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停地自問：“歷史對今天的我們意味著什麼?”和以往的時代相比現在每年都有更多的歷史事件發生，生活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要總結過去幾千年歷史裡人類所取得的進步和所犯的錯誤。
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人類取得了超乎想像的成就。很早以前，很可能就是在非洲出現了人類，那時我們還很弱小、稀少，看起來是沒有抵抗能力的生物，我們的未來也因為所處的世界競爭激烈而顯得沒有保證。我們沒有大象那麼大，沒有獅子那麼強壯．沒有羚羊那麼迅速，也沒有像臭鼬、豪豬或烏龜那樣的自我保護手段。然而今天我們已經成為超越其他所有物種的種族，這主要是因為只有我們才懂得如何運用客觀環境來為我們服務——改變環境來適應我們這個種族，而不是像其他所有種族那樣去適應環境。
因而人類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是創造者，而不是命運的產物。已去世的空間科學家卡爾•薩根提到了這個特點，他認為當前的高科技已經可以確保人類不會因為環繞地球周圍的小行星爆炸造成的惡果而滅絕，也不會因為冰川時代的再次來臨而滅絕。由於行星的軌道可以跟蹤確定，我們可以使那些將會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離原來的軌道，或者用原子彈使它們變成灰燼。同樣，我們也可以用一面巨大的鏡子集中將太陽光發射到地球上，利用太陽能來阻止冰川時代的再次發生。這些科學技術為現代人提供了保護，使他們在未來不會成為這些宇宙災難的受害者，不會從地球上消失。人類還會去其他的星球定居，成為首個多星球種族，這將為人類的生存提供更大的保護措施，使人類免於受到未來災難的威脅。
這樣安全也就成了人類的首要任務。一些科學家期盼著烏托邦式的未來。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現在國際上廣為流傳的一些書籍。它們的書名讓人非常沮喪，像什麼“世界末日”、“未來的終結”或“歷史的終結”等。 我們的時代遇到了一個謎。一方面現代人成功地翻越了喜馬拉雅山．一方面也因為自我懷疑而變得步履蹣跚——
不是害怕會死在山峰上，而是害怕會死在“死亡之谷”中。
那為什麼在一些科學家預想的美妙社會與實際存在的恐怖情況之間會有這麼大的差距而且這個差距還在不斷擴大呢？答案可以從我們的文化中找到。所有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規範人類行為的約束機制。文化是從社會的歷史發展中逐步產生的，體現了這個社會中的生存機制。各種文化的價值觀都在最大限度地為這個社會的團結和生存服務。因而文化中所包含的價值觀念一般都要最大限度地完成種族繁衍，最大限度地完成物質生產，最大限度地加強軍事力量以保證生存。
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文化已經成為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只有通過文化每個人才知道做什麼和怎麼做，任何威脅文化價值的東西都變得像威脅基本生存物質——比如食物和水——一樣嚴重，因此人們極不願意忍受任何對傳統文化的重大更改。歷史上．文化總是對變化進行強烈的反抗。即使在今天，當科技的更新需要社會文化產生相應的變化時，這種抵抗也同樣存在。不過科技變革基本上還是被接受和受歡迎的，因為它們一般都提高了生活水平，然而文化變更則引起了恐慌和抵抗，因為它威脅到了傳統的、人們已經習慣的價值和實踐。
上述分歧在歷史中一直存在，結果使得在科技發展如同狂風暴雨一樣改變著我們的生存狀態的同時，社會的進步卻相對停滯落後。這種分歧可被用來解釋玷汙了人類歷史的大多數的暴力和血腥屠殺。而且就是在現代社會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這種分歧間接地和消極地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點只要看看新聞報紙的大標題及電視就可以一目瞭然。
實例：工作
