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拍攝過南極、北極的野生動物攝影師顧瑩，用極端的生命體驗方式為我們帶來了地球第三極——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的影像，同南北極的影像相比，這裡展示的畫面顯得更為乾澀和淒厲，然而這就是真實的自然。2014年年底，可可西里申報世界自然遺產工作正式啟動，作為可可西里申遺特邀攝影師的顧瑩，以大量的視頻、圖片給我們展示了那裡的生態現狀。
——編者
Q：第一次到可可西里你看到的情景是什麼樣的？和你想象中的有什麼不同？那裡的生物現在是如何與我們人類的痕跡相互適應的？
荒原、原生態、遙遠的距離……一般來說，這應該是人們對可可西里的印象和感覺。但是，二十幾年前圍繞盜獵藏羚羊話題在媒體上的報道，以及現在川流不息的青藏公路、電氣化鐵路的建設，都讓可可西里變得似乎不再遙遠。
我第一次進入可可西里無人區腹地是為了拍攝藏羚羊產仔，當時對棲息在那裡的藏羚羊生存形態全然不知。車子在荒原上行駛，我們看見很遠處一陣塵土飛揚，隨行的工作人員告知那是藏羚羊群發現我們後絕塵而去，而我當時甚至都沒來得及看清楚它們。
藏羚羊對人類的“草木皆兵”或許源於二十多年前盜獵者對它們的屠殺，使得它們產生了對人類懼怕的基因。所以在後來的隱蔽拍攝期間，我要求自己不能發出一丁點兒聲響。曾經有一次颳大風，把不知哪來的一小塊白色泡沫板吹起來，結果藏羚羊全部嚇跑了。
後來去拍攝藏羚羊遷徙，由於藏羚羊產仔前後不得不兩次穿越青藏公路和鐵路，在可可西里的青藏公路兩側，藏羚羊們卻變得稍稍“膽大”起來，那時它們對人類活動的接受程度就大得多，有時它們也會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在繁忙的公路兩側吃草，這時它們與人的距離會相對較近。這應該也與這些年保護區工作力度加大，人們對藏羚羊保護意識普遍加強有關。
在這裡我要提到一個現象，像電影《我們誕生在中國》中，一廂情願地將動物人格化、進行娛樂化的演繹，比如金絲猴寶寶嫉妒父母寵愛妹妹而“離家出走”、丹頂鶴飛越雪山之巔（世界上唯一可以飛越喜馬拉雅雪山頂的鶴是蓑羽鶴，而不是丹頂鶴）等，這些與野生動物生存法則相謬的敘述，不僅起不到啟蒙作用，還會使人們誤讀動物、誤解動物生存現狀、謬種流傳。尊重動物的野性，就像尊重現代人類社會的法律。
Q：你曾在南極、北極拍攝過大量打動人心的瞬間，但你說：“到可可西里拍攝，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歸宿”，為什麼這麼說？
可可西里拍攝地的平均海拔在5000米左右，比西藏同樣海拔的地區空氣更加稀薄，因為那裡的植被相對更少，所以可可西里大部分都是無人區。也正因如此，讓可可西里成為青藏高原野生動物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在那裡拍攝，需要抗高海拔、高寒的能力與體力，更需要人的熱情與耐力，很多攝影師都承受不了在那裡進行長期的拍攝。我在可可西里也碰到過一些攝影師，但他們大多數只在那裡拍幾天就離開了。
可可西里生態系統脆弱，自然環境嚴苛，不存在開闢成旅遊區的條件。按保護區規定，行駛在青藏公路上的各種車輛都不能擅自開下公路，所以在那裡絕不會遭遇旅遊團或攝影團。可可西里的拍攝條件正符合我的性格，可以讓我全身心投入，甚至忘我。艱苦的環境從來不被我看作是困難，越是艱苦越讓我覺得有挑戰性。走過全世界很多地方，我最終發現可可西里是最適合我的，並且是在自己的國家，在那裡拍攝，既是工作又是創作，有時甚至是一種探險，這是我所喜歡的。
Q：和南、北兩極相比，可可西里的拍攝有什麼特殊性？這些關於可可西里的影像，你更多的是想傳遞什麼樣的信息？希望它們給社會和受眾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影像目前起到了哪些作用？
在“三極”的題材中，相對而言，南、北極都是比較容易拍攝的，那裡聽起來環境嚴酷，但其實組織者安排得都很周密，都是非常成熟的線路，並且有專業的探險公司提供後勤服務。說實話，只要肯花錢，任何人都可以到南、北極去拍攝。但是，可可西里不一樣，那裡是無人區，也是禁區，進入都需要經過管理局批准，拍攝時的一切後勤所需、遇到的困難更多是靠自己去克服和解決。
冰天雪地的南極與北極，人類在那裡肯定不能常態化生存，而那裡的動物也是通過自然的選擇，經過千萬年對環境的適應進化而來。但不是說北極熊與帝企鵝在那樣的環境裡就可以優哉遊哉地生存，當今很多影像都讓人們誤讀了北極熊和帝企鵝的生存現狀，而事實上它們的生存一直都面臨著很大的挑戰。所以，我的南北極影像，就想給人們如實轉述，在屬於它們自己的自然環境下的野生動物生存之不易。
