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子口戰役紀念碑 資料圖
山路漫漫，一層層，一環環，嶺接嶺，山連山。車子轉過一個很急的山彎，臘子口就在眼前了。
兩側的萬丈山崖如刀劈斧斫，谷底窄窄的臘子河奔流而下。抬眼望，一線天截斷了悠悠白雲。
臘子，藏語意為“山脊”。臘子口所在的迭部縣，藏語是“大拇指”的意思。傳說，古代有位叫涅甘達娃的神仙路過此地，被密密匝匝的山石擋住了去路，他便伸出大拇指輕輕一摁，頓時，山石開裂，驚天動地，顯露出一條長長的通道來。
81年前，也是這個季節，在這裡曾發生過一場“響了一透夜槍聲”的激烈戰鬥，為碧水青山增添了一抹血色印記。
“我的父親就是那時隨軍打到了臘子口，然後就留了下來。”站在臘子口隘口，迭部縣婦幼保健站站長唐玉玲娓娓道來。
“當時，父親唐明軍是紅一方面軍一軍團二師四團的一名‘紅小鬼’。他的團長叫王開湘，政委叫楊成武，紅四團還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稱號——‘紅軍長征的開路先鋒’。”
1935年9月16日午後，紅軍先頭部隊沿著河邊的棧道抵達臘子口。當時盤踞在甘肅南部的軍閥、國民黨新編14師師長魯大昌為阻斷紅軍北上之途，在臘子口修築了層層工事，光碉堡就壘了不下20個，方圓不足百米的險要地帶，集中了兩個營的兵力。他知道紅軍缺衣少糧，想憑藉峽谷易守難攻，在這裡把紅軍堵死、困死。
這是一場十足的險仗。臘子口如果打不開，紅軍就得重回草地去，唯有拿下這一“川甘鎖鑰”，才能繼續向北朝著甘肅腹地進發。
如今，隘口處那座碉堡是後人仿製的。4米多高的圓筒形建築藏在峭壁下方，上下兩排共6個20釐米見方的射擊孔黑黢黢地嵌在碉堡牆上。牆體很厚，從射擊孔伸胳膊進去，手指勉強能探到裡牆。
如此堅固的堡壘，難怪當年紅四團的數百名戰士從下午4點開始發起了五輪衝鋒，都屢攻不下，截獲的情報又顯示，敵人的後續部隊正在向臘子口增援。“必須趕在天亮之前拿下臘子口！”黑多寺紅軍駐地，指揮戰鬥的毛澤東下了死命令。
由於過草地時腳部受傷感染，唐明軍並未衝在最前面，但親眼目睹了那場戰鬥的慘烈。“父親有時會念叨，‘戰士一個一個倒栽蔥地從橋上掉到河裡了’，然後就別過頭去，半晌無語。”唐玉玲黯然道。
攻打臘子口紅軍究竟傷亡幾何，即便在臘子口戰役紀念館中，也沒有確切的答案。
經過偵察，紅軍發現了守敵兩大弱點，一是碉堡沒有蓋，二是山頂沒設防。紅軍決定正面佯攻、側面迂迴，兩個連組成的敢死隊攀崖上山，準備自上而下給守敵致命一擊！
臘子口峽谷谷底海拔2200米，山頂海拔2900米。在一線天主峰靠北的峽谷中，有一面從河床邊幾乎近90度垂直、高約百米的石壁，往高處看去，除了峭壁邊緣和山頂斜斜伸出的一些樹幹外，整個石壁光禿禿的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但，這就是當年紅軍從側翼攀爬上去的那道懸崖。
關於這場戰鬥，附近的幾個村寨裡，多年來流傳著一個介乎傳說與紀實之間的故事。危急時刻，一名瘦瘦小小的苗族戰士自告奮勇，將帶鐵鉤的長竿投向懸崖，然後順著竹竿，像猴子一樣爬上山去。
唐玉玲也聽父親講過這名小戰士的故事，只知道他隨軍走過了貴州、雲南和四川，被戰友們親切地喚作“雲貴川”，真名則至今無從知曉。楊成武將軍在回憶錄裡留下過這樣一段描述：“他只有十六七歲，中等身材，眉稜、顴骨很高，臉帶褐黑色，眼大而有神……”楊成武還說，在飛奪瀘定橋的戰鬥中，也是這位“雲貴川”攀援鐵索，和班長廖大珠一起衝進了火海。
天色已然黑透，在崖下焦急等候的戰友們終於接到了“雲貴川”扔下來的、由紅軍戰士綁腿連綴而成的“長繩”。十來名敢死隊勇士拽著“長繩”，將刺刀扎進巖縫，攀上了峭壁。
次日凌晨時分，佯攻部隊趁著守敵睏乏，艱難靠近碉堡，一枚手榴彈扔進碉堡，火光沖天。幾名突擊戰士衝了進去，和敵人廝殺。此時，山頂三枚信號彈劃破夜空，衝鋒號響徹山澗，敢死隊的勇士們神兵天降……
當9月17日的陽光照進峽谷時，紅軍已將敵軍攆出了90裡外。
臘子口打開了，滿盤棋都走活了。
由於腳傷不能行軍，唐明軍被留在距離臘子口20多公里外的洛大鄉翠古村養傷。一個月後，傷愈的他重回臘子口尋找戰友，但隊伍已經走遠，只留下木橋彈痕斑斑，去往岷縣的土路上還覆著厚厚一層彈殼。
後來唐明軍就在翠古村安了家，直至終老。每年清明時節，他都要走山路去臘子口看一看。“父親就站在谷口默默地望著，好像他的戰友還在不遠處一樣。”唐玉玲說。
唐明軍追憶戰友的地方，如今矗立著9.16米高的臘子口戰役紀念碑，以緬懷1935年9月16日深夜的那場激戰。
紀念碑旁，山峰依然峻峭，山路仍舊蜿蜒，只是棧道不再，柏油鋪路，車水馬龍，昔日天險已變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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