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國內學者對特朗普人格特徵的普遍共識
1.1.1 可能的“自戀型人格”
特朗普上臺以後，做出了一系列“非傳統、非常規”的舉措，包括退出TPP、移民政策從嚴、大規模減稅、貿易“逆全球化”。外界對特朗普褒貶不一，大多集中於批評層面，其中最多的，就是“自戀型人格”。
學界普遍認為，特朗普的自戀型人格是驅動其參加總統競選的主要根源，深刻塑造了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使其在經貿、政治、軍事的理解上與往屆政府多有不同。
按照弗洛伊德在1914年的著名論文《論自戀：導論》中認為，個體在生命的早期都是自戀的，伴隨著個體的社會化過程，應該逐步將這種愛自己的能力發展至愛他人，如果無法把這種源自本能的“力比多”投注到外界客體，這種力量便會積蓄在體內並形成自戀。心理分析專家科胡特同樣認為，自戀源於早年生活鏡像的短缺，如果父母未能在子女處嬰幼時生動地喚醒其對於自身偉岸形象的認知，便會促使子女極度渴求從外界客體獲得肯定與讚揚。 這種自戀行為一旦長期固化為整體性的行為習慣，便構成精神分析學中界定的自戀型人格，按照威廉姆斯的定義，這是個體表現出的不斷從外部獲得認可來維持自尊的一種自然本能[1]。
學界通過對特朗普的傳記類作品和成長軌跡的系統性考察，發現他的問題恰恰源於其幼年孤獨而精英式的教育方式所引致的情感單一和缺失，父母的讚揚和鼓勵是其安全感的重要來源，這為特朗普旺盛生長的野心不斷注入高效燃料，構成其自戀的持續動力，並最終塑造了其通透的自戀型人格。研究發現，特朗普在責任心、外傾性、宜人性、穩定性和開放性五個指標方面的行為特徵都處於極端位置，特別是外傾性已經觸及天際線般的閥值，而宜人性則低得嚴重超標。
美國心理醫學家學會從 1952年起開始研究制訂有關精神障礙的專業診斷標準，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中，自戀型人格被明確作為一種人格障礙的診斷類別。按照該標準，在以下行為表現中，如果五條以上符合，則可以被視為典型性的自戀型人格：
表：自戀型人格評判標準
1.誇大自我: 對成就和天分的過分誇大，往往缺乏相應的成績。 2.幻想症: 認為自己應該擁有無限成功、權力、才華或理想愛情。 3.生來優越: 只能被同質性高的朋友所理解。 4.特權感: 無理由地期望獲得特殊的待遇或自然符合他們自己的期望。 5.渴望得到別人極大的讚賞。 6.缺乏同情心: 難以體味他人的需求、體驗和感受。 7.目中無人: 經常表現出傲慢的行為或態度。 8.在人際關係上剝削他人，甚至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別人。 9.常常嫉妒他人，或者認為他人嫉妒自己。 |
按照上述標準，把自戀型人格的典型特徵與特朗普的諸多個人風貌和行為習慣加以對比，很容易對號入座：
1.誇大自我: 過分誇大成就和天分，但往往缺乏相應的成績
特朗普堅信自己的資產有100 億美元，堅信總統就職典禮肯定來了150 萬人，堅信自己擁有最高的智商，堅信本屆政府總是在制定歷史上最好的政策。
這種自我誇張深嵌於特朗普的精神內核，他所在乎的是獲得一種傾瀉而出的話語快感，而非話語本身是否真實準確。對於自己習慣性的信口開河，特朗普承認，因為“好的表演比說出的話更為重要，所以自己即便在沒有找到合適詞彙的情況下也要說出來”。按照“政治真相”網站的數據甄別，特朗普在競選階段的演講“只有2%的內容是真實的，7%的內容絕大部分真實，15%的內容僅有一半真實，15%的內容絕大部分虛構，42% 的內容是虛構的，18% 的內容簡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2. 幻想症: 認為自己應該擁有無限成功、權力、才華或理想愛情
