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智思
傳統意義上來說，1965年出生於香港的陳智思是“含著金鑰匙出生”，泰國著名華商陳弼臣是他的爺爺，陳有慶是他的父親。家族的旗幟傳承到了第三代，“富不過三代”的魔咒在這個家族並不奏效，勇於突破傳統範式的陳智思通過富有遠見的行業佈局，帶領著家族商業艦隊駛向新的一片藍海，開創出一片新的商業天地。
在商界叱吒風雲的陳智思，常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務社會，積極投身政界並關注社會事務。他是香港特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香港特區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督導委員會主席、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主席、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限公司主席；並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主席。
這一長串政界和社會各界的不完全履歷，是陳智思二十年來從政道路上為香港全社會服務的印記。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想要成為人大代表、召集人、多個領域的主席，實非易事。常有身邊的朋友問他，“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你可以不做，你做其他的事情也可以，為什麼要在香港做這些事情，還要被人罵？”陳智思的回答篤定而堅決：因為希望我們下一代繼續把香港作為他們的家。
不變的精神與變化的時代
陳智思說，從小時候起，爺爺便是自己的模範；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夠像爺爺一樣受到人們的尊重，而這種尊重不是光看財富，而是一種真正幫助到他人後得到的尊重。
陳智思的爺爺陳弼臣只有小學學歷，中學沒上完就從廣東潮州跑到泰國謀生。他白手起家，一路摸爬滾打，成為開創泰國盤谷銀行的著名華人銀行家。陳智思說，爺爺自己也沒想到會成為一個銀行家，因為銀行在當時並不是很熱門，也是後來找到一個很好的機會才成功。
泰國盤谷銀行的創辦人，世界華商大會代表：陳弼臣
回憶起自己的爺爺，有一個場景陳智思永遠都不會忘。那是爺爺去世的時候，剛二十來歲的陳智思去泰國參加葬禮，當時出殯的隊伍有一萬多人，這讓他十分感動。陳智思說，來的這些人肯定不是因為爺爺有錢，而是因為爺爺在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予過他們幫助。
這其中，郭鶴年就是一個代表。陳智思告訴記者，在郭鶴年去年底出版的自傳中，他用四頁的篇幅來講述當時陳弼臣給予他第一筆貸款的經過。正是因為這筆貸款，才讓郭鶴年之後有了其他銀行的貸款。陳智思說，爺爺的眼光和能力至今讓人敬佩。
陳智思進一步說，爺爺當時幫到的人很多，不僅有像郭鶴年這樣的大企業家，也有一般的小企業家，爺爺當時對他們的幫助主要是通過眼光識別並給需要幫助的人貸款。新的時代，陳智思同樣希望通過幫助他人來實現自我追求的人生價值，但方式方面，他有自己的“新一套”。
陳智思說他的“新一套”就是服務，為香港市民服務。他希望香港市民看他同樣不是看他財富有多少，而是看他回饋社會有多少，回饋社會所做的工作是否受到歡迎和尊重。其實不論是“老一套”還是“新一套”，都是一種不變的服務社會的精神。
陳智思傳承祖輩、服務社會的精神不變，但歷史的車輪永遠向前，新的時代，須有敏銳的新觀察。在這個氣象萬千的時代，世界複雜多變，中國波瀾壯闊。陳智思說一開始很多人都沒有預料到，香港迴歸後和內地融合會如此之快。
陳智思說他的“新一套”就是服務，為香港市民服務。
1997年香港迴歸的時候，陳智思印象最深的是“一國兩制”制度“50年不變”。當時只有32歲的他，想象著50年後82歲的自己，感覺50年之後的事情很遙遠，當時很多人都一樣，沒有真正去想兩地之間應該怎麼融合。
2013年在陳智思眼中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非典和金融危機的到來，嚴重拖垮香港社會經濟。因此香港特區政府緊急向中央政府求救，尋求了不少政策援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貿易政策和“自由行”。也正是從這一年起，香港和內地之間融合的步伐不斷加快。對此，陳智思主要列舉了四個方面的變化：
首先在經濟方面，在此之前，一般只是香港企業到內地去做一些比較簡單的製造業，處於一種單方面的融合狀態。但如今經濟方面的融合早已是雙向互動型，以股票市場為例，現在港交所70%的交易都是內地企業，像中國銀行、騰訊等內地企業的股票受到了廣泛關注。
其次在旅遊方面，香港每年有近6000萬的遊客，其中有4600萬來自內地；而香港本地只有700多萬人口，這兩個數字一對比，很明顯地會影響到香港旅遊以及商場的經營策略。
