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週末,教育局一份關於西安高新一中“違規炒作高考狀元”的通報在朋友圈刷了屏。在“速速轉發”的同時,網友們似乎還不忘添加一句“該嚴查”的評論。這樣一片“大快人心”的場面,其實也蠻彆扭——“為人類未來負責”的著名學校,本該是我們所崇敬和嚮往的地方,如今竟惹來此起彼伏的“喊打”聲,就像積壓已久的熔岩突然噴射而出。教育局“硬碰硬”,莫不折射這些年來西安教育的“痛中痛”。
目前,關於高新一中炒作狀元一事,教育部門已給出處理:取消西安高新第一中學全年教育系統所有評優選先資格;迅速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追責,嚴肅處理;視其整改情況,確定2019年該校招生核減計劃。
這麼多年,從教育部門到媒體,多少份文件、通知、曝光都管不住高新一中等“五大名校”的“張狂之態”,跟代表優質教育資源的“狀元”不無關係!這樣一句“廣告語”,在無形中加劇了教育資源失衡的態勢:搶師資、搶生源、滲透校外培訓班、教育集團、教育地產、教育產業化。
雖然,“處理”只能暫時停到這一層面,並不能還清“教育欠賬”,但相信這只是一個開始。公眾“叫好”的背後,期待的是針對西安教育亂象的“連環出擊”和教育商業化的“好自為之”。
“狀元”?這句教育廣告語,“你是否值得擁有”
護膚品廣告語“你值得擁有”,讓該款商品迅速走入人心,讓“女人錢”迅速流入商家。當教育商業化時,對於“狀元”的炒作與此異曲同工:
208坊聽聞,有家長花近40萬元去“活動”高新一中的一個學位。問及為何用如此高額的費用去“買”一個學位,那位家長還曾反問道,“你不知道這裡出過多少狀元,升學率有多高嗎?”在這位家長眼裡,只要孩子跟著高升學率走,即使排名靠後,也不會考一個太差的大學。
而與此同時,高新一中的“黑料”近年來從未斷過,敢如此明目張膽和屢教不改,說白了“升學率”、“狀元”,就是“免罪符”。怪不得有高新一中某老師說,“我們是西安教育成績和教育官員政績的實力擔當,也就是整改秀秀,西安能真的自己砸自己腳嗎?”
一方面“肆無忌憚”,揹著自認為的“免死金牌”繼續擴大自己的教育商業地盤,甚至跨省招生。一方面與校外培訓機構“共圖霸業”:一名經歷升學的家長告訴坊妹,現在的升學考試都跟課外補課的機構掛鉤,這裡的老師就是學校的名師,會輔導一些跟考試有關的題。同時,如果不參加這類補課,你連參加名校私下考試的信息和資格都沒有,“只有這裡才能報名,也才會通知考試時間地點”。而問及補課費用,“這麼說吧,基本和我一個月工資相抵。”
而另一“黑料”也是刷新三觀:高新一中原先與唐南中學存在“借讀”關係,網上曝光之後說現已脫離關係,但名校與一些“兄弟學校”出現師資共享的新形勢。在報考時,工作人員會說“兩邊老師輪著來上課,放心吧,說是兩個學校,其實都一樣。”類似話語來告知家長。而費用,並不低。
為什麼願挨?“狀元多麼!升學率高!這沒得說!”這就是大部分家長的“軟肋”。“但他們的狀元是怎麼來的?是拿著公辦教育的資源,用不平衡的優質生源和搶來的優質教師堆起來的?你能把差生教好是本事,把優生教好叫本份!但就是這樣公器私用,把狀元變成自己的廣告語的!”西安的一位前教育官員說到這裡,情緒激動。
那麼,拋開“五大名校”的各自說辭,如果細究高新一中的“狀元”和公共資源,又會怎樣?那句廣告語,還值得擁有嗎?
共同養大的“孩子”,被炒作成“狀元”賣了
說到高新一中的性質,業內人早已“諱莫如深”。上個月,就有坊友質問高新一中是公辦還是民辦?“沒事上高新區政務網看招標公告,無意之間看到一則招標公告,複製過來,請高新區的教育局解釋下高新一中到底是公辦還是私營?公辦就不能收取動輒10萬元以上的借讀擇校費;如果民辦的學校,你高新財政撥款算什麼?”