自戀型人格總會先驗性地在腦中生成一幅持續成功的精神圖景，頑強地將其捧於手中，永遠不允許它凋謝。他們無法接受隸屬於自身的不完美鏡像，當發現瑕疵時，會下意識地選擇不把它界定為問題，或是乾脆把責任推給其他人。特朗普在南卡羅來納州一次競選中自言自語記錄了這種幻想症的極致表現，“我們將會贏下很多，贏到你們都會覺得厭倦，甚至想要懇求我，‘總統先生，求求你了，我有些頭痛，請不要贏這麼多了，這太可怕了’，然後我肯定會說，‘不，我們需要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然後你們會說‘求求你了’，最終我還是會告訴你們，‘不，不，我們會繼續贏下去! ’”在這段愉悅的自我敘事裡，特朗普一頭扎進了自我創造的鏡像，完成了一場酣暢淋漓的演繹。
3. 生來優越: 只能被同質性高的朋友所理解
特朗普自信生而高貴，他的兄弟無法與之比擬，甚至連親生兒子也無法分享屬於自己的榮光。在曼哈頓的經商年代，特朗普對於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鄙視，在他看來，紐約市政府是一個 “充斥著無能和腐敗的糞坑”，只有他以及與他身份相同的曼哈頓商人們才是創造財富的人，是美國精神的真正繼承者。
4. 特權感: 無理由地期望獲得特殊的待遇或自然符合他們自己的期望
“當你已經成為一個明星，你便可以做任何事情。”這是特朗普在成為電視明星之後對於自身的權力定位。按照這樣的邏輯，對特朗普而言，成為總統之後，自己已經可以幻化為上帝。執政以來，他在世界範圍內享受著美國霸權帶來的榮光，在出訪以色列時乘直升機前往馬薩達古城，更要求在出訪英國時坐上女王的 “黃金馬車”，而對美國的多個傳統盟友則肆意指責、不留顏面。
5. 渴望得到別人極大的讚賞
他人的讚賞是自戀型人格的終極追求。特朗普非常渴慕讚賞，這種渴慕不需要區分場合。1999 年在父親的葬禮上，特朗普在致辭的開頭提到，“這是父親人生最為艱辛的一天”，而後便將話題轉向自己，“然而他最為偉大的 成就就是養育了一個頗負名望的億萬富翁兒子”。當所有人都在追憶的時候，特朗普一個人對於父親的偉大遺產 （他自己）誇誇其談。
自就職以來，每逢執政百天、當選一週年、出訪歸來這樣重要的時間節點，特朗普總是會主動對自己所取得的成績大加炫耀。他時刻在等待著他人的肯定，坦承“自己需要全世界的關注和擁抱，這是生命的不竭動力”。為了說明這一點，特朗普曾經在採訪中描述過，當他走進一個巨大的房間，看到人群簇擁自己時的感覺， “我像是一塊磁鐵，把周圍的一切 都吸引過來了。”
6. 目中無人: 經常表現出傲慢的行為或態度
目中無人、自我中心是自戀型人格的核心表徵，這也是特朗普最常表現 出來的人格特質。其著作《做生意的藝術》一書通篇充斥著 “我”、“我們”、“特朗普先生”這樣的字眼。在競選階段，他時常說 出這樣的話，“我實在是太聰明瞭”，“我長得實在是太好看了”，“美國需要一位寫過 《做生意的藝術》的人來擔任領袖”。在執政以後的多次外事活動中，鏡頭常常捕捉到特朗普無視妻子、無視他國領導人，自己立於舞臺中央的情景。
這個世界不是在競選開啟的那一刻突然綻開的。事實上，早在 1987 年，當特朗普第一本成功學著作《做生意的藝術》連續 48 周登上紐約暢銷書榜榜首之時，他就已經為自己的世界建立了一種宏觀而遠大的定義，他在隨後的很多傳記中提及的那些片段———高貴的家庭、兄弟競爭的勝利者、精英般的成長模式、軍校的受訓經歷、華爾街的叢林世界，自發構築了一條偉大而完滿的人生路徑。按照現象學和詮釋學方面的當代權威保羅·利科對於個體 敘事的定義，特朗普對自己過往的歷史存在著一種潛意識的選擇性解讀，對未來的目標則存在著一種美好的先驗性想象，並始終注意將自己的諸多人生敘事糅合為一幅具有和諧性、同一性和連貫性的偉大圖景。
1.1.2 “自戀型人格”的政策影響
在就職後實實在在的政治事務運籌中，特朗普終將發現自己缺乏政治經驗的客觀現實。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自戀型人格的下意識反應是將自己包裹於一個保護罩之中，透過脆弱而敏感的主觀世界向外眺望，時刻注重維護自身的形象和自尊。
特朗普將更加依賴於經商年代對於政治事務粗淺而模糊的簡單判斷，在推行自己認定的理念和政策時變得愈發篤定甚至偏執。
1.1.2.1 堅信安蘭德極端個人主義，以經營公司的方式管理國家
