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被扣期間，置生死於度外，不失威儀風度，居然動輒當眾斥責張學良。張學良卻表現得像個做錯事的小孩，任憑蔣介石斥罵，常面露愧色，無語而退。”
張學良扣押蔣介石後，翻閱他的隨身日記，無意間發現蔣早已下定與日本勢不兩立的決心。此外，張還發現了蔣的長期計劃：德國為發動戰爭，急需我國的鎢礦資源，作為交換，德國將會幫中國裝備80個德械師。到了那個時候，待時機成熟，蔣介石會立刻發兵收復東三省——張學良的老家。
張學良看後一時驚訝無語, 併為之前扣押蔣介石的舉動專門前去負荊請罪，後來還主動提出護送蔣回南京。蔣介石勸他留守西安，但張學良仍一再堅持要送。
據蔣介石和張學良共同的朋友美國人端納回憶：
“蔣介石在被扣期間，置生死於度外，不失威儀風度，居然動輒當眾斥責張學良。張學良卻表現得像個做錯事的小孩，任憑蔣介石斥罵，常面露愧色，無語而退。”
12月25日，蔣介石在失去人身自由十多天之後，平安返回南京。
上海市民遊行，慶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因為在對日問題上的一再妥協，蔣介石常被主戰派罵成膽小鬼。不過在國民政府高層看來，蔣的膽量、見識、勇猛、善戰無可置疑，當時甚至有輿論這樣“拍馬屁”：“蔣介石真的是膽小嗎？當年他參加東征時，身上掛滿手榴彈，每役都在前線指揮，甚至帶頭衝鋒。”如此驍勇好戰的蔣介石，為何遲遲不願對日宣戰呢？
從蔣介石在這一時期寫下的日記來看，他之所以忍受罵名、消極抗日，是出於當時國家現實情況的考慮，他深知如果倉促應戰，很可能很快會國破家亡。抵抗，還是媾和，蔣介石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一樣備受煎熬，而內心的痛苦，只有在日記中才有表露。
塘沽協定
1933年6月3日，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
客觀地說，這份協議確實將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計劃推遲了4年，為中國贏得了一定的備戰時間。當時，以胡適為代表的許多精英知識分子都極為讚許蔣介石忍辱負重、爭取備戰時間的做法。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向國民黨元老張鈁申明心跡:
“安內才能攘外，他們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記裡有計劃，風聲透漏出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要升級了。你看眼下這個爛攤子，怎樣對外？張楊掀起這樣的風波，真是壞了我的大事! ”
由此可見，蔣介石遲遲不願對日作戰，除了考慮到中國綜合實力不濟，同時也並不掩飾自己消滅共產黨、成就國民黨獨裁專政的私心。
淞滬會戰期間，日本的主戰派曾以“西安事變”中傳出的蔣介石日記力壓主和派，最終日本大本營決定增援上海，擴大侵華戰爭。
蔣介石在日記裡寫下了一系列挽救中國於日寇鐵蹄之下的計劃，包括修訂陸軍法典、制定武器標準、建立兵工廠、擴充空軍部隊、公佈兵役法、開始徵兵、修建公路鐵路，等等。他還希望派人到世界各國去爭取外交支持，同時用6年時間訓練60個師，這樣就可以跟日本抗衡了。
“西安事變”之前的十年，正是中國歷史上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最為迅速的“黃金十年”，這段時間裡，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始終位居世界前列。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返回南京
王力宏的舅公、歷史學家許倬雲認為“當時中國在選擇抗日的時機上還是太急了一點”，他的理由是1941年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一直是孤軍奮戰，基本上很少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援和認可，犧牲巨大。如果推遲兩年抗戰的話，彼此實力差距不會有那麼大，中國很有可能迅速戰勝日本，最起碼不會陷入苦戰八年幾乎亡國的地步。
事實上，後來中國軍民在抗戰中付出的慘重代價已經證明了許倬雲的觀點。當時中國各個方面都準備不足，短短兩年就淪陷了大半個中國。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之後的國際支持，那麼中國付出的代價還要慘重的多。
今天，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都認可提前抗日對日本人有利的說法。但是他們無法否認“西安事變”所產生的積極意義。事變後，蔣介石暫時放下與中國共產黨的內戰，建立了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歷史沒有如果，無論抗戰時機是否成熟，最終勝利屬於中國，民族滅亡的悲劇也並沒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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