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有大約3萬華人穆斯林（大多數是回民，少數是改宗者），他們中大多數是從廣東廣州、肇慶等地遷徙而來的，其中有部分人甚至同時有著“港澳”的共同記憶。由於身處廣東文化圈，內部通用粵語，他們內部有一個綽號——這個綽號現今存在於老年人之中，即為“教門佬”，因為他們信仰伊斯蘭教，舊時稱之為“清真教門”。
在遷移的過程中，他們的經歷既反映出在1930年代以來與廣東人在“過大海”（廣東人把去港澳地區稱之為“過大海”，後期直接引用為從香港到澳門，或從澳門到香港）中相類似的命運，也反映出他們是怎麼樣在香港傳承自己的文化，溝通粵港澳三地的歷史。
這些“教門佬”大多數都有強烈的家國情懷，以祖國為榮。
1937-1945：苦難的遷移
“你要問我對於廣州有沒有什麼印象，老實說真沒有，因為我出生沒多久就是抗日戰爭，那個時候日軍進攻廣州，為了保護我們一家老小，父親就抱著我，和阿爺太太（廣東回民，尤其是出身旗籍的回民，把奶奶稱之為太太）媽媽一起逃到澳門避難。”
年過八旬的保慧賢哈芝太（哈芝太是指香港對於女性穆斯林到過麥加朝覲者的稱謂，是因為香港習慣把年長女性稱為“太”）對筆者回憶起父親保宗器醫生（1913-1999）是怎麼樣遷居澳門。
1937年開始，日軍開始瘋狂攻擊廣東省的一些城市，最典型的便是韶州（今日的韶關）與廣州，大批同胞不幸罹難。由於廣東回民整體反日，日軍與漢奸便對這些回民進行殘酷的報復，在廣州有一些回民被炸死，甚至被日軍用刺刀殘忍殺害，有些回民女性被敵軍集體強暴，引發回民群眾的極大抗議，一些阿訇則爭取機會，為同胞提供避難之處，例如馬志超阿訇（1903-1949）與幾位印度穆斯林賢達合作，在租界建設難民營，安置廣州難民，包括回民。
與此同時，一些名門望族也遭受到戰爭的波及，不得不考慮移居“相對安全”的香港。保慧賢哈芝太的表妹，也是年過八旬的王香君哈芝太，在回憶的時候提及她的外祖父——外交官楊佑先生（1882-1943）：
“我外公一生虔誠與廉潔，雖然在日本-朝鮮頗有威望（楊佑曾經擔任中華民國駐日本福岡-朝鮮元山的公使），但非常清廉，以至於非常清貧，當時日本人想要他合作，他不肯，便來到了香港與我們家會合。”
楊佑來自於廣東回民最為顯赫的名門望族——敬修堂楊氏家族，這個家族在外交領域可以說是成果頗豐：楊佑的堂兄楊樞（1844或1847-1917）是清朝駐日公使，在清末因保護了很多留學生而頗有美譽；另外一個堂兄楊晟（1862-1927？）也是外交官，為中國外交作出不凡貢獻，不幸於1927年被政敵僱兇綁架而失蹤。
當時日軍試圖說服楊佑為他們服務——楊佑精通日語與朝鮮語，官話水平也是非常高王香君哈芝太闔家都會流利而廣東口音較少的普通話，這與外公楊佑的教育有關——這對於有著朝鮮兵、臺灣兵以及大陸其他日佔區的偽軍的日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楊佑愛國心非常強烈，堅決拒絕日軍的威逼利誘，其強硬態度遭來仇家與日軍聯合報復，不得以之下變賣在廣東所有的資產，逃往女兒工作的香港。
楊佑長女楊殿玥（1913-2006）在香港擔任日語與朝鮮語的翻譯，當時日軍還沒有佔領香港，因此楊家在香港暫時站穩腳跟。1942年日軍佔領香港，在香港大肆毆打，甚至虐殺華人群眾，楊殿玥出於憤慨辭去職務，因而遭來日軍與漢奸的報復，不得以闔家老小再度踏上逃亡之路。
此前香港一些老字號的回民飯館（例如珍昌榮菜館）高調資助抗日、解救廣東難胞的事情也被漢奸告發，因此香港的穆斯林，尤其是華人穆斯林，與在廣東的回民一樣，遭到日軍大規模的報復。旅港的回民也為了躲避仇殺，浩浩蕩蕩前往澳門避難，在路上，年幼的王香君哈芝太見到血腥的一幕，自此終身難忘：
“你們知不知道現實中的‘人肉叉燒包’，我是見過的。”
當時逃往澳門的香港人有很多，因此牛車載著一個又一個難民前往碼頭“過大海”，王香君哈芝太闔家三代人都擠在一個牛車上，當時楊殿玥女士還懷有身孕，抱著年幼的幾個孩子，與父母一起逃亡。
這個時候，年僅5歲的王香君哈芝太看到一個孩子的遺體，差一點喊出來，楊殿玥女士見狀連忙堵住女兒的嘴。
“那個孩子，他被切割得很完整，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孩子的肉被拿去做人肉叉燒包。這件事情給我留下一生的陰影，所以我希望把這個殘忍的記憶記下來，告訴你們大家，為的就是能夠引以為戒，大家要珍惜和平。”