特朗普習慣於將國家看作一個公司，出於其商人本性，他對於市場、利潤、回報等有著本能般的算計，下意識地關注美國霸權的資產負債表和投資回報 率，重視每一份既有制度安排中的權利義務關係，與很多國家自首次雙邊會 晤起就在 “錢”的問題上斤斤計較，近乎偏執地要求美國在任何與外部世界 的經濟關係中絕對不能吃虧。
從一開始，特朗普就絕非簡單盲從孤立主義信條，他所希望達致的只是放棄那些不應有的負債項目、調整那些不對稱的貿易流向、驅除那些不公平的搭便車行為，重塑美國在各項制度安排中的有利位置，為美國的全球義務瘦身，本質上是一種重估而非拒斥，一種平衡而非撤離。
按照其所篤信的安蘭德極端個人主義——“人們關心自己的利益，這是道德生存的本質，沒有任何利他主義存在的必要，從來就不應為任何人做出毫無保留的自我犧牲。”在執政第一年，特朗普先後讓美國退出或擬退出 TPP、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伊朗核協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移民協議，如今國際體系主要領導國嚴重缺乏提供公共物品的意願，全球諸多公共議程面臨窘境，時刻存在滑入“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風險。
1.1.2.2 對往屆政府大肆否定，反智主義濃厚
特朗普的反智主義[2]源於其經商時期對政府束縛的厭惡，在他看來，紐約市政府應該對 20 世紀 70 年代的經濟紊亂負全部責任，當時整個城市陷入債務壓力之中，是特朗普的康拉德酒店改造項目成功地拉動了華爾街商人的投資熱情，使得“曼哈頓重新偉大起來”。在某種程度上，特朗普受到安蘭德主義的影響，認為政府及其公務人員是社會的寄生組織，其所護衛的秩序和傳統不過是延續自身命的一種途徑。
他拒絕向這一群體、價值與生活方式致敬。在競選階段，他寧願兩次更換競選經理，也從未屈從於身邊政策團隊制定的 “政治正確”準則，整個競選綱領的核心最終被迫變為 “讓特朗普做特朗普”。 執政以來，他拒絕接收情報簡報，禁止國家情報局主任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參加國家安全局會議。
反智主義與自戀型人格互為因果、彼此 促進，使得特朗普對於奧巴馬政府時期沿襲下來的既定政策存在先天的“逆反”情緒。長期以來，他堅信左翼的自由主義者和媒體一直試圖摧毀他，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全靠不斷還擊，不斷反抗。執政以後，這種反智主義更是與反制度、反秩序、反傳統等思想傾向自洽地融為一體，在受到各方質疑、批判和注視的同時，特朗普獲得了一種源自“反抗”的快 樂，而永遠不會去思考這份快樂是否正當。
1.1.2.3 非黑即白的二元偏執情緒
自戀型人格習慣於將自身包裹在一個孤獨卻高貴的主觀世界裡，對外部世界作出一個肯定自己和不肯定自己的二元劃分。世界是非你即我、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如果你不是100%順服於我，你將110% 的成為我的敵人。”
在外界看來，特朗普擁有主動尋求敵人的天然嗜好，只有通過確立攻擊對象並將其徹底擊倒，才能凸顯出自身的合法性。
經典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家利益而非國家道德是國際政治的核心。特朗普扶友損敵、愛憎分明，慣於將利益競逐界定為敵我關係，從而以一種道德壓制優越對於國家利益的應有把握。非公平貿易就是特朗普認定的典型性的道德敗壞行為。
