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互联网改变着我们的信息方式、生活经验和自我认同。“网络雷词”则是观察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网络民意表达和社会互动的另类形式，“雷词”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反讽性、生成性和游戏性特征。“雷词”的产生和流行，实际上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意识形态化编码遭遇抵制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威性议程设置被颠覆，大众性议程设置成为主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网络空间的非中心化结构和网络社会的抗拒性认同的作用，现实社会中的稳定性主体土崩瓦解，一种“游牧式的主体性”得以诞生。这种游牧式主体则是一种反对一切“能指暴政”对其进行编码和控制的后现代主体。
关键词：网络雷词 议程设置 游牧式主体 临界自由
“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打酱油”、“俯卧撑”、“范跑跑”、“郭跳跳”、“做人不能太CNN”，这些甫一诞生就广为流行的网络词语让我们对2008年这个原本就颇不寻常的年份更多了一些颇不寻常的记忆和感喟。而当2009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的时候，“卧槽泥马闯山寨，躲完猫猫舔屁沟”，各式各样的网络流行语就如同“除夕夜捧红小沈阳，元宵节火烧大裤衩”一般地出人意料、迅速窜红。正如网友所言：“不怕雷到你，就怕囧自己。”
这样一类伴随着社会新闻事件的发生，在网络虚拟社区尤其是在BBS和博客当中迅速窜红，其内涵和外延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和延伸，并因此而风靡于网络内外的热门词语，本文借用网友们的智慧称之为“网络雷词”，简称“雷词”[1]。“网络雷词”当然算不上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但就其所涉及到的研究对象而言，它却是一个方便的工作概念。
在网民数量已经超过三亿的今日之中国，大量的“网络雷词”如同赛博空间的“话语游击队”一样，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既旁敲侧击，又针锋相对，既充满叛逆，又自娱自乐，时而正义凛然，时而简单粗暴，时而聪颖睿智，时而冥顽不灵，呈现出一派“主流与非主流纷然杂陈，正统与非正统相克相生”的景象。本文认为，“网络雷词”是网络民意表达的快捷方式和另类表现。它真正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互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勾连、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共生、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交织。“雷词”具有批判性、反讽性、游戏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其根源在于议程设置，它体现的是“权威性议程设置”向“大众性议程设置”滑动的路径。它的传播和一种游牧式的主体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游牧式主体是一种回应权利、组织或官僚体制对其进行编码和控制的后现代主体，它既是抗拒性认同的产物，又是稳定性主体崩溃之后欲望的无遮拦状态。在一个复杂且高度精密的社会结构中，游牧式主体变现出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临界自由”。它反对一切对其实行超级编码的“能指暴政”’，推动着一切历史的解码。
一、 “网络雷词”作为民意的另类表达
每一个“雷词”的背后差不多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每一个“雷词”的产生都反映着大众对社会新闻事件的微妙的心态。我们以“躲猫猫”为例，看一看“雷词”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点。“躲猫猫”一词的字典意义是捉迷藏，属南方方言，北方则称作“藏猫猫”。“躲猫猫”成为2009年春天风头最劲的网络流行语，起因是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一起死亡事件。
2009年2月8日下午，因盗伐森林被拘押的24岁男子李荞明在看守所因重伤入院，四天后不治身亡。12日晚11时，云南警方通报：李荞眀之死是因为与狱友在天井玩“躲猫猫”游戏发生争执，死者由于重心不稳而摔倒，头部与墙壁和门框夹角碰撞，最终受伤。
事件一经披露，立即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在各大网站，网友关于该事件的评论几天之内暴增至数十万条，“躲猫猫”作为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词语，成为了网友们质疑和表达愤怒的核心。有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不无讽刺地称：“‘躲猫猫’这一游戏在展示晋宁县看守所的人情味儿之外，同时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道理：游戏也可以杀人。”更多的网友则是发挥其一贯的搞笑风格：“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中国武林三大顶尖绝学”；“应该给那个发明躲猫猫的人最佳创意奖”；“楼主说错了！我当时在场，明明是那堵墙跑过去把那男子给撞了！这堵墙撞人后就跑了”；“珍爱生命不躲猫猫”；不一而足。