人類學家普遍認為，舊石器時代採集食物的人類比現代人擁有更多的休閒時間。現在的食物採集者，從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到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的“功人”，一般每週只用15—20個小時來採集食物。這樣的生活方式使他們有大量時間來進行社會交際，其中包括按照規定的方式準備和享用食物。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這種方式中度過的，但在大約1萬年前這種生活方式隨著農業革命的發展開始起了變化。
農業革命引發了技術實現突破後的一系列反應————冶金、制輪、紡織、造瓷、造幣 ——以及現代社會中18世紀末節省勞力的工業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替代勞動力的高科技革命。
每次技術革命都會提高人類的生產力，但令人費解的是它們也都延長了人類每天的勞動時間。農業需要更多的勞動來耕種、培養、收穫農作物以及馴養牲畜。同樣，在工業革命中工廠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0—16個小時，每週工作6天。後來工作日開始逐步減少。1900年的時候美國人每週平均工作60個小時，1935年其工作時間按照法律規定減少到了40個小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機器人及其他可以代替勞動力的設備的出現使人期望這可以進一步減少工作時間。1992年美國前任勞聯主席威廉姆•格林宣稱．“唯一的選擇就是失業或休息”。現在選擇已經做出了，它就是失業。公司的高級管理層都拒絕縮短工作時間的建議，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會增加勞動力成本，使企業失去與國內外對手競爭的能力。於是在這個機器人和計算機的時代，美國出了一本名為《過於勞累的美國人》這樣的書籍。同時，日本人也創造了一個詞彙叫“過勞死”，用來指一種因為過度工作而造成死亡的致命疾病。根據日本國家公眾健康學院的定義，這種疾病“可以導致高血壓症狀惡化，並最終導致最後的死亡。”。實際上，現在“過勞死”在日本是僅次於癌症的第二大致命疾病。
與此同時，格林關於休息或失業的預言也被全球性的就業危機所證實。世界上有28億勞動力。至少有1.2億人失業。另外還有5億人被稱為“未充分就業人口”，意思是說他們只能勉強找到工作，其收入不足以支付生活的支出。
實例：不公正
技術和社會變革的歷史分離不僅導致了機器人時代的“過勞死”，而且導致了社會的不公正，即在全球性富足的時代卻存在著全球性的營養不良。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不公正是人類天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貪得無厭和富於侵略的本性，然而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卻從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結論，人類並不是天生就有合作性或掠奪性的。實際上人性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它會被現實所流行的文化形態塑造成各種形式。比如，在舊石器時代，遊牧民族的文化就很難教會人們貪得無厭的惡習。因為這些遊牧民族每隔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就要遷移到一個新營地，如果他們積累個人財物。那麼每隔幾周或幾個月他們就要很麻煩地去重新安置它們。
然而隨著農業革命的發展和人類社會從遊牧生活過渡到定居的村落生活，物質財產變得易於打理，從而也就成為人們慾望中追求的東西。從遊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過渡，導致了無地農民和有地貴族之間、世襲精英和普通大眾之間致命的分裂。正如一位社會學家所說，“技術和經濟越發達，社會就越趨向於不公正”。
上面這位社會學家的結論在我們這個技術和生產力日益發達的時代得到了更充分的證明，我們這個時代正在導致更多的社會不公正。據聯合國1994年的《人權發展報告》披露，在過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長了7倍，人均收入增長了3倍。但是，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社會，這些大量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公正的。報告中說：“在1960年至1991年間，佔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擁有財富的比例從70％增加到85％．而20％最窮的人擁有財富的比例則從2.3％下降到1.4％。”
