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益東洞祖上以金瘡、產科為業。他19歲隨祖父門人學習吉益流金瘡產科之術，一日忽謂：“懷孕者，婦人之常也；金瘡者，外傷也。無病則無藥而可，有病則隨證治之，何分科哉？”乃從家傳之書中採擇二三奇術，而置其他於不顧，專心於經典研讀。“寒夜避爐，以慎其眠；蚊蟄攻身，以戒其睡”，遍閱《素問》、《靈樞》以降百家之書，至30歲時，乃大悟。37歲到京都以“古醫道”為旗號開業行醫。但一直到其40餘歲，方始聞名。50歲，選《傷寒論》及《金匱要略》方，加以分類，編成《類聚方》公之於世，世人始知其“古醫道”之意。其後又再輯173方，附上其論證治術，是為《方極》，以為“在仲景的藥方外，無可取之方也。”其對仲景之方推崇一至如斯。
那麼吉益東洞是如何研讀經典的，又是如何加以總結的呢？這是本文探索的重點。
《藥徵》——試藥法。
在吉益東洞看來，古代的經典的微言大義，由於時代久遠，吉益東洞稱為“世遠”，歷代醫家的故意私藏而造成遺失，吉益東洞稱為“人泯”，各種原因導致的經文原典的損毀，吉益東洞稱之為“經毀”，因此，今人“雖欲正之，未由也已。”那麼怎樣才能最大限度的逼近原旨意呢？吉益東洞提出了一個“試方法”。說是試方，實際上是依據經方來試藥。這是一種基於對經文文本比類分析，再結合臨床驗證來歸納仲景方義的方法。
那麼吉益東洞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他將《傷寒論》按照藥物為經，經文為緯，進行了分類和比類。從藥物在一方中的用量多少，以及各方主症之間的差異進行類比，從而辨別該藥的主治和旁治。這是第一步。他稱為“考證”。
那麼這個主治和旁治到底正不正確呢？他又通過臨床驗證加以證明，讓療效作為證據，此其二。
再據此對經文中，不甚明晰的經文進行推敲，稱為“互考”，從而進一步發經文之旨。此其三。
在據以辨別歷代醫家之論，以達到爭鳴的目的，稱為“辨誤”。此其四。
最後，對所用藥物進行古今考據，以明確其指。此為五，稱為“品考”。
試舉“石膏”一例。
石膏在仲景《傷寒論》中出於以下方劑：白虎湯、白虎加人參湯、白虎加桂枝湯、越婢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大青龍湯、木防己湯。按照症及量比類如下：
經過比較，吉益東洞認為石膏的主治是：煩渴。旁治是：譫語、煩躁、身熱。
他稱“右歷觀此諸方，石膏主治煩渴也明矣。凡病煩躁者，身熱者，譫語者，及發狂者，齒痛者，頭痛者，咽痛者，其有煩渴之證也，得石膏而其術核焉。”
這種認識究竟在臨床如何呢？吉益東洞在臨床加以檢驗：
為渴家無熱者，投以石膏之劑，病已而未見其害也。
方炎暑之時，有患大渴引飲，而渴不止者，則使其服石膏末，煩渴頓止，而不復見害也。
《名醫別錄》言石膏性大寒。一般醫家多認為其用於除熱。故此，非壯熱不用。以為有害。吉益東洞類比傷寒諸方，認為，其主治為煩渴，非取其性寒也，但見煩渴，就可使用，不必過慮其性寒之害。“然仲景之用藥，不以其性之寒熱也，可以見矣。”這是非常大膽的見識了。
這種“以經文類比加臨床驗證的方法”可以說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讀經方法。
而吉益東洞的《藥徵》就是這種方法的產物，所謂徵，實際上是“證明”的“證”。很多後人讀吉益東洞的書覺得似乎很容易上手，每一症，每一藥，都有所對應，但也沒有了陰陽五行、運氣主客、甚至沒有了性味歸經、君臣左使，“有是症便用是藥”，因此，後人毀之譽之，都很極端，即使是日本，也是有人目其為岱嶽，有人目其為魔鬼。但無論如何，這種論證方法和結論，基本上構成了吉益東洞的學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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