再次在教育方面，現在香港的大學有10%是內地學生，但這10%差不多是內地最好的學生，而香港的學生從中學升入大學的比例只有20%多，其中5%是最好的。香港的這5%和內地的10%水準差不多，但數量卻只有一半。那麼，5%以外的其他香港學生，肯定在某方面比不上那10%的內地學生，獎學金、就業等等方面的壓力也隨之而來。
最後在住房方面，因為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市場，所以世界各地的人均可在這裡買房。隨著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很多內地人也選擇來港買房，可以自住也可以投資。加上貨幣寬鬆等綜合原因，房價也隨之不斷高漲。
總結以上香港經濟社會面臨的新問題，陳智思說，時代變革下的香港面對著兩個大的背景，一個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矛盾，但這不是香港特有的問題，比如貧富分化、青年就業等，世界上很多經濟體都同樣面對；另外一個，就是香港和內地在快速融合過程中特有的矛盾。
港府需要找到平衡 港人需要轉變觀念
對於香港如今現實存在的問題，陳智思明確地指出，最不滿的其實是中層，尤其是處於中層的年輕人。他們既不能購買到高端的服務，也不能享受到基層的特殊保障；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卻不能再像上個世紀末那樣輕鬆地找到理想的工作。面對內地日新月異的變化，香港的中層把香港遇到的所有問題歸咎於香港政府沒有把好關，他們認為政府的首要任務應該是保障本地民眾的利益。
對於這一世界各地政府普遍面臨的難題，作為本屆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競選辦主任、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的陳智思說，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小心，香港特區政府需要找到平衡。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需要跟隨國家“走出去”的步伐，找到更多合作平臺，但與此同時，香港特區政府也要明白和理解香港年輕人的感情和訴求。
■ 陳智思非常瞭解也非常理解香港年輕人的心聲。
陳智思對香港青年的關注和理解，與他擔任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密切相關。擔任校董的六年，他常跟學生溝通交流，非常瞭解也非常理解香港年輕人的心聲。但陳智思同樣也對內地乃至世界各地年輕人的發展進行著深入的觀察和調研，他常去內地，也是美國加州Pomana College的校董。以北京為例，他發現在北京，工作機會也並不是只留給北京人，全國各地最有競爭力的人才都有機會留在北京工作，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亦如此。陳智思也因此指出，香港青年需要把眼光放得更長遠。
放眼未來的發展空間，陳智思積極樂觀，他說香港的發展空間還是有的，但要捋順心態、轉變觀念。陳智思認為，現在香港很多人都還是比較老的思想，認為年輕人只有進入大學才能有前途、才能有保障，而且在專業方面，也青睞金融這樣的熱門專業。但現實是，拿了學位並不代表有好工作，而金融行業的工資也不一定很高。與此同時，醫療、建築等方面人才短缺，市場和人才錯配非常嚴重。
在這個困境中，陳智思指出，需要轉變觀念的不僅是年輕人，家長的思維也很重要，社會怎麼看也很重要。比如在德國，即使沒有大學學位的人也同樣可以受到社會尊重。所以陳智思覺得，整個社會的觀念都要改變。在轉變觀念這方面，陳智思自己的家庭是最生動的說明。
陳智思告訴記者，在他的家庭中，不論是他的媽媽，還是他的夫人，都對自己孩子有著非常嚴格的要求。他夫人對孩子的嚴格要求主要體現為對孩子們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培養。
很難想象，在陳智思現在的一家四口小家庭中，已經有七八年沒有傭人。他的兩個孩子從小不僅要處理自己的事情，還要處理全家的家務。他的大兒子14歲左右開始要去北角買菜並煮飯給一家人吃，另一個孩子要洗衣服。他的大兒子今年本要去上大學，但現在要推遲一年，未來一年他可能要去服務行業先打工。之所以要這麼做，因為在陳智思夫人看來，學問可以慢慢學，但服務社會最重要，首先要培養孩子的服務心態。
陳智思跟記者分享了一件他家中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說他大兒子要在家裡煮飯的事情被他泰國的親戚們知道了，有一次一個泰國親戚來看他們，就問他大兒子是不是喜歡煮飯，他大兒子矢口否認。泰國親戚很奇怪，不喜歡煮為什麼還要天天煮呢？陳智思大兒子的回答非常簡單，他說，如果他不煮飯，那誰來煮飯給一家人吃呢？
陳智思說，現在香港中產及以上的家庭，很多事情都不用自己去做，因為很多家長都太過於保護自己的子女，什麼事情都幫孩子們處理，所以年輕人的抵抗力就低。對於自己的兩個孩子，陳智思常常跟他們說要先做好自己的事情。現在不像他年輕時的那個年代，那時他回來在家族企業中做事情，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現在，國家發展很快、科技發展迅猛、香港的轉型也很快，將來的平臺會怎樣已經變得不確定。比如在2006年，隨著銀行競爭力下降，陳智思就出售了亞洲金融集團的附屬機構亞洲商業銀行，為集團的保險及其它業務的擴張做好準備。那麼未來再過十年，保險行業的競爭力又將如何，這是很難說的，這也是陳智思希望自己的兩個孩子需要明白的事情。