不公正不僅體現在全球範圍。而且存在於各國國內社會中。以哈佛公共衛生學院主席拉瑞•布朗為首的“美國醫生反飢餓任務力量”在其1985年的報告中詳細地說明了這點。這個組織走訪了州長、教師、部長、社會工作者和饑民本人。他們得出結論，大約2000萬美國公民生活於飢餓之中．即他們無力購買適當的食品和定期消耗光所有食物。上述組織的醫生說：“在美國，飢餓已經成為全國性的流行病。根據我們的判斷，現在美國的飢餓問題比過去10—15年間的任何時候範圍更廣、程度更嚴重。我們認為，今天的飢餓和營養不良在全國的每個地區都已成為嚴重的問題。事實上，我們的調查發現，沒有哪個城市、哪個州可以避免廣泛的飢餓的存在。”
對日本的“過勞死”和美國流行的飢餓進行了仔細研究後，哲學家羅素得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結論：“人類將比預想的更快地消亡。”在我們生存的20世紀，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這說明了羅素判斷的正確性。而且如果我們只把自己看作一個長長的生物鏈中的一環，前景就將更可悲。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現在生存著大約4000萬不同種類的植物和動物。更進一步看，在歷史上曾經有50億到400億個物種生存在地球上。也就是說現在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種仍然存在，這說明在地球物種的生存率中99.9％的物種都是失敗的。
儘管我們人類目前在地球上佔據主導地位，但是我們的行星中多種多樣的物種的存在和消失也讓我們不得不關心自己的命運。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一些曾經在地球上占主導地位的物種也消亡了，因為它們不能調整自己以適應周圍環境的變化，如冰川時代的來臨。這就是人類與那99.9％失敗物種的不同之處，因為我們卓越的智慧讓自己具備了獨一無二的能力來改造這個世界以適應我們的需要。而不是像其他物種一樣改變自己來適應環境。因此，人類，也只有人類，是造物主，而不是自己命運的產物。然而我們的智慧卻並沒有保證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是正確的：我們的技術能夠讓我們建造出所想像的任何世界。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創造過什麼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嗎？進一步講，正像有些環境學家所警告的，我們是不是在使自己生活的星球不適合於生存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是不是正在複製一個如星象學家米奇奧•卡庫所總結的自我毀滅的銀河模型呢?卡庫認為在我們銀河中的2000億顆星球當中成千上萬的星球上有大量的智慧生物存在，然而地球人對100光年以外各種星球所從事過的探索和正在進行的探索卻一無所獲。一些科學家認為，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很可能已經達到了一個點，在這個點上他們能夠提純鈾用類似曾經恐嚇過地球人的“核冬天”來自我毀滅。 卡庫總結道：“也許其他的文明是自我毀滅的。當然這已無法知道，但是銀河系中我們這個部分的明顯貧瘠可能說明了這一點。現在也許輪到我們了……我們的地球可能也會成為一個供其他文明研究的死文明。”
上述推測幾乎毫無理由，因為人類從古至今從沒停止過去做自己所能做的愚蠢的事情。但是一個事實是，今天我們面臨著我們的祖先所沒有的優勢，這些優勢使我們的未來充滿光明。其中的一個優勢就是我們日益提高的技術和生產力，這讓我們在歷史上第一次創造出了全球繁榮。 我們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過長期貧窮之苦，他們只能依靠數量有限的自然資源。然而我們今天的富有已經很少再來自自然資源，而更多地依靠我們幾千年來積累起來的技術和科學知識。因此我們現有的蛋糕也就不再是有限的，我們也不再需要為生存而進行無情的爭鬥，也不再需要現實政治中以我為先、將罪惡感拋在腦後的思想。當然傳統的現實政治實際上還遠遠沒有被拋棄。就像上面揭露全球流行的不公正時提供的數據所證明的那樣。
