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佩恩在《海洋與文明》中有著這樣一段記述：“直到最近，除了中國廣州的‘行商’之外，大多數西方人對海洋中國的歷史仍然所知甚少。其結果便是，18至19世紀的‘行商’制度就像商業超新星散發出的耀眼光芒——輝煌而短暫，而且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正如這段文字所述，中國在歷史上一直以強大的陸權國家形象出現，似乎對海洋觸及較少。但是，翻開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會發現，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踏足海洋，在探索的過程中留下了無數的珍貴記載，並融入到了整個文明的發展進程之中。通過古人與海的聯繫，讓我們一窺華夏文明與海洋的故事。
上篇說到春秋戰國時期人與海產生了精神想象的關係，本篇再來看看古人與海之間的實用聯繫。
實用聯繫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開發利用海中的漁業、鹽業資源，從海水中獲得物質財富。有條件做這事的，當然是臨海的地區，戰國時期的燕國和齊國首開其端。文獻記載，管仲為齊相時就重視“漁鹽之利”，因此促進了齊國的富強。獲利的同時，《管子》還強調：“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網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能搞“滅絕性捕撈”“一網打盡”，由此可以看出古人永續發展的生態觀念。西漢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裡寫道，齊、楚兩國的外交使者在炫耀“國之財富”時，楚國人誇耀本國的湖泊大澤，齊國人則反唇相譏，極言自己海域遼闊，要在氣勢上壓倒楚國，可見在當時人的心目中，海已經成為“國之財富”的重要部分。《戰國策》記載，齊宣王聽信縱橫家的遊說，要與西部的秦國結好，“獻漁鹽之地三百於秦”。今天已經不能確切知道，所獻的“漁鹽之地”位於何處，面積多大，但當時作為一份獻禮無疑是可觀的。古籍稱，齊國沿海百姓擅有漁鹽之利，“駕方舟而入東海，習與波濤為伍”。沿海的齊國人，生命活動的場所，已經由陸地、山川拓展到了波濤起伏的大海之上。除了某些特殊的歷史時期之外，“靠海吃海”一直是沿海民眾歷代沿襲的生活方式。“吃海”，自然形成了對大海的敬畏和愛護，如同敬畏河神一樣，古人希望世世代代都能得到大海的恩賜和佑護。
與海發生實用聯繫的第二個方面是重視大海的軍事防禦作用。據《戰國策·齊策》所記，當時的一位“國際名嘴”縱橫家蘇秦先生，在合縱連橫的遊說中，多次對齊王說道：“齊南有太（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這不是恭維而是實情，齊國北面的大海就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天然國防線，保障了齊國固若金湯。當時的戰略家們都已看到了大海對於國防的重要價值。
並不落後的海洋交通
法國藝術史家丹納在論述文化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時說，一個民族永遠留著鄉土的痕跡。他分析希臘民族的性格時說，希臘境內最大的河流至多也不過10 0多公里，其餘的只是小溪和激流，但希臘三面環海，這樣的地理形勢特別鼓勵人民航海。每個希臘人身上都有水手的氣質，在荷馬時代就有這個風俗，這種生活方式特別能夠刺激聰明，鍛鍊智力。證據是古希臘人中最早熟、最文明、最機智的民族，都是航海的民族。我們在學世界歷史時，都記得老師反覆強調的話——與古希臘文明發展有著密切關係的自然地理因素，不是山脈，不是河流，也不是湖泊，而是海洋。希臘沒有河神，但是關於海神的神話傳說很多。“水是文明之源”乃全世界的通則，顯然，海水文化與希臘文明的關係非常密切。
跟很多歐洲學者的見解一樣，以前引述黑格爾所說“和海洋發生積極的關係”，不是指精神交集，也不是說海中取財和以海為固國屏障，這幾個方面，中國古代無論在觀念上還是行動上並不欠缺，他們所言主要是指海上交通。關於這一點，我們先要明確的是：世界各個國家的地理形勢有區別，有的四面、三面環海，有的兩面或一面臨海，有的離海遙遠，有的國家離海不遠但沒有一寸海岸線，不同國家、不同民族與海的關係當然就會各不相同，因此，不能要求一個國家文化的“海水含量”一定要與別國完全一樣。其實，我們注意考察中華民族的“鄉土痕跡”，同樣也能發現大海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就說海洋交通，中國古代並不落後。古籍記載，戰國之際，在齊國的威王、宣王和燕國的昭王時期，已多次派人到海中尋求三神山。那時還在公元前4世紀，中華民族就沒有把大海看做“陸地的天限”，而是邁開了海外探險的步伐，這不就是黑格爾所說的“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實際行動嗎？