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是值得中國人記住的日子。這一天是WHO確定的“世界肝炎日”，而中國是世界第一肝炎大國。
為什麼把7月28日定為世界肝炎日？我們從頭說起。
我們把鏡頭拉到一百年前，二十世紀零零年代，腐朽的清政府搖搖欲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疾疫連年，此起彼伏，更是雪上加霜。時任東北總督的徐世昌有感於中國之積弱，醫學之不昌，立志引進西方醫學教育體系，建一所新式醫科大學。為此，他劃地撥款引進海外人才。1910年1月，英國傑克遜醫師(Arthur Jackson)應邀來到奉天。他來的太不是時候，當時中國國士無雙古今第一名醫伍連德也剛到奉天不久，為的是對付一場發生於東北的浩劫“肺鼠疫”。傑克遜顧不上學校籌建，奮不顧身地投身於肺鼠疫的戰鬥中（要知道，肺鼠疫的傳染性極烈，死亡率近百分之百）。果然他中招了，當月就倒在抗疫一線，像白求恩一樣死的壯烈，“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清政府撥銀一萬兩為撫卹費，但英雄的母親卻將它全部捐給了籌建中的醫學校。
這所大學，就是奉天醫科大學，1912年正式成立，是東北現代醫學的濫觴。它成立之初，就與傳染病和犧牲連為一體；這是人類的命運，也是醫學的使命，無數的醫生為了抗擊傳染病（瘟疫）付出了畢生的心血乃至生命。
伍連德控制了史上第一烈性傳染病肺鼠疫後，東北暫時歸於平靜。奉天醫科大學的一位來自日本的兒科教授發現，當地兒童中流行一種黃疸病，為日本所少見。他非常困惑，這病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呢？他若是日本皇漢醫學的傳人，自然不會有此困惑，望聞問切一番，總能自圓其說。其時，明治維新已經半個世紀了，皇漢醫學早已衰落，這個教授自然是一位西醫。當時的西醫已形成這樣的共識，幾乎所有的傳染病都是細菌或病毒所致。他採集病人的血液、大小便，進行培養，想找出可能的致病菌，卻一無所獲。因為這類病人多數白細胞減少，他又懷疑是一種特殊的“黃疸病毒”，用老鼠、兔子做實驗，也沒有結果（我們現在知道，乙肝病毒只感染人類和黑猩猩等靈長類，難怪他培養不出）。
後來日本學者發現，臺灣（日佔時期）和大陸一樣，肝病發生率和肝癌死亡率也異常的高。肝病和肝癌似乎獨愛華人，被稱為“華人的魔咒”。日本和臺灣的醫學家們對此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對肝炎的病因一無所獲。
20世紀40年代，美國發現一種肝炎（乙型）能通過血液傳播後，世界各國，尤其英美德日的醫學家越來越傾向於肝炎是病毒所致，但苦苦尋找20多年，也毫無所獲。與中醫望聞問切幾分鐘就輕鬆搞定辨證相比，現代醫學要確定一個疾病的病因，真的是太困難了，20年算不得什麼，有的病因要幾千年才搞清楚。
肝炎病因的發現是一個無心插柳的結果。
巴魯克.塞繆爾.布隆伯格（Baruch Samuel Blumberg，1925－2011），是一個不安分的美國海軍軍官，戰後復讀大學，先學物理，再研數學，最後改攻醫學。在其醫學院三四年級時，就完成了一項關於不同人種感染絲蟲後發病程度不同的公共衛生研究。1955年，他在英國牛津攻讀了生化博士學位，對人類學及生物的多形性很感興趣。布隆伯格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到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NIH）工作。美國的肝炎病人很少，布隆伯格起初對肝炎並無興趣。他感興趣的仍然是讀博期間的困惑：為什麼感染同一種傳染病，有人不發病，有人卻病得十分嚴重？是不是遺傳體質的不同？這種不同能不能從各種血漿蛋白中找到答案？
