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和大家分享過吳軍老師在認知和為人處世上的心得體會：《吳軍：厲害的人是這樣為人處世的》（歷史消息中可查看）。本週我們將奉上下半部分，繼續感受下厲害的人到底是如何為人處世的。

內容同樣源自吳軍老師在得到APP專欄《谷歌方法論》。

勿因人之短護己之短，勿以人之短炫己之長

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景：

張三闖紅燈過馬路，交警給他攔了下來要處罰，張三辯解道，“我看見前面一個人也闖了過去，你怎麼不罰他？”然後就和交警爭吵起來。如果遇到一個笨嘴拙舌的交警，說不過他，最後要麼不了了之，要麼爭執升級，甚至動起手來。

我十幾年前有一次到交通法庭上去旁聽庭辯，就遇到類似的糾紛。

被告的一方抱怨那天大家都在高速上超速，他只是跟在別人後面而已，警察沒有抓領頭的卻抓了他。

法官問他，“你是否超速了？”

他對此沒有否認，但依然辯解道，是別人的超速讓他不知不覺開快了。

法官說，“你自己有責任在高速公路上保持在限速以內開車，現在講的是你的問題。不是因為別人超速了，你就可以超速

我們今天經常看到有人理直氣壯地說，“憑什麼只抓我”。

他的道理在一個“只”字，因為別人逃脫了，所以他也理所應該地逃脫。

如果和美國人打交道多了，你就會發現他們的邏輯完全不是這樣，而是“不要管別人是否受到了處罰，現在是在討論你的問題，你如果沒有錯，就Okay了，如果有錯，按照規定就該罰”。

上面的例子其實在一個單位裡會經常遇到。

比如小高做錯了一件事，你要是指出他的問題，他會說你上次還做錯了，或者李四上次也錯了。如果你跟他爭，這交流可能就進行不下去了。

還有一種情況也很常見：

小高打了李四，當你要因此批評小高並懲處他時，他會說因為昨天李四先打了他，或者剛才李四先罵了他。

言外之意，如果沒有前面的原因，就沒有後面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基本上有一個共識：就事論事。先把當前的事情解決了，之前的事是另一件事，以後再說。

有一次，我在Google路過一個辦公區聽一名總監在批評下面的人，因為這名總監（權且稱他戴維吧）和那名員工（權且稱他強納森吧）我都認識，便停下腳步聽了幾句他們的談話。

原來，起因是這樣的：強納森的辦公桌在一個較為開放的辦公區，他平時說話嗓門很大，不免干擾到周圍的人，同事就把這事反映給了戴維。

當然，我估計大家給強納森提過意見，但是沒有用。因為根據我的接觸，強納森屬於智商極高，能力極強（一個人幹了全組一半的工作），但情商一般的人。他常常我行我素。而且他的級別其實和戴維一樣高，大家拿他沒有辦法。

那天戴維讓強納森講話輕一點，強納森辯解道，“我那天聽你講話嗓門也很高”。強納森其實是在強詞奪理。

但如果戴維講，“我的嗓門哪兒高了，不信你問問同事們”，這個談話就進行不下去了。

戴維那天只是說，“你提醒得很好，如果下次你發現我講話嗓門高了，請給我指出，我一定注意。但是今天你的嗓門確實高了，這件事和別人無關，請你注意”。

強納森無話可說，接下來只好降低嗓門說話。

對比較理性的美國人來講，通常不問是否有理由做錯事，而是確定當前某人是否做錯了事，如果是，該怎麼解決就怎麼解決，至於其他人之前造成的原因，那是另一個case，屬於兩件不同的事。

中國人中也不缺乏有這種智慧的人。

孔子說，“吾日三省吾身”，雖然有點誇張，但說明反省自己錯誤的必要性。

魯迅說過，“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

網上不少人為中國式過馬路辯解，有從情理上分析它的合理性的，有從經濟學上分析的，更有很多站在自己利益上胡攪蠻纏的。

但是說一千道一萬，這些解釋都沒有否認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式過馬路其實是違規的。既然違規，就不要去做它。

