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今天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四卷五號誕生了“新文化運動”重器——《狂人日記》，魯迅以震耳發聵的“吶喊”，向封建禮教和傳統詬病發出戰鬥宣言。
從鴉片戰爭開始，舊中國龐大而沉重的封建體制無可挽回的走向衰亡，與此同時，新的歷史機運也悲壯降臨在那個風雨如晦、變亂頻繁的歷史舞臺。
那是一個呼喚和產生巨人的時代，魯迅誕生了，誕生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土壤和環境裡，如同暗夜中的明星，剎那間發出了壯觀而耀眼的驚人光芒，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在黑暗中掙扎的人們。
魯迅以橫眉冷對的姿態無可置疑的成為獨領風騷的一代大師，那樣的時代恰恰需要魯迅那樣的鬥士，從這個角度說，魯迅是合適宜的，換句話說，魯迅是幸運的。
魯迅堪稱民族脊樑和精神巨人，一個時代的最強音。小時候敬他，長大了依然敬他，這一點從未改變。
100年後的今天
我們已經很清楚，傳統固然有其糟粕，但也未必一文不值。
魯迅的好友林語堂在當時或許已看到這一點，然而他是不合時宜的。魯迅和林語堂本應成為文壇佳話，但他們卻因此而分道揚鑣，好生遺憾。
前排：自右至左，魯迅、許廣平、周建人；後排：自右至左，孫伏園、林語堂、孫福熙
極左或極右，讓我們付出的沉重代價就是內耗，而在左右之間，必定有一個更好的選擇，當然不是和稀泥。
合適宜固然好，因為主流氣勢磅礴、波瀾壯闊；但不合時宜也未必不好，因為旁支同樣淨澈清幽、碧波微瀾。
沒有支流的主流是沒有生命力的，註定是要乾涸的。
當某種意識或主張膨脹到不容任何質疑，自認為已君臨天下、無所不能時，正是思想被冰封、創造力枯竭之時，同時也是人類失落自己之時。
金庸武俠裡有句反覆出現的臺詞：一統天下，唯我獨尊。
嶽不群沒做到，任我行也沒做到，因為不可能有人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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