紧接着，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组织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并公开面向社会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举动”。但也有网民怀疑参与调查的网友会不会是“五毛党”[2]。
2月20日，网友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查看监控录像和会见当事人的要求都被拒绝，探寻真相还是要靠司法机关。同日，晋宁县公安局公布对“躲猫猫”事件的调查结果，称是游戏中的意外事件。该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亦表示，没有发现公安机关存在严重失职渎职现象。
很快地，网上网下，街头里巷，茶余饭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躲猫猫”作为一个特定词组广泛加以运用，并与 “俯卧撑”等其他公共事件联系起来：“早晨起床时做了几个俯卧撑，然后被家里支去打酱油，打完酱油后与小朋友一起玩躲猫猫……”还有跟帖戏谑称：“与时俱进，被自杀演变成躲猫猫。”
2月27日17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检察机关调查结论：李荞明系因同监室在押人员以玩游戏为名，殴打、拳击头部后撞击墙面，导致受伤、死亡。
随后，“躲猫猫”事件相关人员受到查处。4月中旬，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排查严惩“牢头狱霸”，逐一检查在押人员体表情况，以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4月下旬，某购物网站上出现了名叫“多毛猫”的毛绒玩偶，这种“多毛猫”毛绒玩偶首批推出“躲猫猫”系列和“俯卧撑”两个系列，披着蓝色毛皮的猫咪或单手搭凉蓬望眼欲穿，或双手俯卧撑气宇轩昂。
通过对“躲猫猫”一词流行情况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原本不大不小、可能默默无闻的公共新闻事件，由于互联网的介入，变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不仅在舆论层面风生水起，而且对现实社会秩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网雷词”集中体现着网民智慧的火花，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成为大众表达的集中展示。事实上，“雷词”不仅具备一般流行语言的基本特点，比如，语义上的新颖性和约定俗成性、语用上的高频性和时段性等，而且具有一般流行语和一般网络语言所不具备的独特之处。
第一、作为公共意见与情绪的高度概括，“雷词”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批判方式。尽管我们现在还很难断言，它们是否能够真正进入到公共记忆当中，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网络雷词”不仅反映着网友和大众的悲喜爱恨，更集中体现了他们对于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现实的复杂的价值观和对介入公共事务的热情。在“躲猫猫”事件中，地方政府和司法机构以极其荒唐的理由和毫无逻辑的陈述敷衍塞责，混淆视听，正是网友在互联网上这种不留情面的全方位监督，才使得这种在前互联网时代屡屡奏效的信息欺诈方式完全失效，并沦为笑柄。在此过程当中，“躲猫猫”一词的广泛流行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压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正龙拍虎”[3]事件中，正是由于网民通过“人肉搜索”所展示出来的超常智慧和强大力量，真相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浮出水面。如果没有“人肉搜索”，也许我们至今还在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政绩秀”欢欣鼓舞。尽管以网友为代表的大众以营造舆论的方式展开社会批判的能力仍然有待检验，并且也未必总能真正影响事件的最终效果，但这种方式显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大众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事实上，在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发生时，无论这些“雷词”的作用是积极抑或消极，它所传达的民意都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任何一个流行语的产生和发展变化，都不会以个体或者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社会集体意志的产物，是社会集体创造的成果。
第二、反讽是“雷词”的基本修辞方式。反讽一词原指古希腊喜剧中一种被称为“佯装无知者”的角色类型。这一角色类型总是在自以为是的对手面前装糊涂，说傻话，最后也总是能够证明他所说的都是真理，从而使对手大出洋相。反讽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修辞特征，即所言非所指，也就是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的表面意义相互矛盾。在文学创作中，反讽是一个基本的语言技巧，而在“雷词”的形成过程中，反讽不仅是一种依靠言外之意，迂回曲折，旁敲侧击的语言技巧，更成为认识和评价社会公共事件的基本方式。在“艳照门”事件中，“很傻很天真”的流行，与其说是对当事人的同情，不如说是对当事人的和挖苦；而在同一事件中流行开来的“打酱油”一词，尽管表面上显示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不屑和鄙视。在四川大地震后一度广为流行的“秋雨含泪”[4]和“兆山羡鬼”[5]两个“雷词”，则以一种近乎滑稽的现代新成语的方式表现出社会大众对于某些知识分子的胆量和“智慧”的一针见血的抨击。同样，“范跑跑”和“郭跳跳”则分别表现出对缺乏良知、宣扬歪理的人民教师和以道德捍卫者自居挥舞大棒、斯文扫地的道德教父的反讽。“网络雷词”的反讽特征，显然源自于“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歪曲”，因此，对它们的解读也必然依赖于对于语境的把握。