中醫是不會有布隆伯格的困惑的，因為答案顯而易見：有人正氣存內，所以邪不可幹；有人正氣不足，所以正不敵邪嘛。
布隆伯格沒那東方智慧，只好用笨方法。他收集來自全世界各地不同人種的血清，對蛋白進行千變萬化的組合比對。結果意外發現，來自澳洲土著的一些血清與紐約血液中心的一位血友病患者的血清發生了反應。血友病需要常年反覆的輸血，體內含有多種針對異體血液的抗體；換言之，澳洲土著的血液中含有一種未知的抗原。布隆伯格猜測，這個抗原可能與白血病有關聯。這一年是1965年，布隆伯格發表了他的新發現，命名其為“澳洲抗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乙肝“澳抗”。
1967年，布隆伯格發現“澳抗”與血清性肝炎有關而不是白血病。緊接著1968年，美國普林斯和日本大和內一夫同時發現，在乙型肝炎患者體內可以找到澳洲抗原。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和實驗室連續跟進，乙肝病毒的真面越來越清晰了。1970年，英國科學家丹恩（D.S.Dane）給這個病毒畫了個超超級現實主義的素描：直徑42nm的圓球形顆粒，外層是蛋白質外套，內層是核心蛋白和DNA。1971年，澳洲艾米達（J.O.Almeida）發現乙肝核心抗原。1972年，瑞典科學家馬格尼爾斯和艾司普馬克發現E抗原。至此，乙肝的病因完全被揭示了。追根溯源，是Blumberg打開的乙肝病毒的新世界。他因此獲得1976年度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為了紀念他的殊勳，2010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以他的誕辰7月28日作為“世界肝炎日”。
搞清楚了病原，人類針對乙肝的聖戰正式揭開序幕。因為是病毒，我們缺乏直接殺滅的武器，首選的顯然是預防，即中醫的古老智慧“治未病”。不過西醫並沒有求助於三伏貼或養浩然正氣之類的中醫神術，而是求助於疫苗。
早在1796年，英國醫生琴納就發明了牛痘疫苗，這個疫苗消滅了荼毒人類幾千年的惡魔天花，可謂古往今來的第一“神藥”。但那時既不知道病毒，也不知道牛痘預防天花的所以然，所以它的成功是不可複製的。
19世紀末，隨著微生物學的發展，科學巨匠巴斯德（Pasteur）和科赫（Koch）在細菌分離培養技術的基礎上，用物理、化學以及生物學方法獲得了減毒菌苗（炭疽疫苗、狂犬病疫苗等），開啟了實驗免疫學的時代。1890年，德國Behring和日本北里柴三郎用白喉外毒素免疫動物時發現，被免疫的動物血清中有一種能中和外毒素的物質，白喉抗毒素被發現。之後，相繼發現了凝集素、沉澱素等能與細菌或細胞特異性反應的物質，統稱為抗體；而將能引起抗體產生的物質稱為抗原，從而確立了抗原和抗體的概念。
到了20世紀60年代，微生物學和免疫學已經高度發達，以疫苗預防乃至消滅傳染病早已不是高科技。布隆伯格發現澳抗後，測得其是不含核酸的病毒亞單位顆粒，他立刻想到，如果把它提純做成疫苗，很可能預防乙肝。他以乙肝帶原者血液中分離出來的澳抗作為乙肝疫苗成功申請專利。然後和製藥巨頭默克公司合作，進行疫苗臨床試驗。默克公司把這一光榮而又艱鉅的任務交給紐約大學的疫苗泰斗克魯格曼。當時製作疫苗的方法一般是進行體外組織培養或動物接種。但乙肝病毒很特殊，除了人外，只感染黑猩猩和長臂猿等瀕危動物，兔子和老鼠沒用。因此，只能從人的血液中提取。克魯格曼最終找到了提取乙肝病毒次顆粒的方法，是一種土得不能再土的方法，“煮血漿”，把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清加熱到攝氏97度，就能殺死病毒，留下抗原，這就是最早的乙肝疫苗。這個疫苗選擇了威羅布克地區一家乙肝感染率極高的育兒院裡的智障兒童作為試驗對象，獲得初步成功（這個試驗倫理學有得一爭）。1980年，再在紐約一千多名同性戀者中試驗成功。幾乎同時，法國巴斯德製藥廠的乙肝疫苗也在非洲兒童和高危人群如醫護人員、透析病人和病毒所研究人員中試驗成功。
