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是中國最為屈辱的一段歷史，喪權辱國的各種條約讓國人受盡了剝削和壓迫。同時，這也是一段最為振奮人心的鬥爭史，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族將會重新崛起。
重慶，作為中國內陸城市，原本是遠離外國列強的侵略，但是因為其作為西南經濟中心以及水陸交通樞紐的地位，很快就成為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盡相爭奪的目標。而最為集中的體現就是，在列強們的強壓之下，重慶不得不選擇開埠（bù），也就是設立外貿口岸。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就通過戰爭的方式，逼迫中國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讓他們能夠在中國取得更多的權益，包括開放口岸、通商貿易、設立使館、租地建屋等等。
起初這些條約還僅僅限定於沿海和長江中下游一帶，而隨著西方列強的野心不斷擴張，同時也為了應對資本主義世界所爆發的經濟危機，中國內陸就成為了他們新的突破口。
1875年的“馬嘉裡事件”成為了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內陸的關鍵。事件經過是這樣的，1975年2月，英國陸軍上校柏朗帶領一隊武裝人員從緬甸闖入雲南，而作為英國駐華使館翻譯官的馬嘉裡也從北京趕來協助這支隊伍。
馬嘉裡一行四人先行探路，當他們行進到蠻允（現在叫芒允）的時候，遇到當地人的阻攔。馬嘉裡飛揚跋扈，開槍打死了一名當地群眾，隨即引發當地人的奮起反抗，馬嘉裡一行四人當場斃命。
這一事件也正好讓英國方面能夠借題發揮，英國公使威妥瑪與清政府進行了談判，提出了“允許英國派專員在雲南大理府駐居，而四川重慶府也一樣”的條件。
1876年，中國和英國簽訂了《煙臺條約》，但是清政府以“川江峽灘險阻，輪船萬不能行”為理由，暫時拒絕了在重慶開通口岸的要求。不過，《煙臺條約》已經讓英國在重慶派駐專員，雖然沒有領事的頭銜，可是實際上和領事沒什麼區別。
拖延到了1883年，立德樂，這位被稱為“最早進入重慶的洋人”，先是搭乘輪船，之後改乘木船，經過40天的航行抵達了重慶。
這一事件讓英國再次向清政府施壓，迫於英國的壓力，清政府在1890年3月簽訂了《煙臺條約續增專條》，重慶成為通商口岸。到了1891年3月，重慶海關在朝天門附近開始徵收關稅，重慶開埠的歷史正式展開。
不過，在一段時期內，清政府依然不允許外國的輪船駛入重慶，而且日本是被排斥在通商國家之外的。直到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海戰，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讓日本取得了在重慶的開埠權，同時也允許日本輪船行駛到重慶。而根據最惠國待遇（無歧視待遇），其他的西方列強國家也可以享有相同的權利。
開埠之後的重慶，成為了外國資本主義列強掠奪資源、傾銷商品的入口。憑藉著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獲得了更多的利益。除了朝天門之外，長江南岸也成為了外國列強關注的焦點。
這主要是因為南岸擁有天然的港灣和碼頭，對於通航而言具有更多的優勢。至今，南濱路上依然留存著很多當時所建的洋行、工廠舊址，而這也成為了如今南濱路上獨特的景觀。
重慶開埠本應該是一件好事，不過因為西方列強完全以利益為目的出發，所以給重慶帶來的更多是傷害。而在這其中，也還是有少許有利的發展。
一位名叫鹿依士的美國傳教士來到重慶，在曾家巖的一片土地上創辦了“求精學堂”，也就是現在的求精中學。同樣在這一時期，英國倫敦基督教公益會也創辦了廣益男校，其後數次更名，最終搬遷到南岸區黃桷埡，定名為廣益中學。廣益中學和求精中學如今已經是重慶名校，而它們也算是重慶新式教育的開端了。
而現在，重慶同樣是西南地區的重要的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並且以一種更加開放的姿態來迎接世界。相較於此前被迫的開放，重慶現在則是主動積極地在尋求更廣闊的發展。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港口，在高鐵、高速公路、機場這些現代化交通上，重慶也有著長遠的規劃，並且很多都已經付諸實踐。而重慶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設立，讓更多的項目落地，投資也能夠順利引入，為重慶的發展帶來新鮮血液。歷史上的開埠和如今的開放，重慶一直都走在時代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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