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爲什麼需要「藥神」?

我们为什么需要“药神”?

萬鳴宇 王霜霜 毛晨鈺 / 文

北京萬達CBD影院影廳座無虛席。這裡是《我不是藥神》的提前觀影現場。

電影后半段,不堪病痛折磨的男子艱難地從病床上爬起,最後看了眼在他身旁熟睡的妻兒。下一幕,男子的遺照出現,他妻子跪在焚燒著紙錢的火盆前抹淚。觀眾也動了情,有人隱隱啜泣,有人小聲在包裡翻紙巾。故事落下帷幕,暗黃色燈光亮起,周遭一圈觀眾紅著眼眶。有人起身帶頭鼓掌。

這部由甯浩、徐崢監製,文牧野執導的電影,講述了徐崢飾演的保健品商販,如何成為印度仿製藥“格列寧”獨家代理商,之後又因提供仿製藥,變成拯救白血病患者的“英雄”。主角在現實中有原型,算是真人真事改編。點映期間票房過億;超過12萬用戶在豆瓣上評價,評分依舊高居9.0;朋友圈更是湧現出“自來水”般的分享,稱讚電影感人、深刻,預定“年度最佳”。

近年來,內地總票房排名上,佔據前列的是諸如《戰狼2》《紅海行動》等主旋律電影,或者《速度與激情》《復仇者聯盟》等國外大製作、大IP,以及《捉妖記》《西遊降魔》這類奇幻電影。涉及現實題材,關注社會問題的佳片,幾乎在大多數觀眾的片單中消失。

馮小剛曾說:“中國怎麼這麼多垃圾電影,還不是因為有那麼垃圾觀眾。”可《我不是藥神》的高票房卻證明,當一部高質量的影片上映,中國觀眾還是懂得用腳投票的。

《我不是藥神》為何能在這個暑期檔,擠掉流量小生李易峰主演的《動物世界》,成為一匹票房黑馬?中國觀眾又為何需要這樣一部現實題材的電影呢?

甯浩看哭了

2016年初,編劇韓家女把寫好的《我不是藥神》初版劇本發給甯浩。本子的靈感來源於央視《今日說法》播出的一期新聞專題——《救命的“假”藥》。

鏡頭前,當事人陸勇膚白微胖,戴著金邊細框眼鏡。他患有慢粒白血病,需長期服用一種名為“格列衛”的抗癌藥物。他的面部因用藥長出了色素沉澱的斑點。

陸勇2002年患病,家裡有近百萬存款。那時,這種瑞士進口抗癌藥,國內售價兩萬多一盒,一盒只夠吃一個月。核算下來,他僅買得起兩年。而在印度,不少公司生產仿製的“格列衛”,若以團購形式,最低只需200元。陸勇於是從印度購藥,還使用網購的信用卡,幫上千位病友代購。

我们为什么需要“药神”?

王傳君飾演白血病患者呂受益,買藥一事因他而起,最後也是他的去世令程勇改變

未經國內審批、許可,印度生產的仿製“格列衛”被認定是“假藥”。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曾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銷售假藥罪”向陸勇提起公訴。300多名白血病友聯名呼籲,請求司法機關免予陸勇的刑事處罰。最終,檢方撤訴,陸勇被無罪釋放。

從患併購藥、到被捕、釋放,一個人十幾年的經歷,量很足。韓家女判斷,“差不多是一個電影的內容。”當時,劇本的名字還叫做《生命之路》。

當時正忙著給新片《瘋狂的外星人》選景的甯浩,在半夜12點開始讀劇本。原以為是個無聊、催眠的故事,結果一口氣看到四點。甯浩看哭了,跑去跟徐崢聊劇本,講到故事精彩的地方,他又一次淚目。徐崢聽完,也誇內容好,“我想過自己拍這個電影。”甯浩說。

2016年,甯浩的壞猴子影業推出了一個扶持青年導演的項目,名為“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如今,該計劃已簽約14位年輕導演,幫助他們對接項目、演員、投資等。《我不是藥神》的導演文牧野,便是簽約者之一。

我们为什么需要“药神”?

