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
——《張家疃村志》序
我出生在合肥東鄉的一個小村，祖先名叫臧文元，本不姓張。按照族譜的記述，文元公明代初年從江西遷來，是一名有戰功的軍人。他最初定居的地點，是合肥東南叫“衛崗”的地方，後來到我爺爺的爺爺，開始播遷到淝河岸邊的一個小村，叫新河埂。對於衛崗這個詞，我一直很有興趣。明清時期，前來合肥的軍人很多，他們分散在四鄉的農村之中，所耕之田稱為“衛田”，那麼“衛崗”估計也是衛所的領地之一。無論如何，從衛崗播遷出的人們都是移民的子孫，他們未必記得始祖的名字，但始終記得先輩來自江西。一直到我童年的時候，問起爸爸我們從哪裡搬來，父親也認真的如是講述。想來，對於自身來源的尋求，是人們無法抗拒的本能，也是人類走向成熟的象徵。
因為這種對歷史近乎於天然的興趣，我始終想要親近祖先們生活的地方。大學時我讀的是城市規劃，閒暇時間很多，從那時起，常常一個人出去旅行。因為親戚的關係，我從小就喜歡巢湖北岸。那時，我常坐車到這一帶農村閒逛，之所以不稱為考察，是因為這其實是一種精神享受。那時的巢湖北岸雖已稱為“僑鄉”，但很多村莊並不為人所知，這裡有幼時熟悉的鄉村景觀，也有尚未走遠的醇厚民情。我在這裡宛如無人管束的野貓，隨意穿行於古老民居之中，累了就在濃綠的樹蔭下休憩。巢湖北岸的風土民情像治癒的藥酒，讓我忘記了學業疲勞的同時，也找到了早已消逝的心中“故鄉”的影子。
在這個忘我的沉醉過程之中，與張家疃村的相遇成了關鍵性的一幕。記得2002年夏天，我一個人坐車，從六家畈到山口凌。那天正好親戚不在，我到村裡其它人家小坐。那戶人家的主人，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農婦和我聊了半天，聽說我對古村落很感興趣，就對我說，建議你去黃麓鎮張家疃看看，這個村叫“九龍攢珠”，在當地十分出名。
我聽了這個信息，精神為之一振，於是立刻出發。那時交通並不方便，從山口凌到洪家疃之間，必須步行半個多小時，到達黃麓師範才能坐到摩的。正午的太陽曬得人頭昏昏的，好在沿途風景如畫，不知不覺也就到了。從洪家疃村，大概半個小時到黃麓。昏昏欲睡的司機一聽到張家疃的名字，沒出十分鐘就把我帶到了村口，還遠遠的給我指出“九龍攢珠”大概的方位。
此時，我已經按奈不住興奮的心情，憑著感覺往裡走，很快就見到一條幽深的巷道。其實我此前也去過很多村莊，但巷道最多十餘米長，很少有張家疃這般綿長。那時，很多人家都在打工，村莊少人，老屋比比皆是，我在巷裡慢慢的走著，兩側的土牆磚牆，擠壓出狹長的空間。巷道之上的天空，又被伸出山牆的屋面遮蔽，更顯出幽深的感覺。從這條巷道往南穿行，看到一棟土牆的建築，因為沒人，大門開著，從中進去，看到樑架雕花十分質樸，明代風格相當典型，江淮之間，明代民居本來十分罕見，而在合肥近郊竟能發現，這讓我十分狂喜，感覺看到了博物館特藏的珍品，久久不願離去。
我在屋裡轉了很久，拍了一些照片。那屋堆滿了稻秸，從這間到那間，必須穿過它們。沒想到那裡面還有很多“原住民”，每當我碰到稻秸，立刻就有麻雀從中飛出，有些羽毛未豐，飛的跌跌撞撞，它們唧啾的聲音，好像在抱怨我的魯莽。下午的陽光照著古宅，時光彷彿靜止在那裡。而張家疃，這個古老村落，那一刻像正沉睡的巨獸，打著輕微的鼾聲，並沒有意識到一個痴迷者已經悄然走入。
從這棟建築開始，我開始意識到已經完全進入一個未知的世界。從那棟房屋出來，順巷道下行，出巷道口，就看到一口圓圓的池塘。山口凌的農婦和我說，“九龍攢珠，有九條巷子對準那水塘”，至此，終於看到了它的全貌。水塘長滿野草，表面飄著浮萍，似乎年久失修，在水塘旁，很多巷道排列整齊，像衛兵一般，齊刷刷對準南方。在巷道和水塘之間，形成寬約4米的街道，兩側有澡堂、商店。時近兩點，街上無人。招牌在風中顫動，商店裡的老闆無精打采，昏昏欲睡。一切都像《千與千尋》的電影裡，突然闖入的平行宇宙。
以上，是我和張家疃的第一次相遇，也是和“九龍攢珠”最初邂逅的情景。回去以後，我寫了一篇小的報告，在報告裡提出了一個思想，中國的傳統村落，它的產生和發展，似乎並不完全是田園詩似的，實際存在著真實的規劃方法和規劃空間。之所以說“真實的”三字，是因為當時雖然就讀城市規劃專業，但並非我理想所在。我一開始在土木工程，後來向學校申請轉入建築學，但並未如願。
那時在人們眼裡，建築學的學習靠近藝術，也更實在和精緻，城市規劃整天泡泡圈圈，點點線線，被稱為“紙上畫畫，牆上掛掛，不如領導一句話”，因此從內心，我不認同“規劃”有什麼真實價值，也不相信自己未來會從事規劃行業。但那次旅行卻給了我認識上的衝擊。我開始懷疑自己，或者身邊人對於“規劃”認知的真實程度。單體的建築固然有很多藝術創作的空間和手法，但若能縱橫於整體，將藝術的靈感貫穿於宏觀空間的設計之上，何嘗沒有精妙作品的誕生可能。將“規劃”和“藝術”之間加以聯繫，並激發了我在專業學習過程中的興趣，張家疃提供了一個寶貴機會。