再說說“勿以人之短炫己之長”。

你一定聽說過這樣一個笑話。

某個人講，今天我贏了兩位世界冠軍。當然別人會覺得他在吹牛，不過他一解釋大家也只能承認所說非虛。

原來他在國際象棋上贏了網球的世界冠軍，在網球上贏了國際象棋的世界冠軍。於是有人說，他真聰明，以己之長克人之短。

是這個故事細想起來有點問題，沒有人會因為他在網球上贏了國際象棋的冠軍就給予他什麼褒獎，甚至不會高看他一眼，因為所有人喜歡看到的是更高的象棋棋藝，更精湛的網球技藝。

在我們的工作中，這種人並不少。很多人會標榜自己是“最會寫程序的產品經理，或者最懂產品的程序員”。但最後他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是作為工程師存在，還是作為產品經理存在。

作為工程師，如果自己的工程技能只是二流，做事情比同行中一流的人相差甚遠，別人不會因為他們懂得產品就自動給他們加分。只有當他們能夠在工程水平上不輸給任何人，產品意識為他們的工程水平進一步加分後，那才有意義。

反過來，對產品經理的要求也是如此。一個產品經理，如果會寫兩行代碼，但是又沒有機會讓他們寫，這種技能毫無意義。

我們要比的是超過他人的長處，而不是滿足於超越別人的短處。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美國人多少對上帝有些敬畏，即便不信宗教，不去教堂，也不會刻意褻瀆神明，宣揚人定勝天。因此他們做事的心態比較平和，

肯尼迪在1961年的總統就職典禮上的演講堪稱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總統就職演講中的佳篇。他向全人類展示了一種非常美好的前景——探索太空，治癒各種疾病，消除貧困等等。

聽眾在激動之餘，不免有所疑問，這些美好的願景真能實現嗎？

肯尼迪說，問心無愧是我們唯一穩得的報酬。最終，肯尼迪自己是壯志未酬，他沒有看到他所批准的“阿波羅計劃”成功，但是他在自己的任期內盡了該盡的人事，也就問心無愧了。

為什麼要盡人事，這個重要性不必講，大家都明白。但是聽天命這件事是我們前後這幾代中國人從內心很不願意接受的，我們不妨看這樣三個事實，就能體會這一點。

• 對死亡的態度

在中國，只要有條件，通常臨死前要不惜代價地搶救和延長生命，哪怕是毫無知覺的生命。這不僅讓家庭揹負了很大的經濟負擔，也讓中國本來就不夠用的醫療資源更加緊張。但是如果不搶救、不延長沒有知覺甚至極為痛苦的生命，家庭又擔負了巨大的道義負擔。

相比之下，大多美國人到這個時候就拔掉身上所有的管子，甚至從醫院回到家裡照看，使用一點鎮痛劑，平靜地走完最後一段旅程。

• 對於各種失敗的態度

在中國如果高考沒有考好，會揹負一輩子的負擔，很多人到了50歲還和我念叨當年差了兩分沒有考上重點大學這一類的事情。相比之下，美國人顯得有點“沒心沒肺”，只要自己努力了什麼結果他們都接受。

●當他們進入一個二流大學後，要麼等到讀研究生時努力進入一個好學校，要麼乾脆為自己的二流學校自豪。

●對於比賽的失敗，也沒有哭天喊地，要死要活，而是接受結果。

●對於法庭上輸掉的官司，如果能上訴就上訴，如果不能上訴就坦然接受結果，不會拒不執行法庭的判決。

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勳在輸掉了和高通的官司後，沒有怨天尤人覺得法庭不公平，而是自責自己太在意官司的輸贏，以至於晚進入人工智能領域。正是這樣的反省和自責，才讓英偉達今天執人工智能芯片的牛耳。

• 對成功的態度

美國人在成功後大多要感謝上帝，或者感想命運，認為是命運的垂青使得自己能夠成功。

中國人會覺得自己了不起，當然也會感謝領導，但是通常把成功單純看成是人的因素。人的努力對成功自然很重要，但是，大多數時候，成功或多或少有運氣的因素。

不能接受天命的問題在於，難以正確地審視自己，審視形勢。

為什麼要聽天命呢？因為世界上稍微難一點的事情都非常複雜，超出我們有限的認知。我們的努力，解決了成功一些維度上的問題，但是依然有很多維度的因素我們沒有控制。當然，如果不盡人事，能把握的那些維度也把握不住，自然一事無成。