寧 浩(左)、文 牧 野(中)、徐崢(右)在《我不是藥神》片場

瞭解文牧野的拍片風格、擅長之處後,甯浩把《我不是藥神》給了他。在甯浩看來,文牧野具有古典浪漫主義情懷,這種人更適合導演偏現實題材的影片,“而不是去搞公路喜劇”。

一度被邊緣的現實片

號稱現實主義的電影不少。作為一個寬泛的概念,甯浩在採訪時說起《繡春刀2》,一部講述了明末崇禎年間,錦衣衛三兄弟奉命追殺魏忠賢,卻捲進宮廷陰謀的歷史故事。他認為這也具有現實主義元素。

只是,具體到由真人真事改編,關注當下社會和現實問題的,在國產電影裡屈指可數,其中多數為案件類題材。比如,根據吳若甫真實綁架案改編的電影《解救吾先生》;2016年中秋檔上映的《追兇者也》,則是依據“六盤水五兄弟萬里追兇”的案件改編。

案件類題材作為電影故事,在日常生活的倫理之外,提供了另一重法律框架,情與法的衝突可以豐富故事的戲劇性。此外,具有新聞效應、展現親情、人性,與普通人有關的特殊經歷,也能被改編成電影。

由陳可辛導演,趙薇主演的《親愛的》,一部“打拐題材”的電影。女主角李紅琴的原型高永俠,原本是個普通的農婦,丈夫外出務工,帶回兩個孩子。她視如己出,養育他們。苦苦尋子四年,彭高峰在高永俠家中找到了被拐的兒子。高永俠丈夫意外死亡,而她背上了“人販子老婆”的罵名。

《親愛的》2014年上映,最終票房3.44億,在現實題材電影中算是“叫好又叫座”。而諸如《嘉年華》,一部聚焦兒童性侵的電影,文晏甚至憑藉此片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獎。可它的票房最終止步於2221.7萬。

IP加流量明星,才是近年來出產現象級電影的主流模式。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先後推出四部,邀請楊冪、郭采潔、陳學冬等一眾明星參演,最終累計票房15.1億,一度創下華語系列電影票房的紀錄。

搶購IP,很長一段時間成為影視圈的熱門話題。在投資人看來,IP電影是可以成功複製的,進而起到規避風險的作用。而現實題材的電影,在劇本開發,投資、拍攝上的複雜性和不可控性,則慢慢被排擠到邊緣位置。

相比之下,獲得名導提攜的文牧野就幸運多了。《我不是藥神》的出品方與聯合出品方就多達15家。據壞猴子影業CEO王易冰介紹,“包括宣發在內的總投資為1億多元,屬於中等成本影片。”

被問及給《我不是藥神》找投資是否遇到了困難,甯浩果斷地回答:“不存在。這就是監製的作用。我要替導演背書。起碼這個行業對我是信任的。我需要用這份信任幫他(文牧野)把路打通。”

“沒有深入討論的土壤”

文牧野沒有辜負甯浩的期望。他不是作者型導演,沒有使用現實題材常用的藝術片表達方式,反而設計了大量的搞笑片段,把片子拍得甚是通俗。《我不是藥神》的笑點,全都經過文牧野的精準設計。2至3分鐘一個小笑點,5分鐘一個大笑點。文牧野找來一群喜劇演員討論,依次給笑點打分。如果達到滿分,說明笑點過了,就要謹慎使用。

於是,你會看到,《藥神》中的每個人物從出場到結尾都安排了明顯的變化。徐崢飾演的主人公從一心想通過代購印度仿製藥賺錢發財,到最後為了顧及白血病人,不惜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售藥品。

我们为什么需要“药神”?

李乃文(右)飾演瑞士醫藥代表,導演文牧野說,影片中的醫藥代表並不是反派,而是因立場不同,站在了主角的對立面

接受本刊採訪,知名編劇宋方金指出,《我不是藥神》口碑成功,市場也成功,最大原因是主創使用成熟的類型片手段來表達當代現實。類型化的創作,有助於找到最大的觀眾群。

《我不是藥神》點映期間,另一部現實題材電影《她的故事》也在韓國上映,引發韓國民眾強烈反響。該片以“關釜審判”真實故事為素材,講述1992年到1998年間,3名“慰安婦”受害者和7名“勞動挺身隊”受害者組成的原告團,往返於韓國釜山和日本下關之間,歷經23次開庭審判,向日本政府討公道的歷程。