第三、语义的不确定性形成了“雷词”的强大的生成性特点。“网络雷词”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语义的飘忽性，二是用法的衍生性。“网络雷词”的基本含义没有权威性的确定，在主流性的释义之外，往往被使用者随心所欲任意搭配，“雷词”本身的意义就显得飘忽不定。很多时候，使用者只是借其外形，取其热皮，吸引眼球，与“雷词”的主流释义并无关系[6]。例如：“备战奥运，A股狂做俯卧。”“雷词”用法的衍生性则表现为一个“雷词”可以衍生出多种用法、多种形式。例如，由“很黄很暴力”衍生出“很傻很天真”[7]、“很好很强大”、“很雷很山寨”、“很黑很霸王”等等。由“做人不能太CNN”衍生出“做人不能太卡福蒂（满嘴胡言诬蔑中国的CNN主播)）”、“做人不能太国足（软弱无能，令人失望）”、“做人不能太老虎（指“周老虎”，意思是虚假）”等。而由“俯卧撑”一词，甚至衍生出这样的名人名言：“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三个俯卧撑”，“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路的，做俯卧撑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第四、“雷词”生产和应用具有游戏性，这是它们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与一般的网络流行语相比，“雷词”更直接、更形象、也更好玩，表现出强烈的戏弄、嘲讽和调侃的特点。在追求震撼效果的同时，它们有意无意地排斥庄严正经，崇尚诙谐幽默，并且以一种很酷的作派表现出来，即便这样一种作派会破坏“雷词”本身在原初语境中的含义或者会使其自身充满矛盾，也仍然义无反顾、在所不惜。形形色色的“雷词”既像是一种文化标签，又像是一种接头暗号，让传播中的大众在某种也许根本就不实际存在的隐秘的规则之下，体验到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有灵犀或者心照不宣。在“雷词”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受众不只是抵制性地解读文本，在生产意义的同时他们获得了快感。正如菲斯克所说：“我从一个文本中创造的意义是有快感可言的，这是因为我觉得它们是我的意义，而且这些意义以切实、直接的方式，与我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8]
二、从权威议程设置到大众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是现代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按照这种理论，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或者注意一个问题当中的某些因素，而忽略另一些问题和一个问题中的另一些因素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也就是说，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通过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媒体以客观报道的表象，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事件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议程设置的基本作用包括“准备作用”（priming）和“构造作用”（framing）。准备作用实际上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作用；构造作用旨在引起人们注意显示的某些方面，而掩盖可能引导受众作出不同反应的其他实质，包括“突出法”（salience）和“选择法”（selection）。议程设置还不完全是舆论导向，但它却是舆论导向的关键一步。这也正如大多数议程设置研究所表明的：“媒介并非镜子，即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实貌；不如说它是探照灯，它照到的地方，可能是被与此有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引导的，是被制造出来引起注意的假事件；或者是被新闻工作者的传统、习惯和规则所左右的，是被过分强调而也许并不重要的事件。”[9]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网络雷词”的产生和流传首先是一个关于“议程设置”的事件，只不过它所体现的是“权威性议程设置”的破产和“大众性议程设置”的勃兴。一般而言，“网络雷词”主要包括两种类型：非原创型和原创型。非原创型“雷词”，大多直接取材于社会新闻事件，将其中原本辅助性的、边缘性的、片断性的词语“置于前景”，使之成为整个事件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词”，比如前面提到的“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舔屁沟”等；原创型“雷词”则是将社会新闻事件的基本情节加以形象化概括，并使之获得新的衍生性意义，比较有影响的有“范跑跑”、“郭跳跳”、“正龙拍虎”、“秋雨含泪”、“兆山羡鬼”等。简而言之，非原创性的“雷词”直接来源于最初的、“权威性的”叙事文本；原创的“雷词”则是对最初的、“权威性的”叙事文本的反讽性概括。