此時，在乙肝最高發地區之一的臺灣，有一群肝炎學者正在密切關注著乙肝疫苗的最新進展。乙肝疫苗臨床試驗一獲得成功，他們就立即著手臺灣的臨床試驗。而在此前，他們已經取得了系列世界級的研究成果，其中以畢思理（R.Palmer Beasley，1936-2012）為代表。
畢思理本是美國華盛頓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1970年代到臺灣最初是研究麻疹的，發現臺灣乙肝如此之多，遂轉而研究乙肝。他和臺灣榮總和臺大等醫院的肝病專家合作，進行了一系列卓越的引起世界矚目的流行病學研究。首先明確了臺灣乙肝主要是經過母嬰垂直感染的，且感染髮生在生產時。其次，進行了試圖以乙肝免疫球蛋白阻斷垂直感染的雙盲臨床試驗。這個試驗第一次歷時三年而以失敗告終。第二次改為出生後48小時內注射，結果發現，注射一劑的保護率為41.3%，注射3劑為71.7%，而安慰劑組的沒有保護作用。第三個是納入22707人的長達9年多的追蹤研究，證明了乙肝可以導致肝癌。這三個成就任一個都足以垂名醫學史。
當乙肝疫苗試驗成功的消息傳來，畢思理想搞清楚一個問題，乙肝免疫球蛋白的保護率只有71.7%，應該給予疫苗；但是，是不是疫苗就夠了呢？是不是仍然要用免疫球蛋白才能徹底阻斷母嬰垂直感染呢？這個問題必須用臨床試驗來回答。
臺灣要做乙肝疫苗試驗的消息一傳開，立馬引起軒然大波。媒體口誅筆伐，“洋人拿臺灣人作試驗品”“把臺灣小孩當天竺鼠”等等；即使在醫學界，從兒科到免疫專家到倫理學者，也是一片反對聲。這種盛況我們太熟悉了，“黃金大米”試驗的風波剛過去不久。幸而，臺灣挺過了這個輿論危機。有臺灣“科技教父”之稱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李國鼎一聽畢思理的介紹就立刻意識到這個試驗對臺灣刻不容緩的重要性。在他的鼎力支持下，臺灣兩個小組同時開展試驗。其中，榮總醫院小組由院長羅光瑞領銜，他頂著輿論風暴的壓力，做好失敗就坐牢的思想準備，和肝病專家李壽東等首先在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身上打了試驗疫苗。這種為了人類長遠的健康事業而不惜犧牲個人的精神正是傳說中的神農精神，我們在現代醫學發展史上已經屢見不鮮了。在大陸，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檢驗科生化室陶其敏主任早在1975年7月1日，就緊跟在美國後獨立研製成功我國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命名為“7571疫苗”。她也是在自己身上第一個做試驗的，她也不愧神農的傳人。
臺灣兩個小組得出同樣的結論，畢思理搶先於1983年11約12日在《柳葉刀》上發表了論文，這篇論文成為乙肝的經典論文。它的結論是：對於高危新生兒，單給予免疫球蛋白（被動免疫）只有71%的保護率；單給予疫苗（主動免疫）也只有75%；兩者結合可提高到90%以上。這個結論確定了阻斷乙肝母嬰垂直感染的標準方案，從此流行全世界，惠及億萬新生兒。畢思理曾說：“如果乙肝病毒能像天花病毒般，在人類中絕跡，我將死而無憾。”雖然乙肝尚未消滅，畢思理也足以名垂青史了。