在承認天命的作用之後，我們在做人時就不會恃才傲物。世界上但凡覺得自己了不起的人，是因為沒有見過真正聰明、能幹的人。

美國是一個大熔爐，有來自全世界的英才，只有到了人才薈萃的地方，才能體會自己水平上的不足。

自己的成績相比我弟弟相差甚遠，他從清華一個系的第一名，到斯坦福電機工程學的第一名，算是成績不俗了。

但是據他講，比他更早的一個印度學生水平和聰穎程度比他強多了，斯坦福的教授們在對他進行口試時，給他出完題，問他會不會，只要他說“我會做（yes，I can）”這三個字，教授二話不說就認為他這道題做出來了，給他這道題滿分，根本不會懷疑他。

於是，我弟弟問他的導師查菲博士（世界著名的通信專家，也是DSL之父）：“這個學生是否堪稱天才？”

查菲教授講，“他相比我過去教過的一個學生差遠了”。

我弟弟又問，“您過去那個學生現在怎麼樣了？”

查菲教授不屑地講，“現在一事無成”。

我弟弟進一步瞭解才知道，那個天才因為缺乏見識，一輩子在做些妄想的事情。

這說明見識比才幹更重要。

我在約翰∙霍普金斯時，覺得我的導師庫旦普教授的才智和知識面遠非我能比，當然他相比賈里尼克教授又相差甚遠。可見世界上比我們有才能的人簡直是太多了。

但是，比才能更重要的是見識。

他非常高興我能做得還不錯。我說這一來是你輔導得好，二來只是我運氣好一些，趕上了Google、騰訊這樣的好公司而已。

但是，我的好運氣並不能增加我的能力，因此對於能力不及的很多事，我一律推卻掉，以免最後出醜。

在美國你能看到一個頗為奇怪的現象，像英特爾、微軟或者思科這樣帶有壟斷性的企業，總要留一個或幾個不大的競爭對手，而不是像碾螞蟻那樣把它們碾死。

原因是一來免除一些反壟斷的麻煩，二來是培養一個不太構成威脅的競爭對手，不斷倒逼自己的創新，這便是見識。

我父親生前總是和我講，“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yi）乃亡”，說明很多時候事情單靠我們的能力是做不成的，明白自己能力的侷限性，才有長遠的發展。

明白見識的作用超過能力作用的不僅有美國人，很多中國的智者也是如此。

曾國藩是很多中國人的偶像。

他是一個全才，上馬能帶兵，下馬能治國，既能做學問，又會寫文章。但是他深知自己的不足，比如不能親自帶兵打仗，於是後來乾脆不上前線，不干擾前面將軍的指揮。

作為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曾國藩並不精通天文歷算，他因此為恥，並讓他的兒子曾紀澤學習數學。當他的幕僚李善蘭和英國人偉烈亞力翻譯了《幾何原本》請他作序時，他知道普及幾何學對中國近代化的重要性，但又自知自己不懂數學難以勝任，便推卻了，並推薦自己的兒子曾紀澤作序。

到了晚年，他精力不濟，自知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便力推自己的學生李鴻章繼承自己的衣缽為朝廷效力。

像他這樣，知道自己不擅長什麼事，而且並不因為那些事利益大、誘惑力大而勉強承受，真是智慧的表現。

最終曾國藩能全身而退，這在古代功臣中並不多見，這便是見識。

兩年前一個非常成功的投資人找我，詢問如何規避潛在的風險，我給他分析了一下形勢後，他果斷地花了18個月重新安排了所有的投資組合。

今天當很多重量級的投資人陷入兩年無增長的困局時，他的投資又漲了好幾倍。

在投資上，會操作的人比比皆是，但是有見識、真正懂得規避風險的人非常罕見。這也是為什麼幾十年下來，很少能看到常勝將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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