走進新時代 把握新機遇
如果說家族傳承、合理佈局和服務社會是陳智思的奮鬥之路，那麼在新時代背景下，香港和內地該如何共謀區域合作發展、共同開拓國際市場，從而進一步實現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呢？在兩個方面，陳智思有著深刻的理解。
■ 在商界叱吒風雲的陳智思，常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務社會，積極投身政界並關注社會事務。
第一是粵港澳大灣區。陳智思說，粵港澳大灣區對於香港來說非常重要，因為香港只有700多萬人口，如果增加粵港澳大灣區6500的人口，香港的市場可能非常好。同時陳智思也指出，對於粵港澳大灣區，不要只看香港如何進入到6500的人口市場，也要看到這6500萬人口如何進入到香港，享受香港的服務，必須雙向去看。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具體存在的很多問題，陳智思認為，首先要捋順11個地區競爭關係。因為粵港澳大灣區每一個地方都有其自身的特點，也有其相對強的競爭優勢，如此一來，競爭肯定會有，但最主要是要發揮各自優勢，避免資源浪費。如何捋順競爭關係，陳智思舉了三方面的例子。
首先是在金融和科技方面。香港的金融肯定是有優勢，但深圳因為規模大，肯定也希望發展金融；另外一方面，深圳現在有很多高科技企業，但香港也會想在高科技方面有所突破和發展，陳智思認為，這些都是可行的；但如果珠海要發展金融就肯定不行，因為珠海的規模小，在金融方面的基礎不夠。
其次在機場和航班方面，大灣區內機場很多，該如何來捋順呢？比如香港要去國內二三線城市，肯定要去深圳；但香港因為得益於“一國兩制”，在國際航班的談判方面比內地其他城市有優勢，所以香港的國際航班肯定比較多，因此這就要從整個區域來謀劃怎麼配套。
還有就是土地和醫療養老方面。大灣區有著香港沒有的土地優勢，而且再過五年，香港的老齡化將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將來香港的老年人是否會選擇去大灣區內比如珠海這樣的城市進行退休醫療或養老，也是需要捋順的問題。因為雖然大灣區內內地城市土地遼闊而且價格便宜，但如果養老和醫療配套服務跟不上，那問題和矛盾就依舊存在。
捋順競爭關係之後，陳智思認為，最關鍵的是解決能否真正進入到彼此市場中的問題。比如香港企業進到大灣區的內地市場，如果沒有人脈網絡，怎麼打開市場，怎麼謀求進一步發展，都是值得深刻研究和思考的，反之，內地企業同樣需要慮及。但不論如何，陳智思表示，大灣區的機會，有好過沒有，但企業進去也並不代表一定能成功。
第二，還要看到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變化。陳智思說，過去四十年，香港在國家的改革開放進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貿易方面，內地和香港之間非常緊密，從一開始的製造業到後來包括電子醫療等方面的產業，香港都要依靠內地的平臺，因為香港很多資源都沒有。所以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和內地的關係非常緊密，這對香港好，對內地也好。
但陳智思指出，那個階段已經過了，現在國家的改革開放進入到新的階段，我們面對的國際市場，需要我們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品牌。香港在配套方面可能已經不足。
在資金方面，改革開放初期，世界各國對中國還不夠有信心，所以香港人作為內地的第一批投資者，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把資金帶給國家。但現在，全世界都希望來中國投資，所以內地找到資金也比較容易，也不再像改革開放之初時那樣依賴香港。再比如科技方面，原來香港科技還比較發達，但目前內地的科技成就很多已經超過了香港。
但在力量的此消彼長之間，陳智思依舊看到香港希望的光。
比如在法律方面，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大，中國企業在和世界各國建立貿易合作關係的發展過程中，參照哪個國家的法律必然是個問題。在這方面，因為香港的法律比較受國際認可，所以香港可以在法律仲裁和諮詢服務上作出貢獻。
其次在行業方面，香港因為“走出去”比較早，所以具有優勢。陳智思以他所在的保險業為例，他說，比如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肯定會遇到不同的文化並且存在不同的風險，香港的保險行業在這方面富有經驗，知道怎麼處理當地的情況，比如天災的保險、打仗的保險、還有一些人生保障等，因此香港在風險管理方面也具有良好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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