臺灣總人口乙肝感染率曾高達70%-80%，帶原率15%-20%。1983年的乙肝疫苗臨床試驗後，1984年臺灣開始對攜帶者孕婦所生下的新生兒進行乙肝疫苗接種；1986年度即開始對所有新生兒接種，是世界上第一個這樣做的地區。十年後，1996年，臺灣兒童乙肝帶原率降到1%以下（此時，中國大陸的全面乙肝疫苗接種剛剛起步）。以此為基礎，1997年6約26日，臺大兒科教授張美惠領銜完成了一項臺灣兒童肝癌的大型流行病學研究：1974-1984年間出生的兒童，肝癌發病率為0.52/10萬；全面接種乙肝疫苗後的1984-1988年間，降為0.13/10萬。這一成果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是人類醫學第一次證明，可以用疫苗來預防癌症。
對乙肝的卓越貢獻是臺灣引以為榮的公衛之光，曾任副總統的陳建仁高度評價：“如果只能選一項臺灣在全球醫藥衛生髮光發熱的典範，我會選擇發生在1970年代，直到現在仍然受到國際重視，由政府與民間攜手對抗乙肝的聖戰，它是真正璀璨的臺灣之光。”
現代醫學從未稍停過前進的步伐。血源性乙肝疫苗問世不久，就陷入艾滋病危機。八十年代初，死亡之神艾滋病突如其來地降臨美國，沒人知道這是什麼病，從何而來。血源性乙肝疫苗因為來源於感染者的血液，理所當然是重大嫌疑。默克公司面臨空前危機，決策者以非凡的洞見力，靠轉基因技術而成功化挑戰為機遇，不僅度過難關，而且打出乙肝疫苗的一片新天地。
轉基因的理論基礎是分子生物學，雖然博大精深，卻是非常年輕的科學，始於七十年代。簡單說，轉基因是用精準的剪刀剪切一段目的基因，轉接到作為載體的生物細胞的DNA上，通過載體細胞的繁殖進行蛋白質的表達。這個類似於借腹生子的高科技對中國人而言是恐怖的技術，人們普遍相信，轉基因食物會導致“不孕不育”（知名主持人言論），會“亡國滅種”（紅二代言論），必須要“試吃三代”（功勳良心科學家言論）。然而，轉基因在醫學上的應用早已遍及人間，吃進去或注射進去的轉基因藥物（比如胰島素、促紅素、干擾素、各種疫苗等等）不知其數。若說滅種，注射的比口服的厲害得多，已夠滅幾個回合了。
羅伊.瓦傑洛斯（Roy Vagelos）博士時任默克研發部主任，他先後與加州大學的William J.Rutter和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Ben Hall合作。成功將乙肝病毒基因中表達表面抗原的一段剪切下來，轉到酵母菌的DNA上，通過酵母菌的瘋狂生長而大量生產出乙肝表面抗原，這就是轉基因乙肝疫苗。轉基因乙肝疫苗與血源性疫苗相比，具有無比可靠的安全性和大規模生產的可操作性。它立刻就取代了後者。
中國乙肝疫苗的研發也一直在艱難進行。1975年北大人民醫院陶其敏主任研製成功血源性乙肝疫苗；1986年開始小量生產。轉基因（基因重組）乙肝疫苗也進行了研發，卻始終因未能掌握核心技術而未付之大量工業化生產。作為世界第一乙肝大國，引進乙肝疫苗成為關乎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1988年，中國政府派出代表團與默克公司談判引進基因重組（轉基因）乙肝疫苗技術。默克一開始打算出售疫苗給中國，發現當時的中國老百姓無法承受其價格後，只好轉讓技術，但價格一再壓低也達不成共識。最後，總裁瓦傑洛斯拍板以700萬美元的底價轉讓給中國，並免費負責培訓中方技術人員，不賺取一分錢的專利費和利潤，相當於是白送。這種行為，公司的創始人喬治.默克有一段話可作為註釋：“我們要永遠銘記：醫藥永遠是為人而不是為了利潤，利潤是隨之而來的；如果我們一直牢記這一點，利潤就不會不出現。”這種精神完全可比之於白求恩的純潔的高尚的脫離低級趣味的國際主義精神，而從救人的數量來講，則千萬倍勝之。
