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過一段時期，有二三年的時間吧，投稿、投稿，投是投了，但誰也不用。大報不用，小報也是不用的。有什麼法子？每天上午八時到機關頭一件事就是到傳達室看信，我希望見到薄薄的信封——那裡頭常常就一張紙，上寫：XX同志，你投來的稿件XXXX我們已決定採用，祝賀您！就這麼幾個字。如果沒有信，那就是人家雜誌出版方不願搭理你。再不然厚厚的一個信封，拆開看吧，裡頭也有一封信：XX同志，您寄來的稿件XXXX已經收閱，經研究不予採用，感謝您對我們的支持和幫助，希望您再接再厲，繼續努力！收到這樣的信，別人不知感受怎樣？我呢，我會如同一隻中了毒的蒼蠅，捏著信呆坐半晌才能恢復起來！這就是說，同一篇手稿到了不同出版社，由不同的人處置，對作者來說等於是下了一次地獄！
回想到最初的出版家來找我，是1985年春夏之交。當時我在原南陽市委宣傳部任科長，他們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們。來的人一位是社長王漢章，另一位是我的責任編輯顧仕鵬。坐在招待所的單人房間裡，他二人坐一邊，我坐另一邊；他們出題，我答。從清代皇宮秘聞問到飲食、衣服、節日慣例，一直問到了當時農耕家庭門戶規格，婚嫁條件媒證禮儀……什麼都問，東一榔頭西一棒，提的書稿雖看了，一字也不問。這樣弄了幾天，王漢章社長當時就表態：這書我們給你出，你不要怕改。就這樣落定。到九零年前後，周百義揹著一個小布包從湖北趕來，直口要稿子。坐在我的辦公室和家中書案前隨手翻用心找，找一篇是一篇，發現一篇文章像發現母雞又生了個新蛋。哪裡啊？那裡——就左手角落那裡——還有一片，取來我看——他就這樣收集手稿，爭取文集——這幾位和後來見到的“眾位”不一樣。沒有矜持，沒有高傲，沒有輕慢，一字一句地研讀手稿——我後來真的沒有再見到過。
話題回到書上，我回憶自己獲得寫作的主動權，是在康熙大帝的第三卷《玉宇呈祥》前兩卷，是聽編輯的“什麼也不要，只要閱讀量”。讀者群要建立起來，這確實是作者一大課題。但到第三卷，顧老師便不再參加意見，而是在細化寫作上與我一起探討。我不再當出版社與讀者的雙重奴隸，而只順從讀者友朋的關係。三、四卷寫出，我的心思是開放的，這部書從哪兒寫到哪兒，什麼火候停止，由誰出版，由我自行作主，我認為這就是著作權。
根據市場情況，這一部仍由黃河出版社發行。出版權從河南人民出版社到河南文藝出版社，到長江文藝出版社，翻了幾多筋斗，總算成了。優秀的編輯、出色的出版社，加上我的努力，書仍源源不斷地湧出。當我看到一些學生也在讀這些作品時，我的欣慰之情更油然而生。這些年輕的讀者雖然尚小，但“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小讀者也是一樣的老師上帝，我堅守學生這個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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