而對此,西安前教育官員老賈就曾爆料,“用公辦的資源,民辦的便利,賺公民的錢。”
公辦教育是國民教育的主力軍,民辦教育作為一種補充,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把集眾多“公共資源”打造的“品牌”,當成一種賺錢的“商品”,那恐怕並非是“公辦民助”或“民辦公助”的初衷,而是“以公謀私”了。
“狀元多的言下之意,就是教得好。那就說老師吧,高新一中的很多老師都是公辦院校的,那本來是政府培養的公共師資。這些年,有老師掛著公辦的身份,拿民辦的獎金績效。雖然說老師為了養家餬口往高處走沒啥,但民辦院校往往就是用這種方式抬高自己的身價,佔用公共教育資源,再把老百姓的錢霸王條款似的塞到自己的腰包,而且惡性循環,百姓越來越沒有主動權,都成了案板上的魚。這種公辦民辦的曖昧界定,我早就說過可能會被公器私用。”老賈說。
“老師都不在公辦了,學生就跟著老師走,好的生源就被弄走了。民辦又沒有那麼多體制束縛。好比拿了公家免費的酒碗,裝了自己的酒,再高價賣給顧客。”
不少專家也對此問題發出“釐清公辦民辦”的呼聲。兩種性質有兩種管理方式,這種混亂導致高新一中等在某些收費問題上“長袖善舞”,更是在“公器私用”上“左右逢源”。
而在今年初西安高新區將新增兩所公辦學校,這可以說是西安的一大筆財政投入。但兩所學校的校長,將由民辦院校的高新一中校長兼任。“雖然初衷是想借名校拉動公辦質量,但問題是怎麼從機制中杜絕公器私用?這個問題不能光想得很美好!”老賈說。
具體到高新一中違規炒作高考狀元一事,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老鄒用一句話概括,“狀元,是高新一中和公共教育資源共同養育的,但現在養大的孩子被高新抱走,而且倒手賣了。”
不僅僅是“炒作狀元”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高新一中的問題
儘管多年前教育部就明確要求禁止炒作“高考狀元”,各高校禁止對新生成績進行排名,但每到高考高招期間,“高考狀元”總會成為最引人關注的話題,各種高考成績排行榜層出不窮,已經影響甚至是誤導了公眾的教育價值觀,強化了應試之風,惡化了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有坊友調侃,“高新一中”撞了“新局長”的槍口。但208坊更希望,這是西安教育“新局面”的開端。
高新一中僅僅只是西安實現“公平教育”的一處缺口,對於“炒作狀元”的處理也僅僅只是對“教育過分商業化”的一次治標。根本的原因,還在於長期以來被擠壓的“公辦學校”已經鮮有“還手之力”,教育資源失衡已非“一日之寒”。能以“狀元”做廣告,就是因為也只有天時地利與人和的高新一中等能更容易“造出狀元”,是老百姓對教育均衡的莫大渴望。
“禁令已發,言猶在耳,但是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裡,估計各地‘高考狀元’以及他們是被北大還是清華錄取的消息,依然會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招生辦公室原主任秦春華說。
在西安的教育現狀無法短時扭轉的情況下,“嚴肅處理”也只能是敲山震虎,但即使是這樣的“喊麥”,也讓市民們看到了新西安的“決心”。
記得在一次對西安落戶政策的調查中,一位受訪者說,“如果我的孩子沒有好學校上,那麼我的落戶也沒有意義。”
當下,各地展開了“人才搶奪戰”,在這一輪的“大戰”中有兩個指向:政府的指向是,高素質的人才;人才的指向是,當地的配套措施,尤其是教育。而說到“人才”,在《國家治理》週刊的調查研究中顯示,政府和社會都有共同的認知:高水平的專業能力,高素質的個人修養。道德、才能是人才的核心,並非“狀元”二字。
“狀元”的炒作,不僅是一種“教育亂象”,更是一種“社會失明”。它既不是政府的倡導和人才的標準;與新時代的旋律“不搭調”,與當下新西安的“歌聲”合著相反的“音調”。
如何破解?
“要想從根本上消除對‘高考狀元’的宣傳炒作,就必須使相關利益相關者違反教育部禁令所付出的代價遠遠大於其從宣傳炒作‘高考狀元’中所獲得的收益。” 秦春華說。
日前,針對個別機構在網上炒作“名校高考平均分”的情況,北京四中、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市十一學校、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等10所學校發表聯合聲明,明確稱“學校未對任何機構公佈、提供考生成績、名次等信息,沒有任何機構與學校核實相關數據。學校堅決反對炒作狀元,炒作成績排名等應試行為”。
陝西也早在幾年前就嚴令禁止宣傳高考狀元,今年的高考剛剛結束,又髮禁令:明確各市(區)教育行政部門、招生考試機構、有關中學不得在報刊、網站、校內宣傳欄、微信自媒體等媒體大肆渲染、宣傳炒作“高考狀元”及“高考升學率”;不得公開發布所屬區域高中學校的升學人數、高分段考生人數、升入“雙一流高校”及重點本科高校考生人數;不得組織“高考狀元”報告會或以 “高考狀元”畢業學校及其教師的名義組織宣傳活動......
針對“狀元炒作”,有人建議,對於體制內的中學,可以通過行政和經濟的雙重手段進行管制。比如,對有關負責人撤職查辦、削減學校招生名額、縮小學校的招生區域;經濟措施包括:削減財政撥款、罰款;同時,也有人提醒“別忘了校外的培訓機構”。建議通過市場機制、行政指導、法律手段去解決。教育主管部門可以對頂風作案的典型校外機構進行約談,責令其整改。針對商業狀元炒作,聯合工商執法、網信系統等多部門全面網絡排查 “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的宣傳,一經發現嚴肅處理,嚴堵縫隙。
具體到西安,但願“從高新一中開始,也能止於高新一中一家”。
在文章的最後,208坊想引用一位坊友的哀嘆:以高新區的面積和經濟實力真得很難建幾所學校嗎?當本來應該是義務教育的高中,也立精英教育,這是工薪階層家長揮之不去的痛……
不言而喻,作為新上任的教育局長,面對的壓力並不小。一邊是長期欠賬的西安教育現狀,一邊是急需適應新西安發展形勢的教育新配方,可以說教育的作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新西安的“智慧”和“良心”。而在這份“新配方”裡,需要更改的不僅僅是一些學校的“既得利益”,更有其他鏈條上的“灰色空間”,比如,看看高新區的學區房售價!但不管怎樣,對於五大名校之一的高新一中進行毫不避諱的處罰,已經是走向“新局面”的開始。
閱讀更多 中國城市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