經過四年的培訓和安裝後，1994年中國開始大規模生產轉基因乙肝疫苗。中國兒童得到全面的免費接種。根據國家數據，2006年我國人群乙肝表面抗原攜帶率為7.18%，與1992年相比下降了26.36%，其中1～4歲兒童為0.96%，下降了90%。1992-2006年，全國預防了8000萬人免受乙肝病毒的感染，減少了近2000萬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攜帶者，減少肝硬化、肝癌等引起的死亡430萬人。2012年5月，中國正式通過了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的認證，實現將5歲以下兒童慢性HBV感染率降至1%以下的目標。這是我國公共衛生領域的取得偉大成就，雖然與臺灣相比晚了十年。
晚十年的差距或許可以為下面的事實做一註釋。2017年10月18日，國際權威醫學期刊《科學• 轉化醫學》（Science Translation Medicine）發表了一篇來自新加坡和臺灣科學家小組的重磅封面論文《臺灣和亞洲地區的肝癌與馬兜鈴酸及其衍生物廣泛相關》，該期刊官網封面赫然題詞“一種草藥的陰暗面（the dark side of an herbal medicine）”，引發醫界尤其是中醫相關界的廣泛爭論，影響之大，尤勝於龍膽瀉肝丸事件。該論文出示了一組非常吸睛的數據：世界各地肝癌標本中顯示AA（馬兜鈴酸及其衍生物）相關的基因突變特徵的比例差異非常之大，中國臺灣98例中有78%、中國大陸89例中47%、韓國231例中13%、日本477例中2.7%、越南26例中19%、其它東南亞國家9例中56%、北美209例中僅4.8%、歐洲230例中僅1.7%。其中，臺灣的78%和大陸的47%這兩個數據非常顯眼。兩岸同文同種，中醫文化都深入人心骨髓，為什麼差異也這麼大？難道臺灣人更熱衷於吃中藥？事實上可能是因為臺灣的乙肝控制比大陸好得多，根據臺灣衛生署和中國衛計委的數據，2017年臺灣全年乙肝發病僅33例，大陸是1001952例，1：3萬，遠遠高於人口之比。假如馬兜鈴酸導致肝癌最終被確鑿證明，那麼，乙肝控制住了，中藥卻沒有控制好，這個結果是很好理解的。
乙肝仍然是當今中國發病人數第一的傳染病，自1994年以來，25年過去了，約有5億新生兒注射了轉基因乙肝疫苗；這還遠遠不夠，真要消滅乙肝，總要經過三代人才行吧。
作為對比，我們不禁要問，面對中國第一傳染病乙肝，中醫又有何作為呢？
嗯，我們看看權威的中國乙肝指南吧。在預防（治未病）一節，我們看不到中醫一個字；在治療（乙肝治療也是日新月異，但本文不得不忍痛割愛）的長篇大論中，有一句話評論中醫藥曰：“中醫中藥治療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國應用廣泛，但多數藥物缺乏隨機對照研究，其抗病毒療效尚需進一步確認”。意思是說，雖然迄今未有任何證明，但希望還是存在的，中醫尚需努力，說不定在乙肝聖戰的下一場戰役中大放異彩呢。
在對乙肝的“聖戰”中，全世界的醫學家通力合作，充分體現了科學和人道的最高精神。戰局的扭轉首功歸於直接注射進人體的轉基因疫苗，是恐懼轉基因，還是恐懼乙肝和肝癌呢？對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問題。而追根溯源，這場“聖戰”實始於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發現。我們應該記住發現者Blumberg的名字，和他的生日，7月28日。
（注：7月28日也是我的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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