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心情一直不錯：父親節、端午節、世界盃足球賽、暑假……對於一個教師球迷來說，那是“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到洛陽”的興奮。
然而，世界盃開幕前一天得到消息：河南信陽鄉村女教師李芳勇救學生不幸殉職。心裡一直鉛雲般沉重。看著足球賽，也常常忽然記起李芳老師的微笑。
到明年5月份，李芳老師就50歲了。知天命之年還在董家河鎮謝畈小學堅守三尺講臺，已經殊多不易。而1989年畢業於原信陽師範學校，意味著明年暑假教齡也到了三十年——她可以享受退休工資100%，可以拿到教齡津貼，可以得到專門向農村教師發放的榮譽證，可以自動申請離職退養……然而，李芳老師似乎沒有想過上述的一切，幾十年如一日地“愛護學生，團結同事，服從領導，勤懇工作，無私奉獻，教育教學成績突出，受到學生家長及同事一致好評”。我想，親屬之外，最難過的莫過於那家小學的領導與學生家長，李芳老師之於那家鄉村小學的重要性，不下於朱婷之於中國女排，馬龍之於中國男乒。有弟子們的淚水為證，有同事與家長的口碑為證，有億萬網友深情款款的留言為證。
據中央電視臺、新華網、光明網等媒體報道，李芳老師面對失控的摩托三輪車，說出了平生最後五個字：“孩子們，有車！”她一邊大聲呼叫學生避讓，一邊衝上前去用自己的身體護住學生，並奮力將學生推開，自己卻被失控的車輛撞倒……
二十多年來，筆者考查了諸多名人與普通人的最後一句話，發現從古至今，沒有比一個人的“謝幕”再能說明他的三觀與個性，也沒有比作為臨終遺言的“臺詞”更能夠凝練地概括人們畢生的訴求。例如，被宗教裁判所判為“異端”而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的意大利天文學家布魯諾，面對熊熊烈火從容地說：“我是為殉教而死的。我的靈魂將隨著煙霧飛向天堂。”——天堂是永恆的光明所在，他心靈與真理的大幕不會隕落。渾身是詩、一生如話劇的真共產黨人瞿秋白，於1934年6月18日在福建長汀中山公園就義。在前往刑場的一公里多的路途中，他手挾香菸，顧盼自如，路遇一失明乞丐，回眸凝視，仍眉頭緊鎖，充滿不忍之表情。到達刑場後，瞿秋白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很好！”飲彈灑血，年僅36歲。1946年7月11日晚11點，民主鬥士李公僕先生被國民黨特務用美製無聲手槍擊中直至昏迷。次日凌晨三點多，呼吸艱難的他對周圍的人斷斷續續地說：“一多呢？呵，快……告……訴他，不要讓……他……出……來，……要他……保……重……”這交織了囑託與憧憬的謝幕是是用血寫的，更是用血“演”的，它的特點在於無法模仿。
重要的是，筆者發現，人之將亡，其言也真。人生最後的那句話，紮紮實實是發自內心，“來不得半點虛偽”。李芳老師同樣印證了這一點。可以說，她的“孩子們，有車！”的遺言與捨身救護學生的舉動，活活是面對死亡的條件反射，是本能與本色的外化。而這種本能是一貫把學生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的“習慣成自然”，是人品的必然彰顯。
這幾天，筆者多次端詳了深度報道配發的李芳老師的生前照片，只覺得她的目光裡充溢著特有的堅毅與清澈。“相由心生”，這是許多年師德教育的結晶，是堅守為師底線、做人底線的“戒定慧”，更是對於“條件如何反射”的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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