无论是非原创型的“雷词”还是原创型的“雷词”，它们都是对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权威叙事或称权威性议程设置的抵制和颠覆。这里说的“权威”既包括传统的媒体，又包括拥有社会公权力的机构，还包括自我辩解的新闻当事人。在“很黄很暴力”中，权威的议程设置者是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试图借一名普通中学生之口完成关于“整治网络低俗之风”之必要性的宏大叙事，却使得那位十三岁的小女孩一夜之间成为网络恶搞的火爆对象；在“俯卧撑”和“躲猫猫”中，权威的议程设置者是当地的政府和司法机关，它们对于相关刑事案件的叙事都是为了塑造司法公正的舆论导向，谁成想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在“很傻很天真”和“范跑跑”中，权威的叙事者自然分别就是阿娇和范美忠本人，他们分别从人性的弱点出发为自己辩解，结果却是自取其辱。即使是在权威性议程设置行将就木甚至已经破产之时，它们已绝不会忘记为已经漏洞百出、千疮百孔的身体打上几个补丁：在检察机关最终的调查结果与先前向媒体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南辕北辙的情况下，云南司法机关表示，“躲猫猫”事件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涉案人员串供，加上急于向媒体公布，对先前的调查产生了影响。议程设置对自身权威性的维护之不遗余力，由此可见一斑。
权威性议程设置的破产，借助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学说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解释。按照这种学说，信息传播就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编码是信息传播必须要经过的阶段，它是一个有意识、有选择的意识形态化工程。编码意味着对某种意识形态霸权的体现和支持，但这种体现和支持总是以“伪装、分裂和组合”的方式努力隐蔽起来。正是借助这种既表面独立又暗自配合的姿态，媒体得以成功地履行其政治文化功能。权威性议程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编码的过程。但是，霍尔指出，编码是意识形态的，但解码却是“相对自治”的，因为相同的符号在不同的情境下外延与内涵是不相同的，意义再生产过程也同样具有多义性，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传播过程中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基于社会背景结构之上的张力关系(Tension Relation)。霍尔提出了三个“假想的立场”来描述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第一种立场即“主导——霸权立场” (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指受众采取与编码者(传播者)的“专业编码”完全相同的诠释架构，解读出来的意义符合编码者的期待。第二种立场即“谈判性立场”(Negotiated Position)，它反映的是一种谈判式的解读，是一个观众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始终不间断地矛盾交涉的过程。谈判式解读既对主导——霸权的编码所“给”的意义保持相当程度的认同，同时又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性的层次上，保留自己的权力以使信息中内涵的意义适合于“局部条件”——自身的特定情况，适合于他本身所属团体的地位。通俗地说就是“部分同意，部分否定”。第三种立场即“对抗性立场” (Oppositional Position)。解码者很可能完全了解信息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编码的，也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却对此置之于不顾，自行找来另一个诠释架构，因此使得解码的结果与编码者所欲传达的意义完全背道而驰。对抗式解读导致的是编码者的传播意图被颠覆。[10]
通过对具体语境的回溯式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几乎所有的“网络雷词”得以产生的叙事文本（不管是电视语言文本、报纸语言文本还是口头语言文本）中，权威叙事者都自以为是地对自己的议程设置或者说编码方式充满自信，盲目地认为，在“准备作用”的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下，受众会按照自己“突出法”和“选择法”的引导，按照一种“主导——霸权”的立场迎合编码者的意思。但事实却让他们大跌眼镜。在网络空间对于权威叙事者的议程设置或者说编码方式的解读中，“谈判性立场”和“对抗性立场”显然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例如，“俯卧撑”一词既反映了部分网民对“瓮安事件”处理情况的不满，以这种调侃的方式间接表达对“刘某晚上10点在大桥上做俯卧撑”这一离奇说法的抵制，也反映了网民对该事件得以圆满解决的殷切期待，在整个事件解决过程中，网民的心态是矛盾的、复杂的，他们既相信当地政府有公平解决事件的能力和决心，但同时也担心事件解决当中会有不公正情况发生。更重要的，“俯卧撑”一词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网民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施加压力。围绕着“俯卧撑”这三个字，有不满、有调侃、有怀疑也有矛盾。如果说，“俯卧撑”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谈判性立场”的话，“很黄很暴力”则完全体现着“对抗性立场”。“上次我查资料，突然蹦出一个窗口，很黄很暴力，我赶快给关了。”出自小女孩之口的这句话，到底是她亲身经历的事实，还是媒体授意的谎话，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则《净化网络视听环境迫在眉睫》的新闻播出的第二天，国家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的官方网站联合发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真就准备“净化”网络视听了。《新闻联播》立竿见影的效果，让舆论有理由相信，那则新闻十有八九是为政府即将出台的政策打头阵的宣传，而非客观的报道。而那位天真的女孩，有意或无意地被喉舌当工具使了。正如网友福禄祯祥所评论的：“在‘很黄很暴力’风靡网络之前，恐怕没人会相信在《新闻联播》露脸会受到打击报复，但一位13岁女孩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刻板成见”，而这无疑 “标志着受众不再心甘情愿做霸权媒介的奴隶”。[11]