馬志超阿訇因為與印度穆斯林賢達資助難民的事情，也不得不與闔家老小前往澳門避難——因為香港偽政府不會報復英國公民，但會報復華人。
此時正值原先在澳門執掌伊斯蘭教務的楊瑞生阿訇在1939年歸真，澳門清真寺沒有阿訇，在回民都在澳門避難的時間段，馬志超阿訇成為澳門的阿訇，並在3年的時間內寫出《伊斯蘭三字經》，用中國文化幫助穆斯林理解教義。
各族難胞擠在澳門，葡澳政府對此不聞不問，只能靠家庭條件尚可的華人家庭自行資助。楊佑的夫人哈氏收養了兩個漢族孤兒，並且將他們撫養成人，而且沒有要求他們信仰伊斯蘭教，所以王香君哈芝太與這兩個非穆斯林出身的姨舅至今保持著和睦關係。
保宗器醫生在確保家裡十幾口勉強吃飽飯的前提下，每日都在資助門口的難民，女兒保慧賢被抱著去託兒所的路上，拿著一塊綠豆餅，都會在一瞬間被難民一搶而空，回憶起此事，保慧賢哈芝太滿滿是感慨：
“這段日子，真的是很苦。”
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還沒有等到全國光復，61歲的楊佑帶著對兩個剛剛成年的兒子的期望，以及對祖國淪陷的悲痛，離開了人世。在墓碑上，楊佑的家國情懷非常清晰：
“大中華民國派駐朝鮮元山、日本福岡領事”
楊佑在澳門回教墳場的墓碑，筆者攝於2017年11月
1945-1997：擁抱新中國
在各族國人的努力與堅持下，1945年中華民族迎來光復，年輕的楊漢光阿訇（1914-2003）結束了被敵軍迫害的日子，在光塔寺舉行久違的宣禮。
大批在澳門的回民陸陸續續回到廣州與香港，由於在香港避難期間已有基礎，加上有一些華人穆斯林的團體，因此大多數回民選擇去了香港。不過也有一部分人留在澳門，例如保宗器醫生，保醫生一家留在澳門繼續經營牙醫，直到1960年代澳門社會不穩才到香港定居。
然而回民也是華人，他們對於祖國，以及廣東，依舊保持著強烈的情感基礎，因此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回民們在香港一致協助統戰事業，愛國之心可以從一些點點滴滴的小事中看出。
“我們回教，是香港六大宗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與孔教）中第一個升起五星紅旗的。”
說起這段往事，年過古稀的劉芝達先生依舊非常自豪。劉先生任職於香港三大華人穆斯林團體之一的香港中國回教協會，現任協會主席。香港中國回教協會在香港以保護工人權益而聞名，在1949年正式成立，當時為了響應新中國成立升起五星紅旗，成為香港宗教界第一個支持新中國的宗教團體。
香港中國回教協會基於自身的愛國之心，一直致力於促進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僅僅是在1970年代，香港中國回教協會就有17次，計501人的回大陸旅行團。
《廣東海南迴族研究》對於“香港中國回教協會”的記載
另外一個華人穆斯林團體是博愛社，自1917年籌建、1929年正式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協助華人教胞、促進香港與內地交流的事情。
1950年代初，年輕的劉有信阿訇（1921-1986）成為博愛社的駐寺阿訇，並在此基礎上主持教務、協助回民兒童的教育工作，堅持了30餘年，直至歸真前夕依舊頂著重病支持“他拉威拜”（齋月期間晚上的拜功），時隔30餘年，劉阿訇之子劉道宏先生提及此事，依然感慨萬分：
“我父親到了60多歲，罹患腦瘤，齋月天氣熱，這個時候他頂著重病，室內沒有空調，他依舊領了20番拜，中場未曾休息過。所以大家都非常敬重他。”
1950年代劉有信阿訇在領拜，源於《中華回教博愛社金禧紀念特刊》
1970年代末劉有信阿訇與晚輩在博愛社，劉道宏先生供圖
博愛社主席脫維善先生則更是聞名於香港華人穆斯林之內。1919年脫維善先生出生於廣州一個回民家庭，在年輕時代就與一些廣州回民開辦報紙，在回民群眾內部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後來到了香港經商。
脫維善先生，源於《中華回教博愛社金禧紀念特刊》
