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周巍
他喜歡卷福和柯南，覺得建築師也得像他們一樣善於觀察。在何志森看來，只有當設計師變成空間的使用者，才能真正瞭解空間的需求
作為一名城市設計師，何志森沒有太多實質上的建築作品。他曾渴望成為一名精英，有財富、有地位；能設計一座漂亮的房子，讓人看到它就想到何志森。為此，他一心離開父母支教的福建山區，遠渡重洋，一路讀到博士。時常穿著一身黑色，戴個黑框眼鏡，梳著時髦髮型——“有時候我內心還是很挺精英的。”何志森自認不善交流，又害怕孤獨，讀書期間拼命畫畫，只因“畫畫牛的人身邊都有很多朋友”。
讀博士期間，何志森在華僑大學偶然看到一名小販用晾衣杆穿過圍牆傳遞外賣，他驚呆了，設計師絞盡腦汁，結合了美感、安全、協調性，加上各種監控與犯罪控制系統最終建起的圍牆，小販用一根晾衣杆就捅破了。
回到墨爾本，他的研究方向由參數化轉向人文，博士論文是用了四年時間跟蹤一位在圍牆上賣盒飯的小哥。這是何志森第一次遠離畫紙，跟蹤生活。原來除了晾衣杆，小販還可以用盒飯“賄賂”保安進門；可以在每棟宿舍安插一位兼職學生協助運送外賣上樓。原來層層打破設計師空間潛力系統的不是晾衣杆，而是生存壓力排山倒海迸發出的求生欲。他的思想發生了改變：設計師要去理解生活，做出更有包容性的設計。而包容是讓每個人都感受到尊嚴。
擔任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老師後，他開設mapping工作坊，主營“跟蹤”，試圖探尋城市與人的關係。他的跟蹤集中在小販、城管、流浪漢、城中村居民等人物身上，他們不可避免地被劃分為“草根”。這讓何志森想到在山區成長的日子，同樣是與底層的人接觸，他理解並親近。“我內心深處是矛盾的，我一直不知道我到底是以一種精英的眼光去做草根的事情，還是以一種草根的心理去做草根的事情。”前者道貌岸然，後者不願承認。
在二者間的搖擺讓何志森心態開始分裂，跟蹤生活成了與自我和解的一場戰爭。
理解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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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森已習慣了見到建築就與人相勾連的生活方式。採訪約定的扉美術館展出宋冬的作品《無界的牆》，露天的展覽使得路人源源不絕。“因為這個展，附近的社區有了一個公共空間。從前這裡是不讓人進的，現在很多居民就在這裡聊天。這就是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建築。”
在他看來，這是好奇心與觀察力在專業領域的延伸。觀察的愛好源於小時候。何志森的母親在福建一個偏遠的山區支教，從小他便跟隨母親在山裡長大，童年唯一的遊戲就是玩彈珠。長大一點，他就跟著山裡的學生去上課。年幼的何志森聽不懂課堂的內容，只好看著教室內的每個人，他盯著每個人的表情、動作，樂此不疲。
長期下來，他養成一種看到東西就忍不住觀察的習慣。流浪漢在公園怎麼睡覺、小販如何與城管博弈、盲人如何在盲道行走、富人散步的方式是怎樣……他喜歡卷福和柯南，覺得建築師也得像他們一樣善於觀察。
在上海做工作坊的時候，何志森看見哈佛大學的幾個學生調研弄堂空間為什麼這麼有活力，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為什麼這麼多。“我覺得不住進去，不把自己變成當地人，不能夠做這個研究。”他租了弄堂裡的四平米小單間，住了一個月。
何志森每天站在自己的房間門前，定點觀察弄堂裡的人。他發現，每個人每四個小時都會出門一次，上午、下午、晚上各一次，每次出門都超過20分鐘。除此，他還選擇了108個跟蹤對象。何志森跟在他們身後，觀察這些人每天去哪兒，幹什麼，跟誰聊天。最後，他整理照片發現，80%的人出門時手裡都提著一個尿壺。弄堂裡沒有廁所，所以人人都有一個尿壺，尿壺逼迫人們定時倒尿，讓人們從室內轉移到室外，提著尿壺可以聊天，尿壺成了社交工具。