這次收穫對我未來的科研經歷也影響甚大，應該說，從此以後，我的旅行從“閒逛”開始正式轉向研究與考察。2005年，得益於東南大學張十慶先生的推薦，有幸開始從事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從讀研的第一天起，我就決志把黃麓的傳統聚落作為自己研究的方向。2006年，江蘇省教育廳批准了當年的150項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九龍攢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的規劃與源流研究”名列其中，也是當年建築學領域學術創新項目的唯一一項。從這點來說，對張家疃規劃遺產的認知和判定，絕非個人的一廂情願，而是學界前輩審慎的共識。
研究過程中，一方面受到導師的悉心指導，另一方面，我也深知難度很大，早已超過自身的知識水平，因此積極和不同領域專家前輩保持聯繫。2006年，我給復旦大學葛劍雄先生寫信，談到“九龍攢珠”型村落和明代移民的關係，葛先生非常高興，他們在移民史的研究中，也一直期待能從建築學領域找到某種合適樣本，“九龍攢珠”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葛先生說：
“靖華同學：
非常感謝來信和提供的資料，更高興你們的研究證實了我們作過的一些設想。在以往研究中，我們發現，在移民傳遞的文化信息中，民居是一個重要方面，特別是當遷入地的地理環境與遷出地比較接近時，移民總是儘量保持原來的居住方式和建築形態，但也會根據地理條件的改變，作一定的調整或改變。衛星遙感照片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視角，就象基因為移民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一樣，今後將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你們的研究成果如正式發表，望能示知，以便能及時引用。歡迎保持聯繫和交流，並祝
學安
葛劍雄，6月28日”
這次聯繫之後，在師友們的關心之下，2008年完成課題，並出版了《九龍攢珠》一書，後來，我和葛先生聯繫，希望他能給書一些評價。葛先生認為，“九龍攢珠”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它跨越了建築學和社會學的隔閡和邊界，並作出了難能可貴的嘗試。這一評價飽含前輩對後學的提攜，固然受之有愧，但“九龍攢珠”確實也是我個人融合其它學科研究方法和觀點技術的一次突破，這個突破對於認識中國建築史領域的很多疑難問題大有助益。從此以後，我又將這一方法應用到一些規劃設計項目之中，也取得了一些明顯的進展。從這點來說，“九龍攢珠”對我的啟迪既跨越學科，更跨越學術和實踐的邊界。它啟示著我，不僅在學術研究之中，在規劃設計工作之中，也應該建構宏觀和總體的認識視角。
土地是有感情的，土地也有規律，對於土地生命力的結構性的認識，是“九龍攢珠”的始祖張元一選址定基的基礎，也是村落在數百年時間內長盛不衰的原因。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對其中的內容進行合理的，綜合的，適應地理規律的設計，是“九龍攢珠”建築形態形成的關鍵，也是規劃設計工作綜合統籌的靈魂。在這兩個過程中，需要始終保持對土地的敬畏，對人的敬畏，以及一切生長於土地之上一草一木的敬畏。如果還向以往一樣，把規劃當做一種建設工具，只知機械捕捉領導意志，論證甲方思想，無論對錯，皆遵循意志，實現物質功能的要素組合。即便成果無比華麗，最終只能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之上，複製一個又一個索然無趣的灰色空間。這個過程並非危言聳聽，因為我們確實在這一框架和邏輯之中，以保護和發展的名義，做了太多初衷不壞，但結果適得其反的事情。
文章至此，回到本志的主編，張榮傑校長經常提到的我的“貢獻”。其實張家疃與我的關係，與其說它是我研究的對象，不如說我才是它永恆的學生。張家疃是一個課堂，從中能學到鄉村規劃的精髓，又能感悟濃厚的人文。雖然它已經蒼老衰弱，但未來必將重現活力，很多古宅遭到拆除，但“九龍攢珠”的總體系統仍然健在，並將繼續保持運轉。
張家疃是一條線，而我是一個點，點和線的相遇，是線賦予點更多，還是點影響線更多呢？
試想，如果那天未去山口凌村，沒有遇到那位婦女，沒有與這個神奇村莊相遇（或者即使相遇，但時間晚了很久），或許我從此的人生方向也由此不同。鄧麗君在歌中唱道，“如果沒有遇見你，我將會是在哪裡？”，“也許遇見某一人，過著平凡的日子”，這是我真實的內心感受。張家疃是我的老師，從認識它以後，我才有緣遇見更多的良師益友，並獲得常人難以企及的啟迪和指教。從這個角度來說，張家疃與我甚多，而我又給了它什麼，以至於一定要稱之為“貢獻”？不過，雖則如此，我仍覺得有責任把這段經歷寫下，一方面提醒自己，在心中應始終對此經歷保持感念，對冥冥之中的上蒼保持敬畏，另一方面，也告知自己，該把所獲回報社會，擴大影響，讓更多的人理解“九龍攢珠”，保護“九龍攢珠”，應用“九龍攢珠”。
這樣，我即使只是一個點，也能因此而變成一條線。或許，這才是我與張家疃相遇的意義所在。
2018年07月25日
最憶是巢州
閱讀更多 聊國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