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一隊特殊的客人——“英夷”派來的馬戛爾尼使團。英王派遣使團不遠千里前來大清國，當然不是為了向乾隆祝壽，而是向清政府提出兩國通商的請求：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廣州之中一地或數地為貿易口岸；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倉庫以收貯發賣貨物；允許英國在舟山附近一島嶼修建設施，作存貨及商人居住；允許選擇廣州城附近一處地方作英商居留地，並允許澳門的英商自由出入廣東。大清皇帝乾隆非常友好接待了使團，卻拒絕了英王的通商之請。自大的清王朝自外於世界大勢之外，給中國十九世紀的近代化轉型預定了悲愴的調子。
假如馬戛爾尼使團到訪的是宋，情況又會如何呢？還是來看一個事例：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譴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齎空名詔書，於所至處賜之”。十世紀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紀的英王一樣，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徠貿易。南宋時，宋高宗也說，“市舶（海上貿易）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賄。”跟諸邦展開海上貿易，乃是宋王朝的“舊法”。紹興年間，有一位叫蒲亞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國仕女為妻，在廣州定居下來，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勸誘亞里歸國”。是宋朝不歡迎阿拉伯商人嗎？不是的。而是因為，蒲亞里在中國定居後便不再從事外貿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國去招攬蕃商，“往來於運香貨”。當時的西歐在蠻族的統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狀態，要不然，中英貿易難說不會提前八百年展開。從“朝貢”到“互市”清政府與馬戛爾尼使團的分歧，實際上便是近代通商體制與朝貢體制之間的衝突：一方要求兩國平等通商，一方卻仍堅持朝貢關係，視對方為朝貢格局中的一個藩屬國。乾隆朝《大清會典》所載的朝貢國名單上便有“西洋”，清人觀念中的“西洋”，包括意大利、葡萄牙、英吉利、法蘭西等國家，清人甚至將英吉利當成荷蘭的屬國。在馬戛爾尼使團到來之前的順治十一年（1653），荷蘭曾以朝貢的名義遣使來華，向順治帝行三跪九叩之禮，請求朝廷接受貢品並給予回賜（此即朝貢貿易）。順治帝批覆：“荷蘭國慕義輸誠，航海修貢。念其道路險遠，著八年一次來朝，以示體恤遠人之意。”荷蘭因此獲得了跟大清國開展朝貢貿易的機會，每八年來華一次，每次可帶商船四艘。在過去二千年中，中原王朝與海外諸邦的貿易關係，大體上被納入兩個系統中——朝貢系統與互市系統。互市是指兩國平等、互利的通商；朝貢則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機制，其中也包含了國際貿易的功能。從本質上說，朝貢貿易是一種具有“雙重不平等”的商貿關係。清王朝是朝貢體制的迴光返照，鴉片戰爭之後，朝貢體制很快便被屈辱的條約體制所代替。 
一千年前的唐王朝才是朝貢貿易的鼎盛期，《新唐書》說：“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於廷。”詩人王維以富有感染力的詩句描繪了大唐朝貢貿易的盛況：“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樣的榮耀讓明清兩代的皇帝一直忍不住“東施效顰”的衝動。所謂“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朝貢貿易固然可以滿足中原王朝的虛榮心，但在經濟收益上則是得不償失的，用宋代蘇軾的話來說，“朝廷無絲毫之益，而遠人獲不貲之財”。不過這樣的朝貢貿易格局在宋朝悄然發生了變化。宋政府對海外貿易採取了務實思路，對朝貢貿易加以抑制。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朝廷聽從廣州官員的建議，立法限制各國朝貢使團的規模：“每國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阿拉伯帝國）、注輦（印度半島古國）、三佛齊（蘇門答臘）、闍婆（爪哇）等國，勿過二十人；占城（印度支那古國）、丹流眉（馬來半島古國）、渤尼（文萊）、古邏（奎隆）、摩迦（麥加）等國，勿過十人。並來往給券（通行證）、料（物資）。廣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南宋時，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載外國入貢者”，否則將處以“徒二年，財物沒官”的懲罰；宋孝宗也有回絕朝貢的詔令：“比年以來，累有外國入貢，太上皇帝衝謙弗受，況朕涼菲，又何以堪？自今諸國有欲朝貢者，令所在州軍以理諭遣，毋得以聞。”