随着“网络雷词”的窜红，急功近利的意识形态化编码遭遇了彻底的抵制，权威性的议程设置被彻底颠覆，网友掌握主导权的大众性议程设置开始发挥作用。在权威性的议程设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议程设置者从来没有打算告诉你我一个关于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关于某一个具体的社会新闻事件）的真理（或者客观知识），借助于“突出法”和“选择法”，它只是在试图把受众关注的焦点圈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而在网友掌握主导权的大众性议程设置中，原本被突出的东西淡漠化了，原本被掩盖的东西被揭示出来，权威被蔑视，中心被瓦解，结构被打破，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暴露出来，道貌岸然危乎高哉的叙事文本变成了一个充满罅隙充满矛盾的离心结构。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怀疑和抵制就像病毒一样四处蔓延，不是没有希望，只是希望被深深地埋藏在箱子的底部。“网络雷词”表现出来的诸如批判性、反讽性、游戏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可以说正是权威性议程设置破产的明证。而在这些“雷词”喧嚣、搞笑、粗俗、插科打诨、矫揉造作的背后，埋藏着的也是深深的希望。
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网络雷词”，作为民意表达的快捷方式和另类表现，真正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互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勾连、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共生、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交织，“雷词”来源于现实的生活方式，并且塑造着、想象着现实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既相互促动又相互修正，既相互博弈又相互纠结，完成了这个由“权威性议程设置”向“大众性议程设置”滑动的路径。
三、拒斥性认同和游牧式主体
仅仅看到议程设置的滑动路径，显然还不足以深刻理解“网络雷词”的独特内涵及其普遍意义。因为，谈判性解码和抵抗性解码并不只是这个社会的独特现象，从理论上讲，它是信息传播当中的普遍现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只有在网络社会中当中，谈判性解码和抵抗性解码才可能成为基本的解码方式，也只有在网络社会当中，从权威性议程设置到大众性议程设置的滑动才能够最终完成，这当然和网络空间的非中心化结构密切相关，也和网络社会的抗拒性认同密切相关。归根结底，它是后现代游牧式主体的临界自由。
1、抗拒性认同
“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的概念来自于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卡斯特认为，认同涉及了自我建构和个体化的过程，它是行动者自身的意义来源。从其来源和构成看，认同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形式：合法性认同、规划性认同和抗拒性认同。如果说合法性认同是关于现实的文化霸权的产物，旨在扩展及合理化支配性制度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规划性认同是关于未来的文化霸权的产物，旨在重新界定社会行动者的地位和处境，那么，抗拒性认同则是一种特殊的认同，它没有现实性的根基，没有理想性的目标，自然也没有与任何现实与理想相互勾连的框架和束缚。在现实生活中，抗拒性认同只能是一种具体的、短暂的、临时性存在，而在虚拟的、数字化的、以“脱域机制”为基础的网络空间，它却可能成为一种抽象的、长久的和常态的存在。
网络空间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化的信息储存空间，更不只是一种文学性的隐喻，它是一种现实的生存结构。就意识层面而言，网络空间是一个感知的场域，其中发生着主体与世界之间的意向性体验；就交往层面而言，网络空间一个语义的场域，其中发生着社会的符号性互动。与按照科层制组织起来的现实世界不同，“网络在结构上的最大影响是分权”，“任何事都不再依赖一个中心点彼此连接”[12]。在这里，传统社会的集权化、等级化秩序被打破，呈现出分权化和扁平化的趋势。借用巴赫金关于广场的描述，在互联网这个没有中心的虚拟广场上，“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13]。
“网络雷词”的流行表明，“拒斥性认同”的形成往往是由网民最初的真相渴望和道德义愤所催生。由于网络空间的的虚拟性特征，人际互动只是一种纯粹的符号行为，不再具有实体性和外在的可触摸性，网络互动因此获得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性；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特征，人们可以以各式各样的虚拟符号“马甲”出现，人们在虚拟社区中意见表达的成本就变得很低，从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弹性、随意性甚至游戏性；在虚拟社区中，由于信息的传播具有速度快、区位化、易失真的特点，人们能够更加轻而易举地建立起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从而打破权威性的议程设置，并获得一种强烈的群体归宿感和认同感。
