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元老
謝覺哉
謝覺哉，（1884-1971）湖南寧鄉人，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法學界的先導、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謝覺哉1884年生於湖南省寧鄉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是清末秀才。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被選為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常委，任工人部部長，主編《湖南民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上海負責編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和《上海報》。1931年深秋到洪湖，任湘鄂西蘇維埃政府機關報《工農日報》主編。1933年經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秘書。1934年10月參加長征，與董必武、徐特立一起編入中央機關縱隊幹部休養連。他曾主持和參加起草了中國紅色革命政權最早的《勞動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條例。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1941年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1948年8月擔任華北人民政府委員；9月任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職。1965年擔任政協第四屆全國副主席。
兩封家書
謝覺哉寫給家鄉兩個兒子的家書
1949年，“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被任命為新中國第一任內務部部長。他在湖南老家的兩個兒子想到北京看望謝老。1950年1月，謝覺哉在給家鄉兩個兒子的信中寫道：兒子要看父親，父親也想看看兒子，是人情之常。刻下你們很窮，北方是荒年，餓死人；你們籌措路費不易，到這裡，我又替你們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煩事。如你們還沒起身，可以等我一下，等到今年秋收後，估計那時候光景會好一些。到那時來看我，是一樣的。打聽便車是沒有的。因為任何人坐車，都要買票。你們會說我這個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掙錢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
謝老全家福
1959年4月謝覺哉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在1962年3月謝老寫給眾兒女的一封家書中，對孩子們提出了四點要求：看過去、看別人；要自己動手；對人寬、對己刻；愛惜東西。信中寫道：
我到北京才穿上綢內衣，還是人家送的，手錶我以前沒有。現在你們穿綢內衣了，戴手錶了，七七沒有表，可能也會要了。皮鞋，我記得一九三七年去蘭州搞統戰工作，公家給我買了一雙皮鞋，到北京為了接待外賓才買第二雙皮鞋。那時我快七十歲了。你們小小年紀就穿皮鞋，且已穿過不止一雙。我國出牛皮並不多，皮鞋供應怎能不緊張。我們的吃，尚不大好，但已比過去好……說到看別人，你們應知道現在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吃不飽穿不暖，沒有房子住。北京的生活，你們是看到了的：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間房屋裡，農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居民也只分到四兩油。雞蛋、肉是很難買到。
我來仍是雨紛紛
《暮春》 謝覺哉 汾酒博物館藏
在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團的宣傳畫冊中，有幾幅書畫作品是必用的。其中之一就是謝覺哉的題字：
逢人便說杏花村，汾酒名牌天下聞。
草長鶯飛春已暮，我來仍是雨紛紛。
一九六o年五月五日遊杏花村國營汾酒廠，竟日雨，留題
謝覺哉
1960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謝覺哉，在山西省委書記陶魯茄的陪同下，參觀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廠，並題了這首詩。
這首詩，謝老曾經改動了兩個字。為了這兩個字，謝老的秘書往返了汾酒廠好幾次。遺憾的是究竟改動了哪兩個字，至今尚未弄清楚。但從修改兩個字這件事情可以看出，謝老不僅是一位黨的優秀領導者，也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同時，也說明他對當時天下第一名酒廠——汾酒廠的重視程度。或許他當時已經意識到，在他一生創作的詩歌中，這一首未必是最好的，但一定是傳世之作。
謝老已經逝世47年了，他生前的詩作大都已經被人們遺忘。但是這首《暮春》，卻一直被人們傳誦著，並將一直傳誦下去。
這個現象有點象杜牧的《清明》詩。杜牧是唐代大詩人，是可以同杜甫相比肩的“小杜”，一生名作無數，《清明》詩並不算是他的一流作品。但是如果說是婦孺皆知的詩作，則恐怕要數《清明》詩。這到底是由於詩的緣故，還是因為歷史第一名酒的緣故？抑或兼而有之？
換一個角度再看汾酒文化，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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