與此同時，宋王朝對民間的互市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趣。宋朝君主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貫）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宋人將從海路進行的互市稱為“市舶”，發達的市舶，可以讓政府獲得豐厚的商稅收入，何樂而不為呢？也正因為這樣，宋王朝有意弱化了經濟上得不償失的朝貢貿易——顯然，如果海外諸國得以朝貢的名義來華貿易，勢必衝擊民間的外貿總量，進而影響到朝廷的抽稅。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繁華的海上貿易宋王朝先後在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設立“市舶司”，負責抽解（抽稅）、博買部分進口商品、維護港口、發放“公憑”（貿易許可證）、禁止走私等事務，職能相當於今日的海關；又在秀州、溫州等港口設立二級機構“市舶務”，還在一些縣鎮設置三級機構“市舶場”。海商只要到這些機構登記，領取“公憑”，便可以販運商貨出海。憑著遙遙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宋朝船塢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裝有轉軸，可以自由放倒、豎起，其中用於遠洋航行的木蘭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船艙之內可以養豬；還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指南針技術與豐富的航海經驗，宋朝海商將他們的商船開至南洋群島，穿過馬六甲海峽，駛入孟加拉灣，然後入印度洋，經印度洋進入阿拉伯海與波斯灣 ，再沿著阿拉伯半島海岸進入紅海。原來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線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紀時，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宋政府也鼓勵海商招徠蕃商來華貿易，“蕃商有願隨船來宋國者，聽從便”（但不允許“擅載外國入貢者”，宋王朝輕朝貢、重通商的近代品質，從這裡可見一斑）。對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貢獻的海商，宋政府還會賜予官職。當時整個大宋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宋人描述說：“嶺以南，廣為一都會，大賈自占城、真臘（今柬埔寨境內）、三佛齊、闍婆，涉海而至，歲數十柁。”這是廣州港繁華商貿的寫照。泉州港的繁榮不讓廣州，“泉南地大民眾，為七閩一都會，加以蠻夷慕義，航海日至，富商大賈，寶貨聚焉。”從海外諸邦進口大宋的寶貨，多是珍珠、象牙、香料、藥材、胡椒等天然產品，而從大宋出口至諸蕃的商貨，則主要為陶瓷、絲綢、紡織品、茶葉等手工業製品，這完全是發達經濟體與落後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結構。每一年，宋朝市舶司從海上貿易中抽稅近二百萬貫，以百分之十的稅率計算，可以推算出，宋代每年的進出口總額約為二千萬貫。 
宋政府非常注意保護來華蕃商的利益。南宋建炎元年（1127），高宗下詔：“有虧蕃商者，皆重置其罪。”紹興十六年（1146），曾有三佛齊國王投書廣州市舶司，稱近年由於市舶司抽稅過重，“商販乳香，頗有虧損”。宋高宗得悉，重申“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將廣州市舶使袁復降了官職。為保護海上貿易與商人安全，打擊海盜，宋政府還在廣州、泉州等港口設立“望舶巡檢司”，在海面上置寨兵。這應該是世界上最早的保護商貿的海上護衛隊吧。廣東近海的溽洲島，便有寨兵哨望、守衛，商船每次行使到溽洲島附近的海域，“則相慶賀”。為什麼？因為這意味著安全了，這時候，“寨兵有酒肉之饋，並防護赴廣州”。每一年，當來華貿易的商船準備離港歸國時，宋朝的市舶司都會撥一筆鉅款（約三千貫），設宴相送，請他們明年繼續來華貿易。宴會非常盛大，“番漢綱首（相當於船長）、作頭、梢工人等，各令與坐，無不得其歡心”。一位宋朝詩人寫過一首描述泉州港貿易的詩：“蒼官影裡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這首詩總是讓我聯想到唐朝王維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如果說，“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表達了朝貢體制下的政治榮耀，那麼“蒼官影裡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體現的便是通商體制下的商業繁華。我喜歡“萬國商”，因為它更有近代氣質。從開放到封閉宋王朝以開放的胸襟鼓勵海外諸國來華貿易，也歡迎遠人在華定居——我們現在都認為唐朝具有高度開放的氣度，卻不知道宋朝的開放性半點不亞於大唐，如果不是超過的話。在北宋的汴京，有猶太人的聚居點，宋人將他們信奉的猶太教稱為“一賜樂業”，即“以色列”的音譯。