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這些普通的觀眾而言，導演對於電影的作用是什麼，可能我們很多人並不能清晰的表達出來。演員、美術、後期、攝影等等，它們都是構成一部電影實實在在的環節。那麼導演呢，似乎是可有可無的存在了。但是，在《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電影，無論是冰冷的打字機敲出的那一長串冰冷的人名，還是小女孩的那一抹紅色，我們都能夠清晰的感受到作為導演的斯皮爾伯格對於一部電影的重要性，以及在這些導演手段背後所傳達出來的深邃思想。
《辛德勒的名單》就像世界電影的一個範本，他完美的詮釋了“電影是導演藝術”的理論，它值得全世界導演尤其是中國導演反覆的欣賞和學習。
即使是那些不喜歡斯皮爾伯格的人，當他們面對《辛德勒的名單》時，也不敢隨意使用“濫情”這個定語。人們常稱斯皮爾伯格是一個“知道觀眾所求”的導演，認為他缺少作為藝術家的格調，更多的投射出作為一個電影人“匠氣”。但作為《辛德勒的名單》來說，這樣的吹毛求疵無存在的必要。
因為電影中大多數讓人震撼或感動的情節線索都來自於真實 的歷史細節，無須刻意的設計，電影即呈現出了普通情節劇難以表達的情感張力。斯皮爾伯格幾乎沒有使用任何操縱觀眾情緒的技法，儘管他本擅長於此，他只是剋制的選擇了一系列歷史事件，一連串故事細節，摒棄了全知全能的導演視角。
平靜的為我們描述了屬於奧斯卡·辛德勒的故事。
他屬於一名納粹黨員，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一個縱情聲色男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拯救了許多猶太人生命的“義人”。
但電影畢竟不是紀錄片，《辛德勒的名單》也必然加入了導演的個人理解。關於殘忍與道義，電影則用兩個對立的角色來展現這種理解。
年輕的拉爾夫·費恩斯扮演了一位擁有極端邪惡氣質的納粹軍官，我們必須承認因為費恩斯的個人魅力和情節設計，這一角色的塑造有對歷史原型人物的美化。相較於真實的阿蒙·高斯，電影中的阿蒙似乎還殘存一點點愚蠢的人性。在辛德勒勸說他不要隨意殺人的某一刻，相信每一名觀眾都會產生相同的錯覺，似乎這位集中營的長官還不是徹底得不可救藥。但現實的情況則會突然給人當頭一棒。阿蒙似有似無的人性他會愛上猶太女傭，他會寬恕犯錯誤的囚犯，他們都只是可能的一種事實，而並不是對納粹分子的美化或粉飾。
聰明的辛德勒用國王和囚犯的故事奉承著阿蒙，迎合了他作為集中營最高指揮官的權威和尊嚴。但這些努力最終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而這背後的原因也很簡單，對於納粹分子來說猶太人根本不能算是人。而那些對於人的憐憫也不應該施加於他們之上，這也是每一部反納粹的電影嘗試提醒我們的論點。不要以為納粹是反人類的，他們就是人類，他們就是人性。有無數像阿蒙·高斯這樣的人認為自己是在進行這偉大的事業，用毀滅猶太人控制全世界的陰謀來完成對人類群體的“淨化”。
對於辛德勒而言，人們更多關注的是他前後的反差，這也是電影對稱結構的一部分。在影片開始時，名單上的人會死去。影片結束時，名單的人活了下來，而辛德勒也完成了個人命運的逆轉。
十分鐘的開場展現了辛德勒的交際能力，他精於公關技巧，自由出入于軍界與商界的社交圈。在戰爭開始之時，積累了足夠社會關係的他，試圖在波蘭發一次戰爭財。電影前半個小時的情節，在描繪猶太人名命運即將發生時代鉅變的時代背景的同時，也向我們展現了辛德勒的缺陷和原罪。他對實際的生意一竅不通，僱傭了一名精明的猶太會計來打理生意，僱傭猶太工人也只是因為便宜。在缺少原始資本時，甚至也使用了強迫、威脅等手段來逼迫猶太金主來出讓資產。
辛德勒當然不是一個完人，他貪財追求奢華生活，好色包養情婦，甚至還找了一群年輕的姑娘做女秘書。但作為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個體，他最初的想法其實無比單純，那就是賺錢發財，實現個人主意的最大化。身為納粹黨員，德國的強大當然不錯，但殺光猶太人卻根本沒有必要。那些所謂“淨化人類”的偉大理想，對於他這樣唯利是圖的人是徹底絕緣的。
追名逐利大多人畜無害，崇高理想卻時而毀滅人類。（這麼說來，滅霸同志應該也是一個擁有著“崇高理想”的納粹分子，不同的是滅霸是個來自於外太空的納粹分子。）情節的曲折往往能夠吸引觀眾，從而讓人忽略的電影高超的技法。在描述辛德勒轉變的過程中，電影運用的剪輯技巧配樂及構圖設計都達到了極高的水準。在鏡頭處理上刻意的留白，更讓觀眾對細節有了想象的空間。
我們不知道辛德勒如何發現阿蒙對女傭海倫的感情，他做出的努力最後令人心酸的徒勞無功。而當辛德勒的心裡狀態發生轉變時，鏡頭很少直接對準他的臉。在和會計斯特恩談話時，我們能從他們的對話中瞭解了這種情緒的變化，集中營的屠殺鏡頭時而插入，他感受到了痛苦意識到一種責任，意識到自己應該做點什麼。
他成為了一名人道主義者。
但這種責任有著不菲的代價。
電影輕描淡寫的描述著辛德勒和斯特恩，上下打點關係的付出。財務交換出生命，這一過程如何發生其實一點都不重要。辛德勒身上那些曾讓人討厭的能力反而成為了拯救生命的關鍵。他欺騙著德軍經營著一家根本不存在的工廠，千金散盡，終於等到了歷史結束的時間。
斯爾伯格並未為辛德勒的轉變尋找直接的原因，反而成就了電影的偉大。它的視角是冷靜剋制的，這一過程讓辛德勒發生的轉變自然而流暢，也觸動了熒幕之外的人。辛德勒的名單是一個奇蹟，但在奧斯維辛，在普拉紹夫我們本需要更多的奇蹟。但我們不該妄自評判辛德勒的得失成敗。
因為“凡救人一命即救全世界”，在奧斯維辛沒有新的東西可供報導。這裡天氣晴朗綠樹成蔭，門前還有兒童在打鬧和嬉戲。
當羅森塔爾寫下這不朽的名句的時候，戰爭僅結束了13年。波蘭境內的猶太人所遭遇的悲催經歷依然歷歷在目。奧斯維辛和普拉紹夫是人類的不幸，而我們必須承認全能的時間在默然地衝刷著世間的痛苦，這是他之於凡人的幸運。
當大屠殺的受害者與儈子手紛紛離世幾代人的記憶終將成為苦難的象徵和符號。但我們不敢忘記一些深刻的名字，一些荒唐的數字和一些殘忍的事實。
70年後，奧斯維辛依舊沒有新聞，他們已是全人類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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