一方面脫維善先生與旅港穆斯林賢達馬達五先生（1900-1977）一起資助教育，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斯蘭英文中學（事實上早期伊中的學生大多數是華人，而且大多數不是穆斯林，直到後來印巴裔勞動者被承認為香港居民，才使得伊中學生大多數是印巴裔穆斯林），後來改名為脫維善伊斯蘭紀念中學。
1970年代伊斯蘭英文中學學生的體育課，源於《中華回教博愛社金禧紀念特刊》
另一方面，脫維善先生的愛國之心，在香港穆斯林內部可以說是人人皆知，所以脫維善先生經常應邀前往北京以人大代表的身份開會，努力推動統戰事業。
直至1990年歸真前，脫維善先生依舊在準備人大會議的相關事項，“脫先生是下午歸真的，上午還交待我丈夫（保慧賢哈芝太的丈夫馬家琛哈智）協助他的工作，因為他要去北邊開會。”（保慧賢哈芝太的回憶，2018年5月25日）
1960年代香港華人穆斯林聚餐，源於《中華回教博愛社金禧紀念特刊》
然而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華人穆斯林自費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旅港回民經歷不少波折：由於大家到香港都是重新開始，即使是昔日顯赫的“旗下楊”（敬修堂楊氏家族，由於屬於旗人回民，被稱為“旗下楊”）日子也不好過。
在社會上，華人穆斯林普遍有較為強烈的中國認同感，或多或少被港英政府排擠；而大眾由於不瞭解穆斯林的歷史文化，對他們也有意無意地歧視。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回民家庭的文化認同出現斷裂，一些回民在支持自己內部傳承的過程中也是帶有心酸的。例如旅港回民冶先生曾經在自己的博客上寫道：他的一些兄長的子輩孫輩因為社會壓力慢慢放棄回民文化的傳承，從而離開香港，前往澳洲居住。
而筆者採訪的華人穆斯林長者，也說過在很長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存在對少數族群的歧視甚至是侮辱，自己內部的資助沒有短期回報，甚至是虧本式“填坑”，所以年輕一代如果是傳承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及對於祖國的情懷，是需要幾代人一起咬緊牙關堅持的。
“所以我在我父親的墓誌銘上寫得很清楚——為教胞服務80餘年的哈智大教長，因為父親真的是一直堅持為回教徒服務，到了100歲也是這樣。”
張廣義阿訇在1980年代的專訪，張大恩先生供圖
筆者採訪張廣義阿訇（1911-2013）的三子張大恩先生時，70出頭的張先生對父親的堅持歷歷在目。在華人穆斯林幾乎一窮二白的時代，張廣義阿訇在些利街清真寺義務領拜，贏得華人與其他族裔穆斯林一致敬重。
到了1986年，應好友楊漢光阿訇的邀請，張廣義阿訇回到廣州。兩位阿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愛國人士，因此這一次張阿訇回大陸，在廣東統戰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意義，也是這個時候開始，華人穆斯林的社會團體與廣東省民族宗教系統加深合作，推動香港穆斯林對於中國大陸的認識與互信。
1986年張廣義阿訇回廣州，源於《廣州穆斯林畫冊》
“所以，在爸爸媽媽和丈夫的支持下，1980年代後期開始，我加入回教婦女會，並致力於為回教女性服務。”
現任回教婦女會主席的王香君哈芝太在近三十年的工作之中，奉行公正，因此在香港穆斯林，尤其是女性穆斯林裡面，她是一個非常令人敬重的榜樣——即使哈芝太本人希望筆者“不要寫得我太好，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穆斯林。”
1990年代廣州穆斯林訪問香港，王香君哈芝太站在後排右一，源於《廣州穆斯林畫冊》
“我們是中國人”
1997年，香港迴歸，無論是留在廣東省的本土回民，還是旅港多年的回民，都對此非常高興——因為他們一直希望以一箇中國人的身份堂堂正正生活下去。
1997年穗港穆斯林一起慶祝香港迴歸，源於《廣州市伊斯蘭教協會成立50週年紀念專刊》
“我是沒有對廣州的印象，但我爸爸告訴我，我們是中國人！”
保慧賢哈芝太不僅僅自己銘記父親的教導，也把這個思想傳承給子孫後代，同樣的許多旅港華人穆斯林都非常熱心於兩地文化、經濟的交流，甚至是90後華人穆斯林，也通過自己的方式與先輩一樣“愛國愛港”。