在七國峰會上，出於對德國汽車製造業和歐盟會費比例的不滿，特朗普將德國人定義為 “壞人”，經濟齟齬由此上升到道德層面，致使美德關係毫無迴旋空間，默克爾斷然宣佈， “能夠完全信任對方的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過去了，歐洲人必須真正掌握自身的命運。” 再比如，從特 朗普的中東演講來看，他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憎恨是原罪般的。“這並不是 一場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教派、不同文化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是野蠻的罪 犯要屠戮人命，而不同宗教信仰的正直的人們要共同保護人類，這是一場善惡之爭。”
1.1.2.4 政治決策中“小團體”思維
自戀型人格自信生來優越，只能被同質人群所理解。這一屬性通過人事任免和小圈子決策滲透於本屆政府決策的方方面面，特朗普任人唯親現象十分突出，個人秉性是否相融幾乎成為白宮遴選團隊的絕對標準。總統班底剛剛確立之時，軍人、家人、共和黨內的建制派與反建制派勉強能夠共處一室，隨後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多位成員與特朗普政見不合，先後遠離權力中心。決策所涉及的範圍也越來越窄，已經凸顯出小集團思維的運作模式。
對於決策者特朗普而言，在徵求意見之前答案往往已經在心底給出，政治決策不過是自身理念的宣教過程。在總統的思想高壓下，集團內部已經慣於自動形成維護決策者權威的意見氛圍。
決策團體內成員之間的關係越親和，獨立的批評性思考被小 集團思維所取代的危險性就越大，甚至可能導致對外部團體採取非理性和野蠻的行為。例如，在朝核危機、伊核問題等很多關鍵性事項上，白宮常常傳遞出與國務院和五角大樓不一樣的聲音，凸顯了目前總統團隊小集團思維的密閉性。與此同時，這將給利益集團帶來更多的尋租空間，總統本人的剛 愎心態和反智主義很容易造成“特朗普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而其他人知道他不知道”的情況，當前白宮在中東地區和巴以問題上的很多政策都清晰可見利益集團的影子，經過一道道的暗室操作，美國的對外政策制定會更容易受到第三方的綁架。
1.2 對共識的反駁和質疑
1.2.1 “安蘭德主義”的辯證分析
值得肯定的一點是，特朗普幼年式的“精英式教育”確有安蘭德的影子。在社會普遍看來，安蘭德主義是“新型利己主義”的代名詞，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安蘭德，俄裔美國人，20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小說家和公共知識分子。
“理性利己”道德觀是安·蘭德客觀主義倫理思想的核心。具體而言蘭德的“理性利己”觀包括了“理性”和“利己”這樣兩個要素。蘭德認為人若想生存於世就必須進行學習，必須獲取知識，而若想獲取知識，除卻理性則別無二徑。“理性是對那些由其感覺提供的材料進行認知、確定以及整合的功能。其感覺的任務是為其提供存在的證據，但對其進行確認的任務則屬於理性，他的感覺告訴他的只有有什麼東西存在，而那種東西是什麼則只能通過理性獲知。”在蘭德看來，真正的人應該具備發達的理性，按照理性原則來行事，也只有這樣的人才可能成為客觀主義者。客觀主義者在蘭德的語境中就是她所謂的“新知識分子”，理性構成了人存在的本體論基礎。在她的成名小說《源泉》中，蘭德也曾表達過類似的思想:“除了通過自己的心智進行思想之外，人類便無法生存。從最簡單的必需品到最高深的抽象宗教活動，從車輪到摩天大樓，我們現在所具有的一切特徵和我們從中發展的可能都來自於人的單一的屬性——他的理性思考的功能。”
安蘭德認為主要有三種對道德的誤讀使人們背離了真正的道德，走向了歧途，因而基於“理性利己”的立場對它們進行了批判：
（1）對極端個體主義道德觀的批判