他開始反思城市設計，“我們住在高大上的豪宅裡，一關門就是一個小世界，裡面有客廳，有廁所，有廚房，有健身房，甚至還有卡拉OK，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那一個世界裡。我們坐電梯看到鄰居也不會say hi，甚至鄰居死了我們也不知道，因為沒有交流。現在的設計，把人從外面推到裡面，不像弄堂把人從裡面強迫轉移到外面。我們在大街上走動的時候，因為它的喧鬧擁擠，每一個人都想逃離外面的空間，想回到家。這是我們今天的城市。”
“我一直認為場所不是設計師定義的，而是在生活在使用它的這些人營造的。很多時候我們總是在社區裡貼著什麼髒亂差，但是很多人都沒搞懂什麼是亂。沒有一種混亂是絕對，在每一個混亂背後都有一個看不見的秩序。我們是設計師，我們要去理解這個秩序，把它破譯出來。我破譯的是生活。”何志森認為，作為建築設計師，要理解人與空間的關係，充當媒人的角色，把設計變成實物。
感受尊嚴
◇◆◇
何志森回國開講座，分享對在圍牆上送外賣小哥的研究。他開了二十多場講座，很多學生都問他同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在設計中考慮小販子這樣的群體？
何志森意識到，很多國內的建築學子都誤以為設計是為一部分人群而設計的。弄明白了建築與生活的關係，他認為，最理想的設計是讓使用者在空間內感受到尊嚴，建築設計師最重要的是有同理心。成為教師後，他最想告訴學生，“在設計面前人人平等，建築師的使命是讓儘可能多的人群在自己的作品裡感受到尊嚴。”
廣州花城廣場沒有多少凳子，遮陰處也少，雖然遊客熙熙攘攘，但很少人會停在廣場上歇息聊天。“花城廣場不能讓人產生歸屬感，從一個角度講就是因為使用者感受不到自己被這個空間所尊重，變成一個外來的人，融不進去。”
在何志森看來，只有當設計師變成空間的使用者，才能真正瞭解空間的需求。他組織學生“變成”花城廣場的流浪漢。白天，大家只看到一個流浪漢，過了凌晨12點就看到好多流浪漢，他們像丐幫一樣搶座位和廁所。夜裡，這群人就是公園的使用者。“建築師不是建一座12小時的城市，而是一座24小時的城市。凌晨12點後的現象也是躲在屋子裡畫圖的設計師永遠設計不出來的。每個空間都有很多不同的使用者，作為建築師，不可能滿足全部使用者的需求。但是，兼顧了百分之十比都不兼顧要好。”如果他來設計花城廣場，他會增加一些給流浪漢休息的空間，墨爾本、紐約的公園都有類似的設計。
他現在最想給農村的留守老人和小孩設計一款廁所。他調研的農村廁所只有一個坑，可老人進去，小孩留外面容易被人抱走，兩個人都進廁所又難免尷尬。有時老人直接抱給鄰居家看著，總給人添麻煩。“我想可不可以廁所外面設計一個交流的場所，味道可以隔絕，兼顧安全與交流的功能。”
回國後，何志森一直以揹包客的形象流連於中國各大建築院校，以老師的身份傳播自己的建築理念。他認為，建築設計師不是非要靠設計作品來證明自己，“教學就是我的作品。”目前，他正在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兩門課程。一門是面向本科生的mapping（圖繪表現）課，另一門是以發現市場的美為目的、面向研究生的“美術館的市場”課程。前者有140名學生，後者有9名，後又吸引了12名本科生自願加入。
在學生身上，何志森看到自己播下的種子開出了花。學生為賣冰糖葫蘆阿姨做過設計，他們跟蹤了阿姨三天。第一天先近距離觀察阿姨，瞭解她每個時間點的所在位置，從中理解阿姨對設計師設計空間的使用情況。接下來，學生繼續跟蹤阿姨。在此過程中，學生撞見阿姨和城管之間的對抗，碰到無法上廁所的問題。“因為角色的轉換，建築設計師擁有了同理心，瞭解城市使用者的需求，讓設計的空間更加適合使用者，讓使用者在這個空間內感受到尊嚴。”
跟蹤了好幾年，何志森會想到小時候的故事，母親把社區門前的花圃改造成更適用的菜園，父親在河邊的圍欄上下圍棋。這些非設計專業出身的人卻靈活利用了周圍的空間。耳邊是母親常說的“每個平凡人都有他的故事”，他理解的故事，是每個人被環境激發的生存智慧，它勾連了建築與生活。原來建築的道理母親早就講給自己聽，他一直挾此前行。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47期
文 / 本刊記者 張明萌 實習記者 何鑽瑩
編輯 / 孫凌宇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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