2014年香港穆斯林慶祝新中國成立65週年聚會，來自香港中國回教協會官方Facebook
2018年香港華人穆斯林團體應邀前往廣州開會，王香君哈芝太站在右一，劉芝達先生供圖
在抗日戰爭爆發，到香港迴歸前的60年，香港華人穆斯林靠著自己的毅力，在港英政府壓制、社會大眾嚴重不理解的前提下，依舊秉承著祖祖輩輩都有的“愛國愛教”傳統，成功協助統戰事業，也為現在伊斯蘭教在香港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因為香港既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地區，也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現在在香港的印巴裔，也會一口流利的粵語，為自己取中文名字。
華人穆斯林暫居澳門、移居香港的歷史，無論是口述史還是文字，都能見證他們的家國情懷：他們不僅僅是穆斯林，也是廣東人，也有著與中國各族同胞一樣的赤子之心。
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段歷史不僅僅只是一段少數民族史，也是近現代廣東地區的社會文化史，承載著嶺南華人血濃於水的同胞情。
香港愛群清真寺的中餐廳，內有“香港唯一的廣東清真菜”標識，筆者攝於2018年3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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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延忠、保延緒主持修訂：《廣州保慶善堂族譜》，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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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延忠主編：《廣州伊斯蘭教史》，廣州市伊斯蘭教協會、廣州市回族歷史文化研究會，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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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姜永興：《廣東海南迴族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
[11] 《廣州市回族伊斯蘭教文史研究資料彙編》，廣州市伊斯蘭教協會、廣州市回族歷史文化研究會聯合刊發，2006年11月。
[12] 《廣州市伊斯蘭教協會成立50週年紀念專刊》，2006年刊發。
[13] 《廣州穆斯林畫冊》，2000年刊發。
口述史訪談：
2018年3月3日下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愛群清真寺採訪王香君哈芝太。
2018年3月4日下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愛群清真寺採訪保慧賢哈芝太，筆者於2018年5月25日下午於愛群清真寺對哈芝太進行回訪。
2018年5月6日晚上，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愛群清真寺與劉芝達先生交流。
2018年5月25日上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愛群清真寺採訪張大恩先生。
2018年5月26日晚上，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博愛社採訪劉道宏先生與楊義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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