第二個優勢就是我們現在所進行著的通訊革命，它使得全部人類進步的成果都可以讓所有人迅速地瞭解和使用。這樣，像掌握農業和冶金術這樣基本的進步就不必經過幾個世紀甚至上千年都還純粹是區域性的成就。只能應用在一個區域內。通常這樣的成就在緩慢地傳播到更廣闊的區域之前，只在有限的和封閉的區域內被人所瞭解。然後這些成就就會以不同的速度發生巨大的變化，各個民族將它們從石器時代傳到青銅時代，再到鐵器時代……以此類推。
今天，人類已經不再侷限於使用自然界的土壤中出產的物質。我們不需要從岩石中提煉像寶石、銅和鐵礦石等物質，再花很高的費用把它們送到某加工中心。相反，科學家們會先在實驗室中設計出某種需要的物質，然後讓這些“人造物質”流行起來。這樣，從傳統的石器、青銅和鐵器時代到今天人造時代的加速進步就是建立在塑料、製陶、合成和其他定製物質的基礎上的。
這個新時代建立在由分子組成的大量人造物質和科學家特製物質的基礎上。那些定製的物質可以根據需要變得比金屬更強、更便宜，它們可以被用來建造飛機、機車和所謂的“生物物質”(塑料、陶瓷和合成品)，用來製造尾骨、骨移植、人造動脈，甚至是整個人造心臟。
人類與生命世界和無生命世界的關係也在發生著基本相同的變化。在天花病毒這個全世界都恐懼的疾病中，這一點得到了非常突出的證明。天花病毒首先出現在遠東地區，公元8世紀它傳播到了歐洲，然後它又隨著哥倫布來到了美洲。隨著歐洲向其他大陸的擴張，該病毒致使大批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死亡。隨後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亞和加勒比群島上的居民也都遭受到了這種滅絕種族的疾病之苦。該病毒也曾在歐洲持續不斷——達到了瘟疫的程度——並最終奪去了歐洲大陸人口的三分之二。
直到1796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發現接種或者感染牛痘的人可以預防天花，天花病毒才開始被馴服。今天天花與人類的關係已經完全倒置了，只有一點病毒被儲存在美國和俄羅斯的實驗室裡面。已知的最後一例天花病毒是1977年在索馬里發現的，1980年所有自然狀態下生存的天花病毒都被消滅掉了。
科學家們曾經建議將實驗室中僅存的一些天花病毒也都毀掉，以防止它們從實驗室中外洩。但是最終決定還是保留這些病毒，因為擔心將來的研究會需要它們。當然這種擔心已經越來越少，因為科學家已經研製出無害的天花病毒DNA模型，並且相信他們現在有完整的基因圖譜，這樣即使病毒全部被消滅，科學家也仍可以進行研究試驗。1996年1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員會同意將1999年6月30日設定為毀滅所有剩餘天花病毒的最後時間。這樣，人類的統治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也就都佔據了主導地位。
物理學家維納．漢森伯格總結道：“在歷史的長河中，人類在地球上第一次面對的只有他們自己；他們發現再沒有任何其他的夥伴或者對手。”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諷刺就是，人類這種主導權正是上述全球精神憂鬱症的根源。
在剷除了所有可能的對手之後，我們人類不再面對任何敵人。我們面對的只有我們自己。
與我們內在的自己、而不是與外部世界的對抗是一項很艱鉅的任務。這不僅要求我們具備更多的知識和技術——實際上在這方面我們已經被證明是所向無敵的——還需要我們為知識的王冠添加一個倫理的指南針，以便提供正確的目的和方向。17世紀，當科技革命出現時，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就提醒人們既要注意它的巨大發展潛力，又要警惕它的危害。他熱情地贊同通過科學追求“知識與技能”，但是他又說這種追求應該帶著“謙遜和慈悲”的心情來進行。不要“為了心情的愉悅，或為了爭辯，或為了相對於其他人的優越感，或為了利益和名譽，或為了權力，或任何這些內在的東西；而應為了生活的利益和好處。”
福特罕姆大學的《社會健康指數》和電視屏幕上的每日新聞都清楚地表明，到目前為止我們忽略了培根的告誡。在這個分析中，關鍵詞是“到目前為止”。這個詞提出了有關人類的一個基本問題：我們目前的困境是否像以前曾遇到過的那麼多困境一樣，只是最終可以被克服的暫時的障礙呢?或者因為困境是建立在人類預先設定的富於掠奪性和貪得無厭的基因基礎上，所以這種困境是永恆的?