安蘭德絕非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從根本上來說她對極端個體主義持極度反感的態度， 稱這種個人主義為“偽個人主義”，認為極端個人主義“不顧他人利益，隨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而真正的個人主義者應該是那種視人本身就是目的的人，在安蘭德看來“作為倫理心理學概念，個人主義認為人應該獨立思考和判斷，評價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自己至高無上的智力。”從這裡，我們再次看到了蘭德對個體理性的強調。只有在理性的證明之下，個人主義才能是合理的。如果客觀主義者持個人主義的道德觀，這並不是因為他相信這是正確的，而是說經過個體理性的慎思、辨別、選擇，他 發現個人主義的道德觀是令人信服的。如蘭德所言，真正的個人主義者與偽個人主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忠誠自己的精神：他拒絕為他人未經證實的主張而犧牲他對事實的感知力、他的理解力和他的判斷力。那就是智力獨立的含義，那就是個人主義者的本質。他以事實為中心，冷靜而又絕不妥協。”
（2）對唯集體主義道德觀的批判
既然蘭德的哲學是從個體出發的哲學，或者說是個體主義哲學，那麼她的哲學不可避免地會與從集體出發的唯集體主義哲學產生衝突。在蘭德看來，唯集體主義道德觀犯了前提性錯誤，即事實上是不存在什麼具體的集體的，集體只是一種抽象性的概念，“事實上，那些群體並不存在，那只是一種形象化的說法”。集體總是由個體所構成的，個體才是確然存在的事實。因此事實上並不存在什麼抽象的集體利益，存在的只是個體的利益，我們所能看到的貌似集體的利益也只不過是個體利益的相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蘭德才會認為個人權利實際上是一個病詞，犯了同義反復的錯誤，在她看來“世界上不存在其他類型的權利，除了個人之外，也沒有其他實體擁有權利。
（3）對利他主義道德觀的批判
在安蘭德眼中，利他主義道德觀的錯誤在於用行動者行為的指向來判斷行為的道德性。這就是說，在利他主義者看來，如果一種行為指向了他人利益的實現，那麼這個行為就是道德的；相應的，當一件行為最終是指向自己利益的獲得時，這個行為就是不道德的，這就是利他主義道德觀的核心觀點。因此，利他主義道德觀堅決反對蘭德意義上的自私德性，而極端強調無私德性。
蘭德對這種利他主義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指出：“自尊的人對其他人類成員的尊重和善意是完全自私的；實際上，他們感到其他人具有價值，因為他們和我屬於同一物種。 他們尊重生命體，也就是尊重他們自己的生命。”行動者“不用讓自己的生活服從他人的福利，他不用為了他人的需要而犧牲自己。”然而如果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顧他人之利益而行動，那麼社會將陷入混亂之中，最終可能只有強者才能獲得自己的利益，弱者在這一競爭中被淘汰。對於這一點，蘭德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這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理性利己”。蘭德除了認為人都是利己的，而且人也必須利己之外，還認為人應該是理性的，按照理性的原則行事。“由於真正利己的人通過理性的指引來選擇目標，而理性人的利益不會衝突，因此，其他人常常從他的行動中受益。”這樣，經由對理性的極度信任，蘭德從理論 上解決了利己與他人利益之間存在的衝突。
安蘭德的政治理念可以被形容為小政府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從這一點上，似乎有些與特朗普的決策小團體性如出一轍。
安蘭德的小說所要表達的目標是要展示她理想中的英雄：一個因為其能力和獨立性格而與社會產生衝突的人，但卻依然奮鬥不懈朝她的理想邁進。
整體看來，美國作家安蘭德是20世紀最富魅力的思想家之一，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理性利己”等同於一般利己主義。
1.2.2 “武斷任性”還是“精幹有為”
