取時，可將其隊員姓名記下或報告其首長或直報中革軍委，以便於應有的處罰。
第三、艱苦奮鬥。由於中央蘇區的財政是在激烈的戰爭環境裡和困難的經濟條件下建立起來的，所以為使有限的經費保證前方的需要，在財政上貫徹節省方針，一直是黨和蘇維埃政府十分重視的問題。我們所看到的“每人節省三升米捐助紅軍三聯收據”，只是蘇區節省運動的一個縮影。這些糧食票據雖然貌不驚人，所記載的節省數量也不是特別多，但它所體現的卻是一種艱苦奮鬥的先進文化。
蘇區的節省運動很早就開始，江西蘇維埃政府早在1930年11月就曾經發出通告，號召節省伙食費和辦公費，支援革命戰爭。閩西蘇維埃政府也曾經於1931年9月作出規定：“各級政府辦公的費用，在現在財政困難情形之下，須儘量節省，工作人員須規定額數，不得隨便安插閒員，所有群眾團體，除少先隊兒童團以外，一概不得在政府預算內開支。“一蘇大”以後，蘇區的財政支出發生了較大變化，不僅項目增加，包括大規模的蘇區經濟、文化建設、蘇維埃政府運行等等。而且各項支出規模也擴大，尤其是紅軍部隊供給的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紅軍籌款不斷減少，這就使本來困難的蘇區財政更加困難。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不久，人民委員會就發佈第3號通令，號召各級政府務須立即開展節儉運動，幫助紅軍發展革命戰爭，要求所有地方政府的預算支出、雜費等，必須儘量減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員須一律裁減，甚至一張紙、一支筆都不得浪費，以免多耗經費。
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之後，為了使節省運動“成為有組織有計劃的群眾運動，以更實際地幫助革命戰爭”，中央政府機關於11月20日成立了節省委員會。隨後，各級政府和各團體機關相繼也成立了節省委員會，加強了對節省運動的組織領導。12月2日，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向全蘇區廣大群眾發出了“實踐六項節省規約”的號召，六項節省規約是：（一）每天節省一個銅板；（二）不進館子，不吃零食；（三）節省辦公費百分之三十；（四）普遍建立節省箱；（五）每個伙食單位建立一個菜園；（六）開展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1934年4月19日，時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簽發了《為節省運動的指示信》，指出：“為了戰爭的全部勝利，為了蘇維埃的利益，繼續開展節省運動，是各級政府機關及後方軍事機關的當前最緊急的中心任務之一”。
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
1934年6月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為緊急動員24萬擔糧食供給紅軍致各級黨部及蘇維埃的信，第一條規定：真正開展群眾的節省三升米的運動，從節省中得到75000擔穀子。並且規定這一節省糧食運動必須於7月10日前完成。各級黨部及蘇維埃應該把糧食的動員，作為自己重要的工作，經過各級糧食部用力來領導這一運動。
蘇區群眾性的節省運動，由於幹部以身作則、吃苦在前、帶頭節省，依靠和發動群眾軍政、軍民共同節省，以及把節省運動與反貪汙反浪費結合起來，把節省運動與統一財政、裁減工作人員和發展生產結合起來，為解決蘇區的財政困難創造了經驗。這種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精神，對於今天我們建設節約型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繁榮富強之夢，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四、無私奉獻。自從來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蘇區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解放當家做主。他們深知只有跟著共產黨，支援紅軍，才能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蘇區群眾的命運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當他們為支援紅軍而借谷時，不管這些糧食票據是多麼簡單粗糙，有些甚至只是寫一張便條，都沒有懷疑之心，他們相信共產黨，相信紅軍部隊。在開展節省運動中，尤其是1934年以後，蘇區群眾急紅軍之所急，勒緊褲帶，咬緊牙關，義無反顧地一次次從自己的穀倉把谷取出來，送往前線供給作戰的紅軍部隊。他們中許多人甚至不要借谷票，或者事後主動把借谷票又還給蘇維埃政府了。翻開當年的《紅色中華》報，一條條自動退還谷票，退還公債票的報道歷歷在目。所以，這種紅軍軍用糧票，不僅僅是簡單的“獲取糧食的權益憑證”，而是蘇區群眾與中國工農紅軍一種魚水之情的傳情紐帶。紅軍戰士為保衛蘇維埃紅色政權拋頭顱、灑熱血；蘇區群眾為支援紅軍想方設法、盡其所有。共同高唱著一首為中國革命無私奉獻的昂揚之歌。
張愛萍將軍
老紅軍張愛萍將軍對這段蘇區生活的歷史非常有感觸，晚年他在與兒子張勝的一次對話中談到蘇區這段歷史時說：中央蘇區給他的第一印象是，他過去在共產主義小冊子裡讀到的理想社會，現在就在腳下！中央蘇區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建立起來的工農政權，是依據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需要創建的紅色根據地。中央蘇區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民群眾中，處處洋溢著當家做主人的自豪與驕傲。在黨內沒有等級觀念，上級與下級、政府與老百姓、人民與軍隊之間，充滿了同志式的平等和友愛。中央蘇區的生活方式是軍事共產主義戰時供給制，沒有私有財產；有戀人、有夫妻，但沒有家產。在這裡，軍隊和各級政權的領導人，是一群滿懷革命理想和抱負的青年，他們充滿了為理想而犧牲的激情。儘管，中央蘇區的一切還帶有新事物初創時的幼稚、簡單，甚至概念化的特徵，但它畢竟體現了人類大同理想的雛形，畢竟顯現了人類追求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理想光輝。
紅軍軍用糧票就是這樣體現一種無私奉獻的文化！
閱讀更多 紅藏視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