徐福受秦始皇派遣，入海求不死之藥，不僅次數多，且規模宏大，隊伍達數千人。這事不僅見於神話傳說、稗官野史，也寫在了正史裡，《史記》《漢書》都有記載，《史記》中有十餘處言及此事。要說航海的目的，“求仙”固然荒誕不經，但在行動上卻是重視了海的交通功能，將統治者的意志和權力場域由陸地擴展到海外世界，也是中國人航海最早的文字記載。劉邦建立漢朝後，原來的齊國志士田橫不願與之合作，帶領五百壯士，把腳步從陸地向外延伸到海中，渡海到荒島上落腳謀生（著名畫家徐悲鴻曾據此題材創作大型繪畫《田橫五百士》）。漢代以後，由山東沿海、蘇北海州（今連雲港）一帶開闢了多條海上航線通往朝鮮、日本。三國時期，大批沿海民眾渡海到臺灣、琉球開發、定居。隋唐之後，以海為交通的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更加繁榮。唐代鑑真和尚六次東渡日本傳播佛教，屢經坎坷磨難，其間又雙目失明，然始終不改志向，歷盡艱辛終獲成功，對中日文化交流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積極渡過大海的勇敢之行，在中國的文化交流史、航海史上都是輝煌的篇章。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起始於西漢，隋唐時期走向繁榮，宋元時期發展到鼎盛。即使到了今天，單看泉州留存下來的建築、文物、風俗，就可以想象當年東方大港的繁榮興盛，其中迴響著綿延不絕的大海波濤聲。明代鄭和首次下西洋是在1405年，航程之遠，規模之大，不僅超越本國以往歷史，也比哥倫布首次遠航探險早了半個多世紀，比西方航海家麥哲倫早了一個多世紀。只是因為後來的海禁政策，海上交通大大萎縮，才落後於迅速發展的國際形勢。
陸權強國的海洋發展
中國是一個海洋大國，海岸線漫長，東部、南部很多省（市）臨海。歷史發展過程中，海對沿海地域的經濟、文化、社會生活都有廣泛深遠的影響。某一年，福建省高考文科綜合歷史卷有一道單項選擇題：
古代有“閩人以海為田”之說，這種說法突出反映了福建人（）。
A．臨海而居的居住方式
B．圍海造田的生產方式
C．靠海謀生的生存方式
D．四海為家的生活方式
正確答案，有人以為是C，其實應當是D。
題目引發了學術界的討論，專家們用大量史料證明，沿海民眾不僅從海中獲得生活資料，而且由海出航，走向世界，四海為家。海孕育了古代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又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大海拓寬了人們走向世界的眼光、心胸，激勵他們去勇敢追求，這在隋唐之後是逐漸得到認可的。明清時代確實有過海禁政策，明代規定“片板不許入海”，清代的“遷海令”，強迫沿海居民從海岸後退30～50公里，生硬隔斷人與大海的聯繫，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海禁的前提恰恰是統治者知道海洋能夠連通世界，只是害怕引發內亂而蓄意關起海上大門。明太祖朱元璋就明白地說：“朕以海道可通外邦……苟不禁戒，則人皆惑利而陷於刑憲矣，故禁其往來。”（這裡也含有以海為國防的意味，但做法是消極的）即便如此，也沒有完全切斷中國與海外的聯繫。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的海洋意識普遍增強，特別是近代以來，東南沿海地區民眾出海闖蕩世界的比例普遍高於內陸，世界各地老一輩的華僑華人，以原籍東南沿海的為多。再如，論及天津文化時，總會說到“三水匯流”，一是海河，一是京杭運河，一是大海。在這裡交匯融合的，從物質上看，是淡水與海水，從文化上看，是中華文化與海外文化，由此而形成天津文化的獨特風貌。如果說南北文化的交匯是隨海河與大運河流淌而來，那麼，天津文化的“洋氣”就是拜大海所賜。
概而言之，中國古人與海，並非如西方學者所說的“不發生積極的關係”，而是積極主動地發生了多方面的關係：寄託了精神的嚮往，從中獲得了物質財富，又是國防重地、文化載體，更是連接四海、走向世界的通途。黑格爾斷言中華民族完全與大海無緣，這不能不說，深刻的西方哲學家對東方民族的歷史細節還是比較隔膜的。
就像已有的水文化遺產之中“淡水”多於“鹹水”一樣，以往水文化研究者對於海水文化的關注，也比淡水文化要少。但近來已經有了可喜的現象。如，浙江的水文化研究者，近年來注重探究海浸對浙東江河文明發展的影響，關注沿海地區的水神，重視近海地區“海塘型”水利社會，研究海潮詩文，注意到了河流文化與海水文化的交匯和相互影響，拓寬了學術視野，刷新了研究成果。2017年出版的《山東水文化》一書，研究範圍分為黃河之蘊、運河之韻、沂泗諸河之潤、泉水之涼、海水之魂，從大處抓住了山東這個沿海省份的水文化特點。這些都是值得點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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