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综述
2018年3月24-26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论坛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按惯例会见了境外主要代表，与近百名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负责人、国际知名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主要国际组织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做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中国与世界——在开放与合作中寻求共赢”举行了两场座谈会，20多名与会代表就全球经济、中美经贸关系、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等方面的议题发表意见与建议。新一届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论坛的各种主题研讨。数百名来自全球政、学、商界的精英共襄盛会。
这一固定在每年全国“两会”后第一个周末举办的重量级国际论坛，在当前国内外大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际经济版图重塑、逆全球化阴云笼罩，而中国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和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和世界迫切需要增进沟通，共同迎接挑战。本届论坛以“新时代的中国”为主题，围绕高质量发展、财税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政策、全面开放新格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制造、创新与未来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展开探讨。为期三天的论坛内容丰富，主题大会、闭门会议以及多个平行论坛交错进行，提出了众多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有价值的建议。
聚焦高质量发展
韩正在开幕式上指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认识，是理解并把握中国经济的一把“钥匙”。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打好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坚持创新引领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应从四个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把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作为衡量标准。二是把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作为实现途径。三是把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作为制度保障。四是把跨越现阶段和长期性两大关口作为努力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论坛主席李伟在致辞中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的发展思路，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创新性国家建设等等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已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指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数量缺口”问题基本解决后，要转向填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缺口”，更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在传统制造业陆续达到市场需求峰值后，要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在生产要素供需条件变化后，要转向增强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的“乘数效应”，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建议从两大重点、五个目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即以产权制度的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为目标。具体来看，在完善产权制度方面，要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赋予创新人员科研成果相应的产权；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基本方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主要的改革措施是在市场准入方面要大幅放宽限制，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制造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重点。工信部部长苗圩给出了六大方面的措施：一是完善制造业的创新体系；二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三是促进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四是加强制造业质量品牌建设；五是营造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六是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开放水平。苗圩称，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与全球制造业的对接、合作，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此外，中国绝不会把落后产能输出到国外。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改善衡量指标，GDP指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无法衡量不平等。中国需要一系列综合性措施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行动，改革现有税收结构；从依靠出口转向依靠内需，从依靠债务转向依靠税收和股权融资等带动经济增长。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起点上
李伟表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将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也推动了中国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但与此同时，中国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化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必须总结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谋划好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对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总结：一是坚持市场化取向，不断加强产权和契约保护；二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施有顺序的开放；三是调动地方积极性，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格局；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较好，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宏观管理框架；五是对政策取向及时纠偏；六是选择了正确的改革顺序。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八个关键条件，而这八个条件恰恰是根据中国发展经验得出的。它们包括：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健康、教育；宏观经济管理；开放的贸易环境；良治，以及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社会包容；明确的未来愿景；政治稳定、安全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下一步中国主要将面对不平等增加、气候变化和环境、老龄化三大挑战。为此，第一，中国必须处理好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完善城乡户籍体制改革，推动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否则不平等问题将会影响增长。第二，应提高环保效益，为全球减少气候变化、实施巴黎协定做出表率。第三，改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卫生服务体系，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中国是一个积极且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朝着同样发展方向迈进的国家。他强调，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在引领世界，中国是技术的创新者，未来要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必须要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并且要审慎地通过国际合作、国内规制进行更好的监管。
论坛外方主席、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举例说，在AppStore的开放平台上，中国的开发者社群蓬勃发展，数量、下载量、收入均排名全球第一，可见技术成为创造机会和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伟大力量。中国企业不再只是简单的制造者，也承载着梦想。
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看来，中国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唯一国家，但却是转型中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停滞甚至崩溃的国家。他表示，20世纪80至90年代盛行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应该取消干预，建立现代市场制度，改革方案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中国当时采用了务实、渐进的方法。对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实施开放。这给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思路。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表示，中国未来的着眼点在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调整结构，由注重出口和制造转向消费和服务。他同时对中美贸易关系表达了担忧。他说，最强大、最有活力的两大经济体之间关系的恶化，让世界经济存在极大的风险。
防控重大金融风险
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既要求高效率，也要求低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目前中国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宏观上仍然存在着高杠杆的风险，特别是企业部门杠杆依然较高，部分国有企业杠杆居高不下，地方政府面临隐形债务问题，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此外，部分领域和地区的金融“三乱”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指出，如何使金融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稳定有序降低金融杠杆，货币政策支持金融风险防控等，都值得深思。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反思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刺激政策所造成的风险积累。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中国应实行更紧的货币政策，以减少经济对刺激的依赖。她进一步解释说，为了提高生产率，应确保给那些效率最高的企业提供贷款，但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信贷越来越多地流向了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中，管理好金融风险尤为重要。
易纲强调下一步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是稳住宏观杠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能力，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直接融资，强化资本约束，规范表外业务和通道业务等多种方式，使社会整体负债增长较快的态势进一步平稳下来，抑制风险积累。二是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支持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新体制，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国有企业的负债约束。完善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建立房地产政策的调控机制。三是加快补齐监管短板，进一步明确监管姓监，优化监管力量，严格执行监管法律。抓紧出台对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对非金融机构投资金融机构的指导意见，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等审慎监管的基本制度。四是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理，加强金融领域的准入管理，清理整顿各类无照经营，或者是超范围经营的金融业务。没有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
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认为，防范风险的关键因素包括提高金融监管能力、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对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创新以及完善资产负债管理。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对中国居民储蓄率快速下滑的现状表达了担忧，他认为应防止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效应。虽然居民储蓄率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下降过快则可能引发经济金融风险。他建议金融业回归资管业务代客理财的本质，打破刚性兑付；进一步加强互联网背景下各种金融行为的规范；加快推动银行资产证券化，积极应对负债出表。
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认为，金融风险不仅仅存在于金融体系中，也源于宏观经济、地缘政治等外部环境。现阶段的金融风险更多来源于金融体系外部，而非系统内部。政策制定者必须紧密关注未来趋势，以保护金融体系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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