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7月21日，對時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來說，是倒黴的一天。他的船遭遇颱風，主桅杆斷裂，同船10多個人被困在無人荒島上，只剩一些食物、一塊防水布和8瓶杜松子酒。
幸虧遇到一名中國水手，同意送他們回去，但要收費3300元。此時中英鴉片戰爭正打得不可開交，清廷採取金錢刺激手段：擒獲義律賞洋銀10萬元，生擒白人士兵一名賞200元。
義律他們搭乘的民船開出沒多久，便遇上官船，此時2名英國人正在甲板上得意洋洋地吃午餐，船家忙把他們推入艙底，並蓋上席子。官船顯然知道有英軍船隻失事，大聲問船家看到了什麼，船家輕鬆地回答說：“沒有，沒有。”
就這樣，義律死裡逃生。
船家發了一筆小財，但與清廷的賞格比，連三十分之一都不到，他們真傻嗎？其實不然。自1757年後，在廣州的中英貿易記錄中，基本找不到清商向英商討要欠款的記錄。而英商討要清商欠款的記錄卻很常見。因為清商們都明白，朝廷不可能為他們出頭，反而會招來貪官們的覬覦。在一個不承認私有財產的國度，官方許諾根本靠不住。
船家當然想多賺錢，可誰願意招惹一個說話從來不算數的巨無霸？所以他寧可選擇去賺少一點但穩當的錢。
其實，在那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戰爭中，與這名船家想法近似的大清臣民並非少數。
當英軍踏上異國土地時，本以為會落入仇恨者的海洋，可令他們驚訝的是，軍艦所到之處，立刻被小販們包圍，甚至在激戰時也是如此。一個英國上尉回憶說：“這是一個多麼神奇的國度啊……他們在一個地方跟你做買賣，但在另一個地方，你會與他們作戰，殺死他們，毀滅他們！”
只要給錢，天朝子民就會告訴你哪口井被下毒，該怎麼迂迴到清軍的背後。英軍所到之處，從不缺新鮮的食物和水，面對複雜的廣州水路，中國船伕爭相為英軍提供服務，就像今天火車站外糾纏不休、令人生厭的出租車司機們。“揚威將軍”奕經密謀對英軍發動偷襲，可當天晚上，一個未成年的中國孩子便冒著被砍頭的風險，將消息傳遞給了英軍。
英軍佔領寧波後，充當間諜的德國傳教士郭士立被任命為“知府”，中國百姓知道他的名字，卻執著地稱他為“郭爺”，還為他寫了一首意在美的打油詩，說：“自來官府斷案不如郭爺速。”郭士立培養了一支由中國人組成的間諜隊伍，其中一人發誓說，只要資助他去北京參加科考的費用，他就願“效犬馬之勞”。
連英國軍官們都不太相信會出現這樣的場面，當他們向清軍發起攻擊時，當地農民“神情麻木地端著飯碗，吃著米飯……儘管他們看到外國人正在和自己的同胞打仗，而且以他們所處的位置，他們自己也身處隨時會被槍炮打死的危險中”。
為何人們喪失了最起碼的家國意識？原因很簡單，在皇權專制的統治下，他們從來沒有被當成人來看待過，從來沒享受到做人的基本權利。
朝廷大員裕謙在東南沿海招民眾入伍抗英，可私下卻說他們“均屬匪類”……以之攻夷，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間有傷亡，亦不足惜，既不致有損天威，並可為地方除害”。
“靖逆將軍”奕山則說得更露骨：“是防民勝於防兵，而防兵勝於防寇。”奕經的軍隊長途行軍時，“沿途擄丁壯，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臥而入城”。
許多百姓是被清軍綁架到這場戰爭中的，可在官員們眼中，他們反而成了另一種敵人。負責防守鎮江的老將海齡不準備戰具，專注於在城門口抓所謂的“漢奸”，“每有婦人孺子見旗兵驚走，即追而殺之”，城破之際，海齡不檢討自己的殘暴，反而再次聲稱“闔城皆漢奸”。
甚至連“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也不免存有類似的偏見，大清子民在他眼中只有兩種人：漢奸與潛在的漢奸。
耆英曾檢討過：“營員兵丁，亦無不以民為可欺，借巡查勒索商旅，買食物則不給價值，窩留娼賭，引誘良家子弟，代賊潛銷牲畜。”
所以當清軍戰場失利後，百姓立刻圍燒官船，甚至用長竿將所有逃生者逼回火海，攻破州府縣衙，百姓立即聚眾劫掠一番將之付之一炬。
如果誰還不明白“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如寇仇”的含義，那麼，這便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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