在可可西里，因發展需要電氣化鐵路、公路、高壓輸電線，甚至未來還要建高速公路，這都是那裡的野生動物不得不面對的。可可西里本來不適宜人類居住，是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如今人類喧賓奪主，在自身的開發、開拓過程中往往犧牲了自然生態。我希望自己拍攝的這些可可西里的影像能夠引起人們重視——發展決不能漠視不斷被蠶食的自然環境，如果人類一意孤行，必將自食惡果。目前，我拍攝的資料在可可西里的申遺片中被大量使用，起到了非常有意義的作用。
Q：在可可西里拍攝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態？保護區裡的工作人員日常工作生活狀態是什麼樣，他們和動物之間是怎樣一種狀態？
儘管不在乎困難，但是到無人區拍攝，必要的生存保障需要在動身之前事無鉅細地考慮好、準備好。拍攝藏羚羊產仔是在夏季，要深入到無人區腹地。茫茫荒原的無人區沒有路，一般人想象不到在那裡行路難的情景——處於凍土帶的可可西里，夏季時上面的含水土層融化變得鬆軟，再遇到雨後大片大片荒原都是泥沼，行駛的汽車隨時陷入泥濘難以行進，要靠人力在這樣高海拔的環境中挖，這樣的情況一旦出現，幾個小時，甚至一天都不能動彈。拍攝時，我從早上五點半到晚上九點，每天十幾個小時在帳篷裡不能出來，所有的行為都在帳篷內進行，我會準備一個大塑料瓶和塑料袋為了方便，為減少上廁所次數，我甚至不敢喝水。為了不干擾它們，連續多天我都是睡在車裡的。在拍攝地域周圍，據統計有幾十只棕熊和狼等肉食類動物，它們是維持可可西里生物鏈的關鍵環節，它們的存在可以控制藏羚羊種群數量，保護可可西里的植被不被食草類動物過度啃食。但是，它們的存在對我的人身安全也是一種威脅，並且使得我的飲食受到限制，不能吃有味兒的食物，否則它們就會尋味而來，藏羚羊看到天敵就會逃離，拍攝就無法進行。
保護區工作人員平時的工作、生活都異常艱苦，儘管大部分保護站都是在青藏公路旁，但與城市的距離都相當遠，每一個工作人員不僅不能天天回家，在進行保護區巡護時還要露營在無人區，離開公路就沒有通信信號，遇到困難都要自己克服解決。2016年就發生了在巡護時車陷泥沼、無法聯繫外圍救援，失聯幾天的危險情況。那裡的用水困難，平時只能保證飲用水，沒有洗漱用水。
可可西里目前正在進行申報世界自然遺產工作，2016年，聯合國負責評價的工作人員到可可西里考察，在看到記錄保護區工作人員的影像後被感動得落淚。那裡的工作人員對待工作熱情都很高，對可可西里藏羚羊及其他物種的保護工作非常認真，每年藏羚羊產仔後都會出現被遺棄的幼崽，它們被及時送到救助站得到悉心的照料。工作人員裡有很多人都是在那裡工作了十多年，在和他們的交談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們對可可西里發自內心的熱愛，如果不是這份情感，十幾年在那樣的環境中工作是很難堅持的。我希望通過這些影像，能夠讓更多的人關注他們的工作，也希望國家能為此多投入一些，讓他們的生活、工作條件有所改善。
Q：一個合格的野生動物攝影師應該具備哪些素質、品質？如何在“獲得美麗的影像”和“科學地拍攝”之間取捨平衡？
一說到攝影大部分人就聯想到它的藝術表現性，甚至把它與傳統藝術審美畫等號，很多人都忽略了攝影現代性特徵。攝影在新聞傳媒、商業、科學、社會管理等領域有著不可低估的用武之地，在社會多方面發揮作用，這也是攝影有別於其他藝術門類的最大特點。而今，“美麗”的動物影像早已氾濫成災，舍真求美的動物影像成了動物攝影的主流，其主要目的就是滿足傳統的審美需求，很多野生動物攝影愛好者對“美麗的影像”趨之若鶩，而這種守舊、固化、狹隘的審美是對動物攝影的極大誤解。
這類攝影並不去關注動物的生存狀況，只把動物作為圖式上一個審美的元素，遵從畫意攝影的模式，與野生動物攝影的本質南轅北轍。動物作為與人類在地球上的生物共同體，它們的存在於自然、於生態、於人類生存都至關重要。所以在野生動物攝影過程中，首先是讓動物影像成為一種實證，影像的媒介功能是傳遞信息，一件攝影作品上所提供的信息的效果和質量，可以衡量出一位攝影師的綜合品質。科學既是記錄動物的方法，也引導人們如何正確認識動物。不是單純“美”的動物影像就吸引人，只要用心觀察，全方位記錄它們的生活形態，其影像同樣富於魅力。
我拍攝的《角落裡的生命》中，鮮有追求唯美的畫面。在特定的地域環境下利用鏡頭語言，形成的特定的影像圖式，可以在知識層面上提供一種較新的觀看經驗，並能引導觀眾對野生動物生存環境的認知——睡著的帝企鵝喙上結出冰錐，成年帝企鵝護著幼崽挺立在暴風雪中，還有那幅，儼然屹立的墓碑一樣倒斃在暴風雪中的帝企鵝幼崽……這些都吸引了很多觀眾駐足觀看。
吃苦耐勞、安於寂寞是野生動物攝影師最基本的要求，要有“苦行僧”的精神、專業的知識，以及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與熱情。另外，對野生動物攝影要有一個正確的認知。在這些年的野生動物攝影中，我總結出一個簡單的方法：“偷窺”。不驚擾野生動物，是野生動物攝影師的最基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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