总而言之，与现实世界相比，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由于现实的社会新闻事件所激起的网民的真相渴望和道德义愤，不仅更加容易得到表现，而且容易得到激励，并由此而为一种创造性力量的迸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2、稳定性主体的崩溃
抗拒性认同的建立也同时意味着一种稳定性主体的崩溃。抗拒性认同是一种彻底的流动性认同，它的形成取决于某种抗拒态度的同一性，而不是任何可以预先本质化的特征。按照卡斯特的解释，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规划性认同产生主体建构，而抗拒性认同导致共同体（Community）的形成。在抗拒性认同的共同体中，行动者“筑起了抵抗的战壕，并在不同于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基础上生存下来”，他们表达的是“被排斥者对排斥者的排斥”。[14]以共同的抗拒行为表达自己的诉求，是他们的共同点，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共同点。
“网络雷词”的产生不仅是抗拒性认同的产物，也是稳定性主体崩溃的产物。稳定性的主体的崩溃，更使得启蒙时代以降逐渐形成的理性生存状态和理性交往规则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后现代的生存特征：平面化、离心化、碎片化、断裂化、狂欢化等等。无论是“很黄很暴力”引发的种种“恶搞”[15]，还是“郭跳跳救了范跑跑”[16]的戏剧性反差，人们都已经很难用一种连贯一致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加以判断。就前一个事件而言，没有人不会意识到，那个十三岁的女中学生，毕竟只不过是权威性议程设置无所不在的道德宣教和意识形态规训的受害者，而网友们却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这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受害者，而不是指向主导话语传播的权力。难怪有报纸发表社论说：“在这个彻底的未成年人受害者面前，这个社会应该感到无地自容，不知道谁还能有颜面站出来对她说一句，小姑娘，对不起，这个世界很黄很暴力。”[17]就后一个事件而言，在初期的网络舆论中，“范跑跑”无疑几乎处于一个千夫所指的位置，但“郭跳跳”如表演一般的道德卫道士形象引起人们本能地反感和警觉，最后竟然置之死地而后生地救了“范跑跑”。在这个过程中，网友们抗拒性认同的对象产生了迅速的转变，而其价值观和道德观也进行了不知不觉地调整——人们对“范跑跑”的态度开始转变，更多以同情和理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郭跳跳”以另外一种相反的面目出现，结果将会怎样？也许“范跑跑”会遭受新一轮的更猛烈的攻击吧。抗拒性认同所带来的稳定性主体的崩溃，由此可见一斑。
3、游牧性主体和“临界自由”
正是由于一种普遍的抗拒性认同以及由此而来的稳定性主体的崩溃，自从面对网络界面的那一刻起，不仅笛卡尔式的自我同一的主体被颠覆，笛卡尔意义上的主客体界限也被消解，上网行为成为了一种发生在主客体边界上的临界事件（borderline event）。在网络世界当中，“主体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的位置，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主体如今是在漂浮着，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the Occasion）的不确定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构建”[18]。
在“雷词”得以产生的网络社会中，这是一个边界模糊、虚实交织、身体与心灵杂陈、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相互出击、充满不确定性和自我分裂的混合主体。由于摆脱了一切的根基和束缚，谨慎地解组织了（disorganize）了自身，它不仅超越了现代性身份认同彼此冲突的困境，而且因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游牧式的主体性”（Nomadic Subjectivities）。对此，费斯克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不妨征引如下：“在一个复杂而且高度精密的社会结构中，与日常生活的问题相协商的必要性，已经造就了‘游牧式的主体性’，他们能够在这一社会机构的网络间穿梭往来，并根据当下的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进入不同的大众层理。所有这些重组过程，都是在种种权力关系的结构中进行的，而且所有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不仅仅有‘同意谁’的意义，还有‘反对谁’的意义：的确，我认为，对抗性和差异感，要比类似性和阶级认同，更有决定性，正是因为种种共享的对抗，造成了流动性、而流动性乃是复杂社会中大众的特征。”[19]
