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爲去東莞小米去武漢,企業頻頻「出走」是對一線城市的集體恐慌

7月初,“華為搬遷東莞”的消息在網絡熱炒,華為新家“法式建築”,“不是城堡就是別墅,還有小火車接送”等消息曾引發網絡一片羨慕之聲。

華為去東莞小米去武漢,企業頻頻“出走”是對一線城市的集體恐慌

類似這種大型企業搬離一線城市的不僅僅是華為,小米也宣佈將人工智能總部落戶武漢光谷,而阿里巴巴集團西北總部則打算落地西安,二三線城市逐步成為諸多大型企業的選擇之一。

歸結起來可以發現,一線城市土地荒、高額房價對企業造成了致命打擊,企業成本加深是企業逃離的重要原因。近年來,深圳市土地、房價、用工成本不斷上升,是華為搬遷的一大重要客觀因素。

深圳等一線城市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城市需求也在不斷增長,“人多地少”成為一線城市面臨的共性難題,稀缺的土地資源助推城市房價一路攀升。根據數據顯示,深圳近一月二手房均價5.6萬元/平方米,同比上漲6.82%,近一月租金78.35元/月/平方米,同比上漲29.76%,而華為所在的龍崗區,其房價也達到了3.7萬,同比上漲了12.22%。

但50公里外的東莞,近一個月的二手房均價1.61萬元/平方米,租金為28.51元/月/平方米,華為公司新址所在的松山湖的房價與平均值持平。對此,有輿論嘲諷“深圳的蝸居,到東莞大概可以買豪宅了。”

華為的搬遷正是企業與城市關係的直觀折射,外界部分輿論指出華為搬遷是一個城市轉型升級的必然,深圳本身用地面積較小,隨著華為的壯大其用地規模難以滿足,深圳已難以承載其需求。

事實上,華為所面臨的困境,是深圳所有中小企業的一個縮影,企業的“城市生活成本”是各大企業發展不得不考量的經濟因素,控制成本也是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微漾產業創新平臺負責人曾在接採訪時表示華為走的最‘錯’的一步是它專精於本行業,並沒有像其他公司一樣在深圳早期大肆獲取土地。錯失深圳早期土地紅利的華為或許早已為此次“逃離”埋下了伏筆。

華為去東莞小米去武漢,企業頻頻“出走”是對一線城市的集體恐慌

新一線城市人才政策以及政府對創投環境的扶持,也是華為等企業搬遷東莞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新一線城市紛紛推出人才新政,甚至一度掀起人才“爭奪戰”。

為了吸引更多高校生源,各城市也積極推出惠及畢業生就業的新政,如2017年武漢市政府出臺“百萬大學生留漢政策”,解決了畢業生落戶難、住房難、收入低等痛點;

重慶也發佈“鴻雁計劃”吸引人才;成都則有捆綁落戶、就業的“蓉飄”計劃;西安最大限度放寬落戶,為畢業生求職新一線城市奠定了堅實的政策基礎…新一線城市的大力留人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上廣深的人才流失。

趕集網發佈的《2018年畢業生就業報告》顯示,武漢遠超一線城市,成為很多95後應屆畢業生的首選就業城市,成都、西安、杭州、重慶、東莞等新一線城市也位居偏好工作城市前十位,95後選擇工作地點看重“機會”和“發展”。

新一線城市對95後應屆畢業生的吸引力正在增強。新一線城市在人員成本、薪酬待遇、管理培訓費用等方面也都要低於一線,大型企業為方便頂尖人才的輸入和流向,紛紛向中西部城市開疆拓土,“逃離北上廣”似乎成為擺在企業面前的必要選項。

華為去東莞小米去武漢,企業頻頻“出走”是對一線城市的集體恐慌

除人才政策外,新一線城市也注重改善創投環境,接連推出寬鬆的投資政策提升城市產業集群競爭力。

在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內涵的豐富以及人民群眾對人居環境要求的不斷提高,諸多新一線城市已經具備企業發展的優良資源。

此外,很多新一線城市不斷放寬准入條件,打造營商軟環境建設,創業園區、孵化器、財政補貼是新一線城市政府最常見的支持手段,並以其完備的配套、便利的政商資源集結成為各類企業的首選之地。

華為新址東莞市2015年發佈《關於鼓勵企業利用資本市場的若干意見》,對於成功掛牌新三板的企業,每家企業最高資助50萬元。

2016年,東莞市松山湖高新技術企業上市促進會成立,協會將組織會員企業出資設立基金,目前意向募集資金超過5000萬元,欲致力解決園區中小型創新企業發展融資難等問題,部分輿論指出東莞向落戶企業拋出的橄欖枝也是吸引華為搬遷的重要助推因素。

華為搬遷無疑為輿論場貢獻了一波話題和熱度,不管是豔羨華為斥資百億打造的歐洲小鎮新基地,還是唏噓華為的“逃離”,這個帶有明星光環的民族企業用一場華麗的搬家再次調動起了輿論神經。

華為去東莞小米去武漢,企業頻頻“出走”是對一線城市的集體恐慌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