毋庸置疑，特朗普是一名政治強人，時時充溢展示自己的強烈慾望，甘願為之付出任何辛勞，往往具有強大的意志力和高效的行動力。
在《做生意的藝術》全書的開篇，特朗普就展示了這種強人本色，“我做事不是為了金錢，我已經遠遠賺夠我所需要的，我做事就是為了能夠做事，我能夠從中得到快樂。”這種 “為了做事而做事”的邏輯，幫助特朗普在執政百天裡簽署了24項行政令、22個總統備忘錄、20個總統聲明和28項提案，是二戰以來所有總統中效率最高的。
透過美國媒體的聒噪，人們其實漸漸開始發現，特朗普展現的外在非理性，與他內在的理性、能幹和機智的特質並不矛盾。他善於運用各種極端情緒和策略進行博弈和談判，這項能力使得他能夠適應並遊刃於與國會的激烈黨爭。
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國會的行政效率大幅提升，眾議院的數據顯示，特朗普上任後158項提案遠超冷戰結束以來的歷屆政府。某種程度上看，這得益於其強人本色彰顯出來的威懾力和決斷力，一份依據專家評定法的調查表明，“精幹有為”是特朗普人格特質的兩大核心維度之一。1.2.3 “愛己”還是“愛國”
自戀型人格往往有利於促成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基於最簡單的道理，愛自己就會愛及關乎自己的一切，自然也包括養育並塑造了自己的國家。特朗普將“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作為自己的競選口號，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確就是那個偉大的愛國者。
他的愛國情結啟蒙於1953 年獲得艾美獎的影片《海上的勝利》，這部影片全景記述了二戰期間美國海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偉大涅槃，深刻地塑造了特朗普那一代青年對於安全、榮譽與美國精神的最初認知。當紐約市在上世紀70年代遭遇經濟危機時，特朗普一意孤行，在一片荒蕪的哈德遜河西岸艱辛開啟了自己的第一個房地產項目，他向那些嘲笑他的媒體保證，自己要 “讓曼哈頓重新偉大起來”。他宣稱要強化校園的愛國教育，在看到 NFL 球員在國歌面前的失當行為時忍不住破口大罵。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大選勝利的葛底斯堡演講中，他誠懇地表達了自己對國家的這份熱忱：“當我看到我的國家陷入劫難，我知道自己無法再選擇旁觀。我們的國家待我很好，我深愛著她，並且應該有所行動。”
拋開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不談，“美國第一”、“買美國貨、僱傭美國人”這些口號字裡行間流露出特朗普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這種情感自始至終在他的體內流淌，毫無矛盾地與自戀型人格一起促進其完成實現自我、服務國家的偉大抱負。在聯合國大會、APEC 峰會上，他對著世界各國政要宣示自己的這種理念，“我將會永遠堅持美國第一，同樣我也希望在這裡的人們堅持你們的國家第一。”在特朗普看來，熱愛自己的國家是執政者的第一美德。
1.3 對特朗普人格特徵的再認識——“商人治國”的危與機
1.3.1 商人治國的“危”
在中國，商人治國的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在成為齊相之前，管仲就是個落魄的而又唯利是圖的商人。《史記》中有記載 ：管仲與鮑叔牙合夥做生意， 往往只出小本，盈利後卻要分大頭。 這種商人的利己主義在管仲成為齊相後被恰如其分地運用到治國安邦上面，具體說來有如下兩方面：
一方面，對內實行富民強國策略。 管仲認為，治國應將富民放在首位。因為民富了，國家就容易治理，強國才有可能。所以，他通過積極鼓勵貿易活動提升商人地位，根據土地的好壞來確定徵稅標準等措施提高人民收入。此外，管仲將簡單的直接徵稅以聽起來更合理的鹽鐵專賣制度取代，並首創官營妓院制度，積極增加國家收入。