如果預先設定的基因決定了命運這個假設被接受的話，那麼全球的悲觀情緒就容易理解了。但是這個假設並沒有得到必要的證明，最近的研究對這個以往被人們接受的命運決定的假設提出了懷疑。在這個研究領域的先鋒是生物學家瑪利-克拉克，她不僅反對以基因為基礎的人性掠奪與貪得無厭的假說，而且提出“人類需要理論”來取而代之。這個理論認為“社會中所發生的衝突幾乎都是因為在鄰居之間以這種生物需求建立的合作被一種或另外的社會安排所打亂。”
認為合作而不是衝突是人類更本質的趨勢的觀點得到了密西西比河沿岸伊利諾斯小城尼奧塔的有力支持。在1992年中西部洪水期間，駐紮在附近新兵營地中的一夥被判刑的黑人西班牙裔毒販被派到尼奧塔來加固被猛漲的洪水所威脅的大堤。當他們到達這個小城時，其中一個犯人心情複雜地說：“等著看，用不了多久就有人叫我們黑鬼!”幾個月後，根據自己的經驗，這個犯人寫道：“我們一直在等待，但是並沒有人這麼做。”他們不僅沒有被侮辱，相反卻贏得了尊重。在不分晝夜地工作了九天之後，這些犯人贏得了當地居民的尊敬和讚賞。“他們送來百事可樂”，其中一個犯人回憶道，“他們讓我們坐在蔭涼處，從他們的水龍頭上喝水。他們非常友善。他們給我們烤牛肉和雞肉晚餐。夾肉麵包、蘋果派，想要多少有多少。每天晚上他們都感謝我們。”儘管在關於洪水的報道中媒體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是所有的親身參與者卻都沒有忘記這次經歷的重要意義。
思想在所有方面都發生了改變，就像被證明的那樣到了“清掃”的時候。城市的居民要麼選擇更多的入獄者，要麼選擇一群學生支援者。對於入獄者，市民們已經達成了一致決定，因此在短期內多種群的中西部人能夠通過相互發現與尊重改變其舊有的恐懼和偏見。持懷疑態度的人會證明：水位的上升迫使整個群落一起為之工作，而這樣做可以使他們超越舊有的恐懼和偏見，因此這種(態度)轉變是可能的。這顯然是真實的，但是同樣真實的是全球的水位也正在上升，這也助長了全球人類超越舊有的恐懼和偏見。世界上居於主導地位的大機構的快速衰退促進了這種轉變，而這則又迫使個人不得不接管日益運作不良的體系。職能和責任不再可能被安全地委託給控制中心，不論它是白宮、克里姆林宮還是唐寧街10號。在全世界範圍內，人民正在必要地重新獲得權利和管理，為社會重建創造建築。
實例：前蘇聯
蘇聯共和國的基層環境主義者們就他們土地上到處瀰漫的生態惡化問題與克里姆林宮發生了衝突。他們持續不斷地組織運動，這促進了蘇聯帝國民主轉變的迸發。
蘇聯解體後環境主義者們繼續他們的努力，他們現在正在通過社會生態協會的運作來尋求獨聯體的繼任者對廣泛的環境和人權問題承擔起責任。實例：瑞典
一個廣泛的市民運動正致力於將瑞典轉變為一個典型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在傑出科學家的支持下，市民領導人們正在嘗試定義自然和可持續發展的細節。他們把結論寫入一封信中，以國王的名義分發給瑞典的每戶居民和學校。瑞典的49個地方政府、瑞典農民聯盟和瑞典的22個大公司都正在參與國家的再評估和重新。
實例：肯尼亞
肯尼亞婦女的“綠帶運動”已經成立了1500個基層託兒所，種植了 1000多棵樹。她們的進取心也已鼓舞了非洲其他國家的婦女進行同樣的活動。
實例：以色列
在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間的山頂上有一個居住著140戶居民的村莊，它的名字叫奈維•沙勒姆或瓦哈特•沙勒姆，它們在希伯來和阿拉伯語中都是“和平的綠洲”的意思。村莊由兩名阿拉伯人和兩名猶太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運作。有很多戶家庭正在排隊等候村莊的承認以加入進來。現在村莊正在計劃成立一所大學來教授如何處理衝突。“和平與共存”，一個早期的定居者和村民說道，“在這個國家是如此的不現實。
要傳授這些知識，人們需要展示像‘和平的綠洲’村莊這樣的事實來表明現實的人是可以實現的。”實例：美國
在美國正在興起“自助”和“互助”運動。這種運動由這樣的人員構成：他們面臨同樣關注的問題或處於相同的境地，他們需要志願的情感支持以及行動上互助。該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由兩名酗酒者倡導的相互幫助“匿名酗酒者”運動的鼓舞。關於對“自助”和“互助”運動的需要可以從美國自助組織不斷增長的成員數目上窺見一斑：70年代其成員數目是500萬--800萬，80年代其數目達到了1200萬--1800萬。這一運動包括“匿名吸毒者”、“匿名暴食者”、“匿名陽痿者”、“匿名神經病者”、“匿名抑鬱者”、“匿名虐待者”、“性愛成癮者”、“匿名同性戀者”、“匿名工作狂者”以及數目眾多的其他類型。一個參與該運動的學生解釋說：“人們想要控制他們生活中的一些東西。他們不能控制國際問題，但是他們可能控制發生在鄰居中的抑鬱問題或哮喘。人們不想僅僅只成為消費者，他們想成為社會的參與者。”
