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屏、感嘆號、再次刷屏……在這種撕扯中，有關疫苗的討論再次伴我們度過這個悶熱的週末。
我真的不知道該寫什麼。曾經扮演理中客，分析疫苗的困境和複雜性，一方是權力與市場造成的糾纏和失序，一方是幾乎失去理性的聲討引發一浪又一浪的憤怒，在這個隨時可能傾斜的天平上，這種失序的穩定還真的穩定嗎？當時的新聞說，已經對問題疫苗做出批示，指出其暴露監管方面存在諸多漏洞，要求徹查其流向和使用情況，對相關失職和瀆職行為嚴肅問責。
結果呢？在人命關天的問題上反覆出現漏洞，我們就如此急於走向毀滅嗎？
我真的不知道該指責誰。僅從《疫苗之王》這篇文章，我們還無法為那三人定罪，以及到底有多少問題疫苗流向市場。同時，如一位老師所說，這種傳播手法、寫作風格跟股市節奏匹配得很精準。複雜的資本遊戲、事關生死的疫苗、再加上監管的隱憂，幾乎成為當下社會衝突的縮影。關乎我們的生死，卻看不清事實，沒有焦慮和恐慌才怪。
時評寫多了，總會印證一句話，陽光底下無新事。疫苗帶來的信任危機不是一次兩次了，我也曾指出之前關於“疫苗之殤”的群體情緒不夠理性，無法解決問題。存在邏輯漏洞的報道屢屢能點燃公眾的情緒，因為公權力的公信力已經透支。借用郭生祥的一句話，“公權力對某一因素不平等，實質上是對所有的因素不平等；一時的不平等，實質上卻是一個永遠的惡例，會有報復，這也是信用的一種慣性。”各種事件已經讓公權力的信用坍塌，因此即便是存在邏輯漏洞的報道，也能將“不平等”所積累的情緒釋放出來。
我曾說，從疫苗問題，能看出社會的失序。第一層是市場的失序，從生產和流通，再到監管環節，天然存在原罪，權力將市場風險轉嫁給生產企業，生產企業將風險轉嫁給經銷商，再到疫苗販子。而使用方——疾控部門尤其是越到基層疾控部門，因為缺乏監管，以及因為逐利而開放部分採購權，導致他們願意低價收購一些疫苗販子的貨，最終商業風險被層層轉嫁出去，而對於疫苗販子來說，如果想牟利或者遇到突發情況，只能將商業風險轉化成疫苗接種者的安全風險了，該管的不管，該放的不放，權力與市場攪和在一起。
第二重失序來自於公眾監督，在很多曾經的報道中，都放棄邏輯而採用情緒化的處理方式。從最早王克勤的報道，再到《疫苗之殤》，從新聞操作層面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無論其動機有多麼正義，但喪失程序正義而獲得的，是真正的公平嗎？然而反面的弔詭在於，如果不用這種極端的方式，恐怕無法通過輿論壓力而推動事件的改變。
第三重失序，則是我們日益僵化的制度修復能力。改革開放僅僅過去三十年，形成的利益集團與制度慣性居然強大至此，美國小說《屠場》發表110多，這部左派小說不小心打動了讀者的胃，直接促進了《純淨食品及藥物管理法》的通過和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成立。其實在小說發表前，很多人已經關注到美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但是因為大資本的壟斷而無法推動改革。一部小說能有這樣的影響力，當然也許很大成就要歸因於羅斯福的看重，但一部能影響總統的小說，和多次能引發群體恐慌和批判的疫苗安全問題，我想後者的影響力應該更大。然而推動的改變卻遠遠小於前者。
有人會說，這哪裡算失序啊，不是更加穩定嗎？讓我想起幾年前的一篇文章，安德魯•瓦爾德寫的《失序的穩定》，老外很奇怪，一方面認為中國存在失序，一方面又認為中國超級穩定。安德魯也很樂觀，認為在方向上保持一致，在維持穩定方面的同心協力能處理中國的失序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金觀濤提出關於中國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當然史學界對此有很多批判，具體考據在此不論。他的觀點認為這個社會結構本身具有保守性和恆久性，但同時也是脆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中的任何一個出現偏離，就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崩潰瓦解。”於是在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下，當權者會利用宗法一體結構對人實現“強控制”，“其結果一方面造成了中國社會形態的固化和呆板，另一方面給官民關係進一步的惡化和引爆埋下了導火索。”
恐慌和問題，依然沒有改變。當紅色的感嘆號再次出現，失望和迷茫不過是再一次輪迴。疫苗，關乎安全，關乎生死，關乎未來。有文章質問，“錢掙了那麼多，為什麼還要害人”。我堅持以最大的善意去面對世界，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人性的深淵。這就需要我們建立足夠的約束機制，然而我們卻面對“日益僵化的制度修復能力”，權力本位除了給尋租帶來便利，更導致修復的動力不足，看看那些遲遲沒有公佈的調查，罰酒三杯式的懲戒，這特麼不僅是放縱，簡直是在誘惑了。
我們一輪一輪面對老問題，卻仍然“管”不了疫苗，哪怕在上一次信任危機中有高層批示，我們卻仍然被同類事件刷屏。難道我們只能打進口疫苗、買進口奶粉、戴進口口罩？這種逃避式的選擇，照出誰的無能？當權力都無法推動變革時，這種失序才是最讓人恐懼的。
我是非典型佛教徒
針砭時弊 不捨慈悲
理性思考 不許罵人
閱讀更多 非典型佛教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