另一方面，對外發動經濟戰爭。商人對於利益的追求永無止境，所以當國內財富增長到一定程度後總會把目光轉到外面，期望掠奪更多的資源。不過，他們的這種掠奪並不是依靠武力，而是將“上兵伐謀”發揮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齊桓公欲奪衡山國，管仲巧用衡山善制兵器的特點，利用各諸侯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使列國向衡山國定製兵器而致使衡山國內無人再生產糧食。一年後，管仲又高價收購其他國家的餘糧導致衡山國無糧可食，最終使得衡山國被齊國蠶食。管仲這種利用國際貿易中的供求關係不戰而屈國的事例在中國古代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商戰案例，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讓人歎服。
如此看來，商人治國，對他國而言，或許並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同樣作為商人，特朗普“斤斤計較”表現得淋漓盡致。曾在推特上承認 ：“我做過數以百計的交易，很多時候，我都會利用一下破產法，讓結果更有利一些”。在他的價值觀裡，他認為“這只是做生意的手段，無關個人品德。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使用廣泛的生意手段”。
按照其作為商人治國的邏輯， 特朗普所組建內閣的核心智囊團是以華爾街金融大亨和企業家為主的商人團隊——質疑全球變暖的前美孚集團 CEO 雷克斯·蒂勒森、支持鬆綁金融業法規的前高盛合夥人史蒂芬·努欽、民粹主義者代表史蒂夫·班農、號稱“破產重組之王”的威爾伯·羅斯等。他們共同定下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基調：對內刺激投資，對外貿易戰爭。
1.3.2 商人治國的“機”
嚴格貫徹了“美國利益第一”思想的特朗普治國方案雖然可能給世界經濟帶來動盪，不過，“利益至上”的商人思維，也決定了特朗普在面對重要問題時與往屆側重點的不同。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特朗普想改變這一狀況。雖然此次貿易摩擦將極大影響到中國企業，但其實際執行過程難免大打折扣。要知道，現代社會的企業大多已經成為了全球性企業，很難嚴格去區分企業的國籍和利益歸屬。特朗普只會針對直接從中國進口的產品進行懲罰，所以企業可以考慮通過與他國公司合作，或通過他國子公司等間接方式將產品賣到美國。另外，經過幾十年的製造轉移，美國國內從原材料到零部件的供應鏈很不完善，應特朗普號召而回歸的製造業離不開中國企業的供應支持，對中國產品徵稅無疑增加了美國製造的成本，對美國期望通過製造迴歸拉動就業的初衷極其不利。
[1] 《特朗普行為的根源：人格特質與對外政策偏好》，王一鳴 時殷弘，《外交評論》2018年第一期
[2]反智主義：包括但不限於政治、文化等領域，既是專制者的香餑餑，也是將自由意志踩在腳下之人的好調料。其要義有二：一是對智性(Intellect)、知識的懷疑或反對，認為智性、知識對於人生有害而無益；二是對知識分子的輕鄙甚至敵視。反智主義存在於許多國家、許多文化、許多領域、許多人群和許多層面中，以上任何一條不同，都有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廣義上來講，它是在基於清晰立場和不同思維的基礎上，不同階層或人群中產生的分歧與矛盾的產物，它是對矛盾對分歧的總結，對大眾的思想做出的思考。狹義上來講，在有知識理論有權威界定的基礎上，反智主義即是悖逆真理，違背正義，是錯誤的，是要受到譴責的，是需要權威來正確引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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