人民大眾的這種活力可以回溯到智者托馬斯•傑斐遜時代，他在兩個世紀前簽署《獨立宣言》時歡欣鼓舞地宣佈：“所有的眼睛都向人權睜開了或正在睜開……人不再是生下來身後就揹著馬鞍，也不是上帝讚許的極少數特權人腳踢和合法駕馭的奴隸。”覺醒的傑斐遜將會毫無疑問地驚訝發現：在21世紀前夜，各大陸的眼睛都正在睜開，而不是少數的西方國家；各階級的眼睛都正在睜開，而不是僅僅少數受過教育的富有階層。
這種新萌發的全球覺醒與現代高科技所具有的巨大潛力表明，現在的憂鬱症是不合時宜的。當然這不是一個自我欺騙幻想的時代，但也不是一個悲觀預言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客觀實際地重新評價業已存在的實踐和機構，留存有用的拋棄無用的時代。精確地說，現在正在進行什麼呢，是中國正在進行的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東歐國家正在拋棄舊有的計劃經濟，還是與此同時進行的力圖保留原來的“安全網”的努力呢?
正在進行的實驗不再侷限於平衡計劃經濟與自由市場的關係，它也包含資本主義的其他形式(比如美國的多樣化強調的是不受限制的自由企業； 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多樣化則強調的是福利國家與工人參與決策制訂)和社會主義的其他形式(比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蘇聯的不確定性，那裡的一位經濟學家尼古拉•希梅列夫建議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們思想的純潔性)。
如此之歡欣鼓舞表明，21世紀是一個兼有巨大潛力和挑戰的世紀。缺少水晶球，歷史學家就不能預測事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他們能夠預測．即合理地確信，21世紀既不是烏托邦的．也不是反烏托邦的，而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紀。實際上，被實現的無數可能性將由人類決定——具有崇高品質的聰明種類才是創造者，而不是宿命的生物。但是考慮到可能被創造的價值，創造力這一禮物就提供不了確定的東西，正如現在傾向於培根的“劣性”所表明的那樣。在未來的世紀裡，這種趨向可能似乎會使羅素的關於“人類寧願死去也不願思考”的格言合法化。關於這種可能性，另一位英國哲學家伯克也曾說過一句至理名言：“邪惡獲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和無動於衷。”
如果善良的人不保持沉默和選擇做些事情，那麼他們應當做什麼呢？我們這裡仍有當代傑出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所提出的至理名言來引導我們。愛因斯坦晚年對於他所熱愛的科學的存在理由變得尤為關注。他接下來的結論值得注意，20世紀50年代時，愛因斯坦一再強調培根幾個世紀前就已論證過的基本倫理假設。對於培根來講，科學是可以用來使“生活受益和利用的工具”。愛l因斯坦同樣堅持認為，“我們思想的創造將是一種祈禱，而不是詛咒”。
如果只是為了讓你的工作會增加對人的福祉你才應當理解應用科學，這是不夠的。關注人自身和他的命運必須形成對各種技術持久的興趣和關注勞工組織與貨物分配這樣無法解決的大問題。我們思想的創造將是一種祈禱，而不是對人類的詛咒。在你的圖表和方程式中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愛因斯坦認真地相信他描述的“祈禱”的可行性，他堅決反對通過基因預先決定人類命運的建議：“在殘酷的互相消滅或自我毀滅的命運下，人類不應因其生理構成而被譴責。”
即使人類並不像愛因斯坦所講的那樣具有天生的自我毀滅性，他們瘋狂發展的技術仍然讓他們不斷遭受各種社會問題之痛。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不公正：美國現在的頭號殺手是過度飲食和肥胖，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卻是營養不良和飢餓。人道主義角度所表現出的不公正在下一頁的兩幅圖片中突出地表現了出來：上面的圖片中，蘇丹一個窮困潦倒的小女孩兒骨瘦如柴，她癱倒在地，無力保衛自己，而旁邊正有一隻禿鷲等待著以她為食；而在下面的圖片中，美國的一個兒童則正得到母親的悉心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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