《熔爐》《恐怖直播》《辯護人》《殺人回憶》《素媛》……近年來,類似的韓國電影對人性、社會和體制的洞察與批判,令其屢屢獲得讚譽。

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韓國電影實行嚴格的內容審查制,直到1998年才進行改革,取消審查,採用類似歐美電影的分級制度,為現實題材電影的繁榮埋下根基。2003年上映的《殺人回憶》根據韓國華城連環殺人案這一真實故事改編。當年,韓國總人口近4900萬,而《殺人回憶》觀影人次為525萬人。觀眾比例均超過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這些現實題材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對社會事件、法律、制度的推動,以及對人們生存環境的改善。

電影《熔爐》根據光州一所聾啞智障學校的性侵學生事件改編。2011年剛上映,網絡上便出現要求重啟調查的百萬人簽名活動;上映第六天,光州警方成立專案小組重新偵辦此案;上映第三十七天,韓國國會通過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爐法”。

因涉及抗癌仿製藥、慢粒白血病人群體等社會議題,《我不是藥神》上映後,不少人將其與韓國現實題材電影做比較。

在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釜山國際電影節顧問範小青看來,與韓國同類型電影相比,《我不是藥神》還沒有深入討論社會問題的土壤,“它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也得有人提出。”從這個層面看,“《藥神》已經比其他電影好太多了。”

“藥神”的麻煩

截至記者發稿前,《我不是藥神》上映九天,票房已經超過20億。除卻對劇情的好評,來自醫藥行業的質疑同樣存在。

比如,影片將天價藥問題全部讓“無良”藥企背鍋,這真實嗎?對藥企“貪婪”的負面刻畫,合理嗎?接受媒體採訪時,文牧野對此回應,影片中的醫藥代表並不是反派,而是因立場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對立面。

我们为什么需要“药神”?

章宇飾演白血病患者彭浩,貧困的農村少年,和陸勇不打不相識

原型陸勇不滿劇情改編,也是《我不是藥神》遇到的“麻煩”。今年6月8日,陸勇發佈名為《我不是藥神?我是個慢粒白血病患者!》一文。文章裡,他表達了電影預告和花絮給自己帶來的困擾與擔憂,還竭力澄清自己的身份,既不是“從非法販賣印度藥品中賺大錢的神油店店主”,也不是“對抗法律的英雄”。

類似的麻煩也在其他真人真事題材電影中出現。前文提到的《親愛的》,女主角李紅琴的原型高永俠,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自己看完電影,感到很難受,“裡面說我和別人睡覺,又生了孩子,還給記者下跪。實際上這些都沒發生過。”為此,陳可辛出席電影宣傳活動時曾公開致歉。

而在投拍階段,現實題材電影面臨的更大麻煩則是“缺錢”。

2002年,43歲的李楊憑故事長篇處女作《盲井》,獲得柏林電影節藝術貢獻銀熊獎。影片講述了兩個煤礦工人謀殺工友,詐取賠償費的故事。16年來,李楊只拍攝了三部電影——《盲井》、《盲山》、《盲道》。他關注現實題材,可三部電影都是自己投錢拍攝的。

世紀之交,李楊立定了一份三年計劃,跟朋友合開旅行公司,在德國賺錢,賺夠了就回國拍電影。2000年底,他如願回國,先是在北京買了套房,接著投入300萬拍《盲井》。第二部電影《盲山》,於2006年開拍。開機前一週,投資人突然撤資,李楊只得抵押房產,投入450萬。隨後的《盲道》,因為請不起“稍微好些的演員”,李楊無奈,只好自己出演男主角,還得身兼導演、編輯、美術等數職。相似的場景不斷上演。

近年來,國內優質的非虛構新聞報道接連受到影視行業關注。《時尚先生》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版權,被樂視影業以120萬價格買下。但因為種種原因,電影短期內能拍成的可能性很小。

接受本刊採訪,編劇宋方金提到,《我不是藥神》的成功,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原創的、現實題材的、不用流量明星和大IP的電影,一樣可以有很好的市場反響與口碑。“這或許會扭轉影視風向。但具體的影響是多大,還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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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424期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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