就“网络雷词”本身而言，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雷词”的诞生是对意义和拥有创造意义权力的社会群体发起的挑战，也是确立亚文化身份和维系社会差异的重要部分。由是观之，尽管游牧式的主体性可能会有随之而来的种种瑕疵（就如同在“很黄很暴力”事件中一样），但它决不是随波逐流的网络牧民，而首先是回应权利、组织或官僚体制对其进行编码和控制的后现代主体。“雷词”的诞生和传播，表现出来的是游牧式主体的“临界自由”。这种“临界自由”既不是以赛亚柏林所谓的“消极自由”即行动不受干涉的自由，也不是他所谓的“积极自由”即实现道德自治，成为自己主人的自由，而是主体在现代性的编码和控制面前变身“他者”的自由，是一种稳定性主体崩溃以后个体所处的欲望的无遮拦状态。它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力量，“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不可捕捉和难以规定的；它们不是一些中心化的、本质化的静态实体，它们试图颠覆一切社会形式；它们反对一切对其实行超级编码的‘能指之暴政’，它们推动着一切历史的解码”[20]。由是观之，费斯克从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角度对游牧式的主体性的论述，可以看作是“网络雷词”研究的一个有益的注解。
张跣，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出版专著《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译著《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2部，发表论文《想象的狂欢：“人肉搜索”的文化学分析》（《文艺研究》2008年12期）、《旅居：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外国文学》2007年第5期）等30余篇。
[1]“雷”字本身就是一个网络流行词，用以形容突如其来的震撼、恐怖、无奈和恶心。比如，当你听到芙蓉姐姐要演林黛玉的时候，这种感觉就称之为“雷”。
[2]“五毛党”是网友对网络评论员的一种蔑称，意在讥讽他们发一篇网络评论能赚5毛钱。网络评论员是当代中国一种新型的职业，他们受有关部门指导，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发表言论，以图达到影响网络舆论的目的。但是，将“五毛党”与网络评论员完全划等号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者是确实存在的一种职业，而前者，早已异化为一种对于与自己意见，尤其是政治方面观点不同的人的一种人身攻击。与此相应的，还有所谓的“美分党”。
[3] 2007年陕西农民周正龙以年画虎照片造假的“华南虎事件”，波及多个政府机构和十余名政府官员。
[4] 2008年6月，著名作家余秋雨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文章“含泪劝告灾民”，对四川地震灾民要求查清豆腐渣工程的行动予以阻止，因为这会让“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5]四川大地震后不久，在举国哀痛，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齐鲁晚报》发表诗歌，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发出如是感慨：“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6] 陈一民：《语言学层面的网络流行语解读》，载《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7]“艳照门”当事人阿娇在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忏悔时的原话为“我很天真，很傻”，网友按照流行的格式和汉语的节奏特点对其进行了改写。
[8]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9]郭镇之：《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10]参见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载《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本文在引用过程中对译文略有修改。
[11]福禄祯祥：《“很黄很暴力”——媒介霸权的终结者》，载“一五一十部落”网站“事实观点”频道。网址：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faf569000f06cc6a。
[12]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3]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14]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15]在该期节目播出之后，小姑娘的个人详细情况被通过“人肉搜索”公布出来，网友的恶意很快汇聚成狂欢式的语言暴力：准色情漫画、打油诗、恶搞帖，甚至有人直接写出了令人发指的诅咒文字。
[16]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著名社会评论家郭松民在同被称为“范跑跑”的都江堰教师范美忠面对面的辩论中暴跳如雷，甚至不惜攻击和辱骂。节目播出后，很多原本对“范跑跑”大加鞭笞的网友，掉转枪头开始攻击郭松民，并开始称之为“郭跳跳”，而对“范跑跑”很多人开始转变态度，更多以同情和理解。有人评论说，“是郭跳跳救了范跑跑”。
[17]《对不起小姑娘，你被所有的邪恶伤害》，载《南方都市报》，20008年1月9日。
[18] M. 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晔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页。
[19]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国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3-24页。
[20]程党根：《异域中的异样主体之维》，载《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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