在泉州與廣州等口岸城市，則生活著大批阿拉伯人，當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商人的後裔。“蒲”即阿拉伯語“阿卜”的發音。廣州還有很多來自東南亞與東非的黑人，他們是被蕃商當成奴隸販賣到中國的。據宋人朱彧的《萍州可談》記載，“廣中富人多蓄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鬈而黃。”黑人在宋代中國雖為奴僕，但際遇比後來在美洲白人那裡好多了。宋政府還在泉州、廣州等港口城市設有蕃坊，供外國商人居住。蕃坊自選蕃長，實行自治，他們的生活習慣、風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獲得宋政府的尊重。宋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蕃學，如北宋“大觀、政和年間，天下大治，四夷響風，廣州、泉州請建蕃學”，供蕃商子弟入學讀書。八百年後馬戛爾尼使團向乾隆提出的請求，完全沒有超過宋代已施行的開放政策。宋朝的法律明確保護在華蕃商的財產權、遺產繼承權。南宋乾道年間，一位真臘商人不幸死於明州，留下鉅萬遺產，卻沒有親人在側。當時有吏人提出將這筆遺產沒收入官。明州政府不同意，而是“為具棺斂，屬其徒護喪以歸”，將商人的遺體與遺產送回他的國家。真臘國王很受感動，致謝說：“吾國貴近亡沒，尚籍其家。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宋朝也允許蕃商跟華人通婚，前面提到的阿拉伯商人蒲亞利在紹興年間“至廣州，有右武大夫曾納利其財，以妹嫁之，亞里因留不歸”。還有一部分蕃商被吸納進政府當官。中國是在明清時期才走向封閉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後，立即扭轉了宋元以來開放的市舶制度，厲行海禁：“明祖定製，片板不許入海”，“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與此同時，“厚往而薄來”的朝貢貿易卻重獲重視，朝廷將互市納入朝貢系統之內，非入貢不準互市，市舶司徹底淪為接待朝貢使團的機構。朱棣時代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下西洋的目的並非開拓自由的海上貿易，而是耀兵異域，招徠朝貢，民間的互市依然在禁止之列，“不問官員軍民之家，但番貨番香等物，不許存留存留販賣，其現有者，限三個月內銷盡。三個月外仍前存留販賣者，處以重罪”。唐宋時期一直保持互市與朝貢兩套系統，宋朝甚至有意抑制朝貢、發展互市，但明王朝卻乾脆讓朝貢系統吞併了互市系統，開歷史倒車。從洪武朝到隆慶朝二百年間，明王朝基本上都在推行海禁之政，只不過時松時嚴。而隨著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民間也盛行海上走私之風。到隆慶元年（1567），朝廷才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但即便是隆慶開關，也只是開放一個月港，海關抽解每年不過區區二三萬兩銀，跟宋王朝整個海岸線都對外開放、每年抽稅以百萬貫計的格局不可相提並論。清室入關之初，立即又恢復了更加嚴厲的海禁，“凡官員兵民私自出海貿易，及遷移海島居住者，俱以通賊論，處斬。”平定臺灣鄭氏政權後，才放開了海禁，設雲臺山、寧波、漳州、廣州四個海關口岸，准許商船出海貿易，史稱“四口通商”。但清代的海外貿易很快形成了所謂的“公行”制，由“公行”壟斷與外商的貿易，其他商人不得分享特權。到乾隆朝時，“四口通商”又變成“一口通商”，所有西洋商船必須從廣州入關。乾隆還對在華外商實施嚴厲的管制：禁止外商在廣州自由出入；禁止外商在廣州過冬，即使有事必須住冬，也只能“往澳門寄住”。與唐宋時期政府在口岸城市設蕃坊供蕃商定居、置蕃學供蕃商子弟入學的開放胸襟相比，可謂有天壤之別。英人遣使洽商之路既行之不通，最後竟以堅船利炮轟開大清國的國門，迫著清政府簽下《南京條約》，其中第二條規定：“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公文往來。”條約簽訂那一年，恰好魏源受林則徐之託，完成了《海國圖志》的編撰。這部著作介紹了海外諸國的地理、商業、社會、政制，魏源也因此被譽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另有說林則徐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第一人”之說，容易讓人誤以為中國曆來均閉目塞聽，只有到了魏源時代才曉得去了解海外世界。其實這是錯覺。早在南宋時，趙汝適出任福建路市舶使兼權泉州市舶使，即於“暇日閱諸蕃圖”，並“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理之聯屬，山擇之蓄產，譯以華言”，寫成一部《諸蕃志》。《諸蕃志》記載了東自日本、西至北非、遠及地中海東岸諸國的風土物產、經濟政治，覆蓋了東北亞、東南亞、南海群島、印度半島、阿拉伯半島、意大利半島、東北非等地域，並記錄有自大宋國航海至海外諸國的里程與日程。在趙汝適的《諸蕃志》之前，600年後編寫《海國圖志》的魏源豈敢稱“睜眼看世界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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