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在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時，不妨多一些寬容，多一些溫度，多一些餘地。這是政策的善意所在，也是世道人心所向。
《北京市促進慈善事業若干規定》修改稿日前開始徵集市民意見。其中，修改稿首次就“個人求助”制訂相關內容，市民個人通過廣播、電視、報刊以及網絡服務提供者、電信運營商等平臺發佈求助信息的，信息發佈個人對求助信息的真實性負責。修改稿同時明確，平臺可有序引導個人與慈善組織合作，但是個人不得以個人求助的名義變相開展公開募捐。
《北京市促進慈善事業若干規定》施行於2014年1月1日，儘管在實施僅兩年半後即啟動修訂，但政策法規修訂貴在適時。一者，《中國慈善法》已於2016年9月1日正式頒佈，地方法規當然應該與上位法保持一致；再者，近年來慈善公益領域發生了許多變化，亟待政策法規迅速跟進。以互聯網募捐為例，北京地方法規之前沒有相關規定，此番修訂，必然會涉及到此。
不過，這一次北京市修訂《北京市促進慈善事業若干規定》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並非因為修訂太過頻密，而更多是因為其在涉及“個人求助”“個人募捐”的問題上，做出的一些禁止性規定，再度觸動了公眾敏感的神經。
人們看到，修改稿依然延續《慈善法》的立法精神，對“個人求助”開了口子，規定市民個人可以通過各種平臺發佈求助信息，並釐清了求助人及平臺的責任，即個人對信息真實性負責，平臺要進行必要審核與風險提示。這一規定，與《慈善法》對個人求助的開放式規定一脈相承，均給個人求助留下了空間。至少就此而言，慈善並不禁止個人求助，體現了人性化的立法思維，值得充分肯定。
只是，稍有不同的是，修改稿也規定，“平臺可有序引導個人與慈善組織合作，個人不得以個人求助的名義變相開展公開募捐”。這也意味著，此前為個人求助開的“口子”，到了這裡，仍將被引流到慈善組織，對於個人而言，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不得募捐”。
這樣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首先，明確平臺有責任引流個人與慈善組織合作，等於堵住了個人通過平臺求助的渠道。很簡單，沒有一個平臺敢“自行理解”政府規章的規定，儘管只是寫了一個“可”，到了實施層面，恐怕就會變成“必須”。這一規定，也必然會對已有的被准許“個人求助”的內容形成擠壓，並導致其名存實亡。
其次，個人不得以個人求助的名義“變相”開展公開募捐，這也會產生一個如何理解、如何解釋“變相”的問題。儘管這一條款的初衷，或許是為了堵住那種濫用愛心的做法，但法律法規規範的應該是常態化的高頻率事件，而非小概率事件。當下社會，不排除會有一些詐捐行為，但客觀而言，相較於巨量的個人求助事件，詐捐還遠沒到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如果因為封堵詐捐而堵死了民眾個體求助的道路，並不可取。
從概念看，“個人求助”與“個人募捐”的邊界是清晰的。個人求助意在“利己”，是以自己的名義向社會求助；個人募捐則是意在“利他”，是為救助他人而從事的慈善活動。但在現實中，確實存在一些模糊之處，比如朋友圈的轉發、眾籌等等，均因為參與主體眾多，而使得“利己”與“利他”的邊界變得模糊。而隨著捐助鏈條的延長線越來越長，“求助者”可能會發生變化。
此外，使用“不得”等禁止性表述方式，恐怕也會傳導給社會一個錯誤信號，那就是個人求助將被禁。這顯然與這一規定的立法初衷是相違背的。
我們這個社會，儘管看上去愛心氾濫，但在很多角落、在城市的暗夜裡，仍有很多無助的個體在哀哀哭泣。既然政府的保障救助體系還不能完全把這部分貧弱者管起來，則社會民眾之間的相濡以沫，往往就成為希望所在。也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時，不妨多一些寬容，多一些溫度，多一些餘地。這是政策的善意所在，也是世道人心所向。一竿子都堵死，固然簡單，但卻可能會灼傷社會的集體，到頭來仍是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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